清末雲南回民事變及其領導人物

作者／王文中

一、前言

當太平天國洪秀全佔據南京，掩有全國三份之二省份的時候，雲南回民杜文秀，亦於咸豐六年（一八五六），佔據大理，並先後攻下整個迤西州縣，與清廷抗衡達十八年之久。就勢力言，杜文秀遠不如洪秀全之大，就時間言，洪秀全僅撐持了十五年，而杜文秀卻以彈丸之地抗拒了十八年，使清廷統治，受到極大打擊。如謂洪秀全之抗清為民族革命，則杜文秀之反滿又何常不是民族革命。

不可否認的是杜文秀起事之前及起事之初，遭受滿清地方官吏之挑撥離間，使當地回民與漢人之間，發生了極慘痛的鬥爭，互相燒殺，互相擄搶，傷亡之大，流離之苦，造成雲南近代史上未有之慘劇。直至杜文秀被舉為「總統兵馬大元帥」，宣佈：「欲做大事，必須收拾人心，不宜專尚武力，且漢眾回寡，尤須重用漢人」；從此極力消弭回漢隔閡，選用能文能武之漢人，贊襄舉事，而造槍砲，造火藥，造弓箭，造盔甲，鑄印信，築營壘等等重要工作，幾全屬漢人，達成回漢一心，共抗清軍，此亦為不可否認之事賓。

所遺憾者，漢人中有不少記載，不作深入瞭解，不作全盤觀察，僅憑一人一地之直覺與感受，而痛詆回民為殘暴，為搶匪，置滿清地方官吏幕後作祟於不聞不問之列，更置民族大義於不知不覺之中，殊覺令人痛惜。近讀中央研究院近代中研究所印行之「咸同雲南回民事變」一書，（王樹枕先生著），以純學術性，純歷史性觀點，參照清廷檔案與回民及漢人之私家著述，以及英日兩國資料，（不下三百二十餘種），深入探討，作成平實與客觀之敘述，堪稱為研究雲南回民事變之可靠史實，特將其中比較重要部份，略加簡述，藉供吾滇父老兄弟姊妹之參考。

二、事變起因

一、遠因回教自傳入中國以後，歷唐、宋、元、明各朝代，多已與漢人同化，惟對宗教信仰仍極保守，有許多不同於漢人之特點；如回教徒素重清潔，不與非教徒同居一處，不食豬肉，不飲酒，故不與非回教徒共烹調，亦不與異教徒通婚姻，而宗教教義，祇對回教徒講授，不向非教徒解釋，甚有厭惡非教徒之不清潔而拒絕其進入清真寺（回教禮拜的地方），故回教徒遂逐漸與非回教徒之漢人發生隔膜，築成了一條無形的鴻溝。在唐、宋、元、明各朝代尚無顯著磨擦，至滿清入主中國後，因明代遺民多有反清復明之鬥爭，甘州回教徒丁國棟、朱喇印，於順治五年四月，亦擁護明宗室朱識鋐出師攻清，是為回民反清之始，最後雖遭失敗，但已種下回教徒仇視滿清之種子，此後回疆大小和卓之役；烏什之民變，張格爾之役，蘭州與石峰堡之役，同治間回疆之役，以至雲南回民事變，終滿清之世，回教徒均站在反抗地位，故清廷遂恨之入骨，對雲南回民事變，曾有「斬盡殺絕，勿留根株」之指示，地方官吏亦挑撥漢人與回民作慘烈鬥爭，以遂滅回之最終目的，是為雲南回民事變之遠因。

二、近因雲南回漢殘殺，種因於爭奪礦廠，咸豐四年（一八五四），石羊廠之爭奪，即為直接導火線。石羊廠（銀廠）屬楚雄府南安州（今雙柏縣），於康熙二十四年（一六八五），即已開挖，但產量不多，至道光廿八年（一八四八），礦師馬蛟（河西縣西鄉回人），用「代石」配煉，產量大增，遂成為回漢雙方拉鋸爭奪之目標，死傷人命，不計其數。更進而引起迤西迤南回漢間大規模之殘殺，星星之火足以燎原，誠非虛語。

其實石羊廠之爭奪，僅為事變發生之導火線，而咸豐六年四月十六日（一八五六、五、十九），省垣慘殺回民，才是此次事變擴大之重要原因。主其事者為巡撫舒興阿，按察使清盛，（均係滿人）舒興阿害征沖病，早已神智不清，清盛則不學無術，性情殘暴，二人先出示齊集民間團練，遇有滋事回民，准其格殺勿論，後於四月十六日至十八日，在省城內外，瘋狂的搜殺回民男女老幼，死亡達三千人以上，造成空前未有之浩刧。但舒、清二人意猶未足，更下令全省府廳州縣，一致殺回，其命令係用滾單傳送，一村滾一村，一縣滾一縣，不數日即滾遍全省，回人聞此惡訊，亦少數移多處，小村移大村，並築碉堡以圖自衛，有破釜沉舟，誓不兩立之決心，不僅以實力對付漢人，並戕官踞城以對付滿清，一場大亂，遂一發而不可收拾，坐令三迤勝地變為血腥世界，四百萬回漢良民，均為滿清惡政下之冤魂，豈不痛哉。

三、領導人物

此次回民事變的發展形勢，其決定因素，關係在幾個領導人物的身上。以雲南三迤來說，迤西方面由杜文秀領導，迤南方面由馬德新、馬如龍領導，迤東方面由馬聯陞、馬榮領導；但馬聯陞與馬榮，力量不大，且無定見，於同治三年（一八六四），均被處死，黨徒亦隨之瓦解，其與全局影響不大，故略而不述，玆就迤南馬德新、馬如龍，迤西杜文秀三人，略加論述。

㈠馬德新主和  馬德新字復初，雲南大理府下關人，生於嘉慶元年（一七九五），為元朝咸陽王賽典赤二十一世孫，少承家學（回經），壯遊秦川，博訪廣諮，晚好儒學，深明大義，但不喜功名仕進。於道光二十一年（一八四一），由雲南經緬甸印度至阿拉伯朝覲，並至土耳其君士坦丁研究天文地理及回教經典，頗有成就。回國後，於道光二十八年（一八四八），設教於臨安回龍村，四方來學者不計其數；後在事變中居領導地位之馬如龍、杜文秀，皆為其弟子。此時先生除教學外，並著書三十餘種，除闡述回教教義外，並溝通儒家與回教之學術真理，清除回漢間之隔膜。所以他不但是一位空教家，也是一位淵博的學人；不幸於殘年晚景，捲入事變漩渦，成為時代的犧牲者，實為學術界一大損失。

馬德新年高德勛，極受回民尊敬與愛戴，大家都稱他為「老爸爸」，當石羊廠事變發生後，雲南各地，回漢鬥毆，不斷發生，滿清官吏，又從中挑撥離間，大有燎原之勢，馬如龍欲聚眾報復，老爸爸聞之，即喚馬如龍至寺內，面予開導說：「我們回教在中國內很少，若與漢人爭鬥，終要失敗的；我們所賴以存在的就是道德法律，不道德的行動，犯法的事情，照儒家書理是做不得的，照回教經義更是不能違犯」，這才把馬如龍勸阻下來。同時他又遣人到臨安府及省垣，替遭難的回民，遞殺申冤，不料官廳竟置之不理，後來省坦大舉稟回，各地回民聞之，遂風起雲湧，力圖報復，血雨腥風，終至不可收拾，老爸爸始於此時，應各地回民之請，約同徐元吉、馬如龍等率眾北進，分佔澂江、呈貢等地，於成豐七年閨五月直迫省城。

但他的目的，祇在謀和不願決鬥；所以他率眾向省垣進發時，一面進兵，一面不斷向總督恆春稟報，請懲辦倡首滅回之人以服眾心，而恆春均批斥不准，回民因此更憤，遂大肆燒殺，恆春束手無策，終以一死了之，但已無濟於事了。

恆春死後，新任總督吳振棫，一力主撫，與老爸爸目的相同，回漢議和，得以順利完成，咸豐八年正月，雙方簽訂和議章程，回眾陸續散去，馬如龍回館驛，老爸爸則令馬永主軍事，他自己又回復唸經禮拜的寧靜生活。但吳振棫有一個以回治回的構想，奏請滿清政府賞給老爸爸四品頂戴的官銜，並頒發「管理雲南清真寺事務」的印信，以堅其圖報之意，且畀以控制之權，老爸爸亦以省垣雖已和解，但各州府縣仍有燒殺之事，杜文秀仍盤踞大理，必須繼續謀和，以求徹底解決，乃接受官銜，與吳振棫合作。但事與願違，杜文秀甘違師命，不接受和解，徐元吉、馬如龍等又在滇南一帶攻城略地，亂事有加無減，成豐十七年七月，署提督楮克昌，因攻杜文秀敗歿於賓川，楚雄等地相繼落入杜文秀之手，總督張亮基，又致函邀老爸爸，請其勸諭楚雄、澂江回民就撫，以息兵端，但無效果。

同治元年（一八六二）正月八日，馬榮接到馬如龍之約，率眾來省，到省後見防兵空虛，乃起異謀，欲佔據省城，引杜文秀東下，席捲全省。當時總督潘鐸見馬榮留省不去，乃親往五華書院開導，不料竟被馬榮部下用長矛刺死，出於倉卒，此事原非馬榮本意，更與老爸爸風馬牛不相及，而有人竟謂為老爸爸所指使，實太冤枉。自潘鐸被殺後，省城秩序大亂，回人又乘機刧略燒殺，署布政使岑毓英等，議推老爸爸署理總督，且經城內耆民敦請，老爸爸因顧全大局，遂予同意，出而維持省垣治安。豈知岑毓英別有陰謀，說他有異心，竟於同治十三年四月十三日（一八七四、五、二八），命馬忠誘老爸爸至其家殺之，使八十一歲的老翁，遭受一刀之苦，人謂岑毓英心地險狠，手段毒辣，於此可見一斑。而老爸爸以滿腔謀和的慈祥善意，竟落得如此下場，實令人悲痛不置。

㈡馬如龍受撫　馬如龍字雲峰，原名席珍，字獻廷，人多稱他為馬獻（亦作現），考武試時才改名如龍。生於道光十二年（一八三二），幼年時與杜文秀、馬聯陞等，因在馬德新門下受業，與杜文秀有同學之誼，但後來杜文秀讀儒書，中了秀才，馬如龍卻去考武生，府考院考，都考上第一名。他身長七尺，腰大數圍，勇力過人，這就是他後來在回民事變中能當領導人物的基本條件。

馬如龍領導回民事變，是由咸豐四年（一八五四），帶領了漢、回、夷八百多人攻佔了石羊廠開始，他的動機實為替回民洩憤復仇，並無其他志向，咸豐七年（一八五七），馬如龍與馬德新、徐元吉等第一次圍困省垣時，他也贊同馬德新主和之議，簽定漢、回和睦章程，解除了省垣之圍，咸豐十年（一八六○），受撫之議既定，馬如龍與徐元吉來省，聽候編遣，不意巡撫徐之銘與省垣漢紳，加以阻撓，遂起衝突，徐元吉戰死，馬如龍退回迤南，稱「三迤大元帥」，遂成為迤南回民的軍事最高領導人，但較杜文秀咸豐六年即稱「總統兵馬大元帥」則遲了四年，且馬如龍並無設官建制的舉動，兩人對事變的態度與目的是顯然不同的。

馬如龍於同治七年（一八六八），答復杜文秀的大司衡楊榮的勸降書上，也明白表示了他的態度，祇在復仇而非抗清，他的信上說：「……仇其所當仇，赦其所當赦，總求我回死者得以暝目，生看得以甘心而後已，並不敢因此稱王稱帝，與朝廷為敵，但冀從此為朝廷除賊官，可為朝廷保良回……」，其無抗清之意更為明顯。至咸豐十一年受撫以後，則更全心全力為清廷效命，恣意屠殺同教回民，雖然達到了討取功名富貴的目的，但也為同教中人恨之入骨了。

馬如龍受撫後，初任總兵，後昇提督，坐鎮省垣，已成為方面大員，後於光緒元年（一八七五），調任湖南提督，但他不顧官場體統，任性胡為，不到三年，便丟了官，丟官後，自知為全省回民所切齒痛恨，不敢返回家鄉，竟往四川敘府落籍，有家歸不得，下場亦屬可憐了。

㈢杜文秀字雲煥，號百香，雲南永昌府保山縣金雞村人，生於道光八年（一八二八），本姓楊，後過繼杜氏。道光二十五年九月二日（一八四五、一○、二），永昌回漢發生打鬥，金雞村亦遭燒殺，除文秀幸免於難外，一家老幼均全數遇害，連未婚妻亦被人搶走，甚至田產亦被人侵佔，文秀至永昌府告狀，未得要領，祇好往來順寧、蒙化等地，作小本經商，一年以後，產業仍未歸還，乃於道光二十七年（一八四七），到北京叩閽（向皇帝告御狀），總督林則徐奉命查辦，因而激起保山哨民劫囚殺回抗官之事，轟動一時，杜文秀之名遂傳遍滇省，為所有回民所欽仰，此時他年方二十，不愧為一少年英俊人才。

咸豐初年，杜文秀與藍金喜、馬朝珍、馬金保等在蒙化結盟，意圖報復，六年（一八五六）春，薩金喜、馬金保攻姚州，提督文祥調兵往剿不利，姚州遂為藍等佔領，迤西情勢緊急。同時鶴慶回民謀刺千總張正泰未成，正泰遂大殺鶴慶回民，並揚言前來大理殺回，而大理漢人於八月初九日迎團，亦有殺回之意，城內回民，一面備戰，一面趕往蒙化求援，杜文秀等即糾眾八、九百人，向大理進發，先佔下關，後於八月十八日，佔領大理城。

杜文秀等佔領大理後，各地回民，紛紛響應，聲勢益大，乃共推杜文秀為「總統兵馬大元帥」，於九月二十五日（一八五六、一○、二三），舉行隆重的就職典禮，並分定官職。杜文秀當眾宣佈說：「欲做大事，必須收拾人心，不宜專尚武力，且漢眾回寡，尤須重用漢人」，眾皆欽服。當時貴州郎岱聽人沙謙（本名呂藩），亦大加贊成。此人頗有才略，曾在洪秀全處擔任要職，因犯錯誤，逃至大理，隱藏沙家，因改姓沙，並改奉回教，投靠杜文秀，他極力主張漢回聯合一致抗清，並且說：「天下現已大亂，正英雄造時勢之際，若失此機會，恐回教子孫，將無遺類，故必須做一番頂大危行，使後來無人敢再有滅回之舉」，這番議論給杜文秀很大的啟示，也給他很大的影響。因為他以前赴京告狀，只望清廷主持公道，並無反清之意；即進攻大理之時，亦志在報仇雪恨，亦無反清企圖，今得沙謙之提示，才振奮了他抗清的決心，誓與清廷周旋到底。

杜文秀立帥之後，即積極籌劃建制，設置帥府，定文武官職，釐訂地方行政區劃，規定財政收支，加強軍事組織，並制訂以下幾項方針：

①仿行明制 易服留髮 ②尊重漢教 不分畛域

③擢用漢人 回漢一體 ④施行仁政 惠及黎民

就這些措施看來，已不僅是一個小朝廷規模，簡直是一個正式國家的制度了。

杜文秀此時，雖沒有正式喊出「民族革命」「打倒專制」的口號，但不斷與清兵鏖戰，不斷向外發展，充分表現與清廷誓不兩立的決心。在內政方面，亦照預定方針，認真執行，尤其是推行仁政方面，確為當時人所稱道，昆明人王鼎臣說他：「內政極佳，迤西自楚雄以上，雖軍事浩繁，人民安居樂業，夜不閉戶，其道無他，即良好政治附以宗教也」。漢人編的大理縣志稿也說：「田賦征糧米，除丁銀，訴訟速審判，禁羈押，民多便之」。這就是他所說；「欲做大事必須收拾人心」的充分表現。

杜文秀的雄心和民族意識雖在德新、馬如龍之上，但以迤西彈丸之地對抗清軍亦不敢自信有成功的希望，最多亦祇欲重興南詔的規模而已，他在帥府的大殿上親手題了一副對聯是「併吞六詔猶餘事，欲效三皇恐未能」，所以他要和清廷周旋到底，亦不過是知其不可為，而為之罷了。同治十一年（一八七二）十一月，楊玉科（麗江人時在岑毓英部下任征西統領），猛攻大理內城，杜文秀知大勢已去，於二十五日召集文武官員會議州眾皆主張投降，遂決定一人出城受首，以救滿城百姓，於二十七日服毒後，乘費呃大轎出城，文武百官跪送，哭不成聲。文秀至下兌村晤楊玉科曰：「楊大人本帥凑你成功，不干城中老小之事，你要另眼相看」，楊玉科也答應他：「大元帥放心，此事皆因所逼而起」，時杜文秀所服之毒已發，呼吸將絕，楊玉科即令人將其首級割下，成全他成仁取義的氣節，亦死得其所了。

四、結語

此次事變，雖起於回漢互鬥，而其擴大與延長，則為官方因應失宜與挑撥離間所致。倘事變初起時，各府廳州縣處置得宜，即可立予弭平，決不致擴大；但此輩官吏多貪庸無能，志在財貨，與地方紳士狼狽為奸，而他們又多為漢人，一遇回漢尋釁，亦多方袒漢欺回，不能持平辦理，致使星星之火，變為燎原，回漢同胞，死傷在四百萬人以上；三迤原氣，百年後尚未能回復，讀史至此，不禁令人悲從中來矣。

【本文收錄於《雲南文獻》第三期；民國62年12月25日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