雲南與中原

作者／后希鎧

一

我們雲南人到了外省，常常碰到外省朋友發問：

「你們雲南講的什麼話？」

因為中國人的方言很多，尤其長江以南，許多省區方言就不止一種；隔條河，隔座山，方言就不相通。所謂：「要，到雲南半邊天」，雲南遠在國疆西陲，又與東南亞各國毗磷，在內地方言眾的同胞看來，也一定像他們一樣，講著與國語不相通的方言。所以，才問我們講的什麼話。

在講方言的外省朋友來說，他們問我們講何種話，似乎非常自然；答以講客家話、溫州話、潮州話醴陵話等等，似乎也是自然而然的事。如果我們答：「講雲南話」，也許問話的朋友還會補問一句：「雲南話怎樣講？」如果我們說：「講雲南話好做講國語一樣。」問話的朋友就會大吃一驚發出啊的一聲，好像發現新大陸一般。

問話的朋友聽說我們講的話猶如國語，常常會問：

「你們雲南人是不是吳三桂帶去的？」

不錯，吳三桂到過雲南；不過這名敗兵之將是「暫棲雲南」，因為我們雲南人的祖先，老早就在雲南從事文教建設，無異於內地了。

我不知雲南老鄉有沒有「特別的」感覺？但於，當外省朋友問我：「你們雲南講什麼話？」「是不是吳三桂帶你們去雲南？」我就會覺得中國太大，中國人很不容易了解本國的地理和歷史；大家都應該在這方面努力。

我寫這篇文章，不是以寫論文的方式著筆，而是以講古的姿態，談談我們雲南的古代是如何。也許對沒有時間多涉典籍的朋友，會有一點小小的貢獻。當然，希望對雲南史地飽有研究的方家，有所匡正；拋磚引玉，引以為榮焉。

二

假如中國正史可以從黃帝算起，黃帝的嬌子昌意，就到若水做諸侯，娶蜀山氏的女兒。相傳若水就是現在的金沙江；這條江不過是長江的上游，流經雲南的北部。

假如我們中國人都是炎（帝）黃（帝）的子孫；那麼，黃帝的兒子，在史前時期就到雲南的金沙江繁殖，他將中原文化（教化）帶到雲南，應該是「想當然」的事。

傳說時代的古帝「勢力」，也常有和雲南接觸的記載。因為是傳說，又多荒誕不經的故事，所以不必詳述。但是，我們必須建立一個觀念，就是中國的歷史，便是從那些荒誕不經的傳說演進而來。雲南既然與那些傳說連在一起，雲南當然在傳說時代，就與中土混而為一了。

例如昌意降居若水為諸侯；假如若水就是今日的金沙江，雲南怎能稱之為化外呢？假如說雲南的非漢族同胞很多，就算「化外」；那麼，中國（中土）本來就是諸夏、諸羌，諸戎雜居之地。我們祇能說「聞道有先後」，不能以族別分內外。

例如武王伐紂，濮人會於孟津。如果濮（人不通教化，怎麼會去「勤王」？這就證明在周朝開國之時，雲南就對國家（中原）伸出援手，支援正義之師，完成弔民伐罪的革命工作了。

以現代治史的眼光來看，傳說時代的故事，都不能作為信史。假如傳說時代的故事不算數，不算數的傳說，就不止雲南，而是整個中國的傳說時代，都要擱置在一邊，以待史料的搜集。假如昌意不算數，昌意的老子是黃帝，那裏有承認老子而不承認嫡子的道理？假如我們承認黃帝是祖先，我們便得承認昌意是第一位「雲南王」。像昌意這樣的王子，分封全國各地，歷代不知凡幾？

所以，我們肯定雲南在傳說時代，便與中原的傳說時代不可分。也就是「中原加雲南」，才是完整的中國。做五胡亂華的時代，像殘唐五代時代，像南朱偏安時代，中土缺少了雲南，中國便不完整，中國也處於憾事多多的分裂局面。

這就是說，從傳說時代開始，也就是從黃帝開國之時，雲南與中原是一個整體了。「中原」與「邊省」，不過是一體的兩面；也就是中原與雲南，都是中國不可分的版圖。無所輕重，才合有完整的中國。

三

不論古今治史的史家，大抵認為昌濮，百濮或古濮，都是指雲南一帶而言。所謂「山川名號，與世移易」；也就是古今的稱謂，雖然有所不同，但山川依舊，指的還有一個地方。

到了戰國時代，我們的國家，老早進入有史時代。稱雲南為「滇國」，便是從楚國的將軍莊蹻「王滇」開始。

莊蹻為什麼會「王滇」？也與中原的政治形勢相關連。楚國頃襄王派莊蹻率軍順長江而上（一說沅水），「經略」巴（重慶一帶）黔（貴州夜郎）以西，到達「滇池」。

滇池就是昆朋俗稱的「草海」及「昆陽海」，也就是大觀樓有名的孫髯翁長聯之首句：「五百里滇池奔來眼底……」的滇池。古籍說滇池「方三百里」，雖有兩百里的差池，指的就是這座高原湖泊。因為「滇」與「顛」同音，便將何以稱之為「滇池」的由來，歸因於池水的流向。

依照我國的地勢，江河都是東流入海。又以雲南橫斷山脈的走向而言，江河都是自北流向南方。但是，滇池的水流，卸像非洲的尼羅河－樣，向北方流出。滇池從西南方出口，流入螳螂川之後，就北流為普渡河，入於金沙江。雖然成了長江上游的支流，但在雲南境內，一直「大江北去」，成了倒流的形勢，所以稱之曰「滇池」；而且源頭大而泄渠小。

莊蹻既然到了滇池，雲南也就屬於楚國了。

這時，正值秦國統一天下，楚國破秦入侵，莊蹻便成了有國歸不得的遠征將軍。秦軍既未兵威雲南，莊蹻就在雲南推廣教化，做了君長，也就是古籍所說的「王滇」；「滇國」便是這樣來的滇國就是中土之人所建。

這裏，特別值得一提的是莊蹻「變服從俗」，好像莊蹻自外於中國一般。事實上我們是一個常常改變服裝的民族，趙武靈主，胡服騎射，就是變服易俗的一個例子。但是，趙武靈王，並不是變成了外國人。每一個朝代，都要制定本朝的服裝，也不是變成外國人的戀思。莊蹻變服從俗，也就是改變了楚國的舊服裝，自立一個政權，不作秦國的臣民，也不是舊楚的孤臣孽子，而是開拓一個新天地。但是，這個國家到了秦統一天下之後，派常頞略通五尺道，莊氏也就以「秦吏」代代王滇，直到漢朝武帝時代。

這就是說，傳說時代的一切傳說都不算，在真正的史實裏開宗明義第一章就是中土來的莊蹻王滇。所謂莊蹻以「聲教誘服諸彛，彛人告悅，共推跚為君長」，充分說明莊蹻是中華文化的播種者；也就是雲南與中原接觸的開端，就以推廣中華文化為起始。

漢武帝元狩元年（西曆紀元前一二二年）派員出西南夷至滇，探求身毒國（天竺、印度）。就在這年有彩雲見於白崖（鳳儀縣東南，今祥雲），遺使跡之，乃置雲南縣這是「雲南」二字出現最早的記載。到了元封二年（西元前一零九年）命司馬相如開益州（滇國）設郡。

當然，在政治上設州郡，更足以說明雲南在漢朝就是中國的本土了；不是西洋人所謂的殖民地。尤其值得我們重視的是益州設立之後，授經教學，便是傳授孔孟之道。我們知道，漢武帝是尊儒家「為一奪」的第一位皇帝，儒衛之成為我國文化的精髓，應該是起於武帝對儒家的「一尊」。就在這個焚書坑儒後的大時代裏，雲南也像中原一樣，「授經教學」，可見雲南的精神文明，完全與內地一致。

在事實上益州郡是流官（朝廷命官）與君長（世襲）合治，矛盾在所難免。就是內地也不是天天太平無事，王莽奪取政權，就是一個劃時代的大動亂。雲南發生大大小小的事端，也是反映中國「動盪史」的一部份。到了蜀漢建興三年，改益州郡為建寧郡，後分建寧永昌（保山一帶），而置雲南郡。這個雲南郡，不是元狩年間所置的雲南縣。但是，這兩個不同的「雲南」，都在今天的雲南省境內。諸葛亮南征，是為了益州的耆帥雍闔造反（建興元年），投靠東吳，後方動搖，影響他的北伐。這也說明內地大亂，雲南也不得安寧。

三國之後的晉朝，雲南還是這個衰弱的朝代的勢力範圍。到了五胡十六國時代，中原動亂不堪，明帝大寧元年（西三二三年）氐胡的前蜀李雄，遺李讓寇寧州（晉朝以雲南全省為寧州，州治在曲靖境內），被寧州刺史王遜派將軍姚岳等擊敗。生遜死後，中原的晉朝已自顧不暇，到了成帝咸和八年（西元三三三年）雲南（寧州）終於被前蜀（氐族）李雄佔領。後來便是南北朝，雲南俠然屬於南朝的宋梁二朝，並未獨立建國。由於梁朝的侯景作亂，中土已經紛亂不已，已無餘力照顧雲南了，雲南由土酋接管，乃是自然而然的事。

就雲南的歷史來說，終上古之世，雲南都在中華文化的薰陶及政治的管理之下，並非異域絕境。尤其在兩晉南北朝，中原道喪文敝的時代，雲南仍一本中國的文化道統及政治傳統，擁護中原的王朝。可見雲南忠於中華文化，認同中原的中央政府的大義凜然之風範，實在可敬可佩。

四

不管怎樣說，相當於中原的唐宋兩朝，雲南出現了兩個與中原皇朝對立的土邦，似乎是歷史的變態，並非必然。因為細考這兩個土邦的存在，都有不可原諒的人為因素；假如這些不愉快的人為因素不發生，歷史上便沒有「南詔」和「大理」兩個土邦的相繼存在了。

人人都知道，兩晉南北朝是我國歷史上最灰暗的一頁，衰弱的中原皇朝，還能治理雲南，偏偏到了強大的唐朝，便會有南詔的抗衡，其中必有不得不爾的道理。

隋朝以兵威統一南北朝的分裂局面，也在雲南用兵，從南寧州（今曲靖以西）抵西洱河以西。唐高祖武德元年（西曆六一八年）派爨弘達為昆州刺史，四年（西曆六二二年）昆彌（西洱河一帶）內附，並派「寬厚有識度」的韋仁壽帶了五百名唐兵，深入滇西，走了數千里，滇人望風歸附，因而設了七個州，十五個縣。

我們必須了解真實的情形│唐高祖之所以派韋仁壽入滇，正面的理由是韋仁壽「實厚有識度」，側面的理由便是朝廷的使臣，多半是「貪縱不法」之徒，「失遠人心」。所以派一位寬厚有識度的欽差大臣韋仁壽，祇帶了五百人，便能在雲南設州立縣。可見，滇人是歡迎朝廷派來的「正派」大臣，真心為國家做事，所以「人人安悅」。當韋仁壽還朝復命之時，很多土酋君長都「泣留」他，還聽韋仁壽的建議，「築城立曠」，關係搞得很好。到了唐太宗貞觀元年（西元六二七年）還派滇人奠歸主為南寧州都督。這就造成了一種風氣│各地滇人都紛紛表示擁護朝廷。後來雖然有反叛事件，但這是中國常見的歷史，幾乎每一個朝代，都常有叛亂發生，雲南各地有叛有服，也不足奇，一直到了玄宗天寶九年（西曆七五零）南詔才擧起叛旗脫離朝庭。

說到南詔之所以敢於反抗朝廷，原因有二：

一、朝廷沒有「殖邊」的制度，祇要邊裔四夷，稱臣納貢（內附），就認為天下太平了。各地土酋大姓，多自立為君長如故。也就是在邊疆地區，流官和世襲兩種制度，混合管理地方。形成既不像內地一般的直轄朝廷（流官分治）也不像近代西洋列強建立的殖民地（總督獨攬大政）。這就是說，在一個國家之內，除了朝廷有武力之外，各地的土酋大姓，仍有私人的武力。唐末的節度使（流官）留後世襲就是造成國家分裂的主因。土酋大姓保有武力，當然易生事故。

二、朝廷派出的封疆大吏，不以國家為重。所謂「既無安靜除寇之心，又無諸葛亮且縱且擒之技，唯知詭謀狡算，恣情割剝，貪婪刦略，積以為常。扇動酋渠，遺成朋黨，折支諂笑，取媚蠻彛，拜跪趨伏，無復慚恥，提攜子弟，嘯引兇愚，聚會蒲博一擲累萬」。說明朝廷派出的官員，腐敗無恥，無以復加。

我們在上面說過，雲南自有歷史記載，便孕育在中華文化的搖籃裏。南詔也不例外，在玄宗開元三年（西曆七一五年）晟羅皮（國君）在國中立孔子廟，奉唐朝的正朔，又遣張建成入覲（朝廷），受浮圖像受佛書還滇，建築了崇聖，宏聖等佛寺。這與中原儒釋並重的社會習俗，沒有太大的殊異。

晟羅皮死後，他的見子皮羅閣嗣立。皮羅閣是一個雄才大略的人，頗有野心。雲南是一個多宗族也是多土酋，大姓的地區，皮羅閣併吞了一些土邦，又想合五詔五個王國為一。因為沒有朝廷的命令，怎敢去滅南詔以外的五個詔國呢？因為大家都受封於朝廷。皮羅閣就將心願就商於張建成，決定「厚賂」劍南節度使王昱，朝廷公然准許皮羅閣去併吞五詔，而且還遣使冊封皮羅閣為「雲南王」；這就是「雲南王」一詞的由來。朝廷祇會聽封疆大吏的話，不知這位方面大臣王昱是「好利」而不愛國的小人，得了皮羅閣的金寶，就任他坐大。到了天寶年間，已成「尾大不掉之勢」。

但是，南詔並非擁有今日雲南全境，以地理來說，這個詔國的首善之區，不過以今日大理為中心的一帶地區。以宗族來說，應該是以講民家話的滇人為主。所謂「以一隅之眾」，怎敢「抗天朝之大」？歷代明智之人都認為：「邊疆之人，苟能待之以禮，撫之以恩，裁之以義，則亦不難使常為我用。乃無頓小人，不審勢度力，橫肆侵暴，且辱之以不能堪，逼之以不得已」（「滇考」馮甦語）。可見南詔發難自立。實在有「逼不得」已的苦衷。

根據史實的記載，當時（天寶年間，楊貴妃的從兄楊國忠主政，淫縱不法，是安史之亂的造成者，伏誅於馬蒐驛）的雲南太守張虔陀，也像朝廷的綱紀敗壞一樣，淫虐南詔。張虔陀這位太守，又兼軍職都督；本地首長求見這位都督，「必率其妻子與俱」。這時皮羅閣已經過世，由他的兒子閣羅鳳立嗣，循例率妻妾去拜謁都督張虔陀這位朝廷命官。可是，這位國家的方面大員，對這位崇敬孔孟之道，虔奉佛法的閣羅鳳，仍以「淫虐相待」，對他的妻妾「皆私之，又多所徵求，不應輒使人辱罵；由是，怨憤日深。」好像西班牙入侵者對待印地安人那樣殘暴。印地安人是不懂中華文化的，也沒有中國兵法的知識，當然任由西班牙人蹂躪。雲南既然自古即為中國的一部份，當然也是文教明邦的一片版圖，必然深明恥教戰的道理，也知「是可忍，孰不可忍」的哲學。久經籌劃，終於攻陷了都督所在地的姚州（今姚安）。

閣羅鳳師出有名，在開戰之初，曾「送檄問罪」。張虔陀戰不能勝，便飲酖自盡。閣羅鳳恨的是張虔陀淫虐，所以攻陷姚州之後，並未屠殺都督府官員，還向安寧城使王克昭伸冤。朝廷派鮮于伸通為劍南節度使，兵臨曲靖，閣羅鳳派人向鮮于伸通告狀，不聽，閣羅鳳祇好退回太和城。並再三陳告鮮于仲通，說吐蕃大軍壓境，蚌鷸相爭，漁人得利，雲南之地非唐有也。可是這位鮮于仲通不念吐蕃是唐朝的大敵，一定要與閣羅鳳作對。吐蕃兵果到，合南詔之兵夾擊，唐師大敗，死者六萬人，鮮于仲通僅以身免。

南詔雖勝，並未確實佔領姚州。楊國忠兼理劍南節度使，又在姚州設都餐府，對南詔採取敵對政策。天寶十三年（西曆七五四年）又命劍南留後李宓討南詔，敗績，李宓沉江死，兵丁死者二十萬人；閣羅鳳收唐亡將屍祭葬，表示他「怨的」不是奉命出征的軍人，而是代表朝廷的「無賴小人」。他會請鄭回（唐官員）撰文立碑，敍述他受邊官淫虐的冤屈，不得已而背叛朝廷的經過，並聲明如果唐使到南詔，可以指碑洗滌他的罪過。若用現代的詞彙來說，碑文可以分析他背叛朝廷的「心態」，完全是為了方面大員淫虐，下情不能上達，逼得挺而走險，並非有意自外國家。

閣羅鳳的兒子鳳伽異先死閣羅鳳於代宗大曆十年（西曆七七五年）去世，由孫異牟尋嗣立。他是一位知書識禮的君長，他的大臣鄭回又是唐朝的縣令，是一位惇厚的大儒，也就是鳳如異及異牟尋父子兩代的恩師。異牟尋不但聽鄭回的勸告，心向朝廷，而且與劍南節度使韋皐合作，打敗唐朝的大敵吐蕃。而且異牟尋的勝利最有價值，因為他直搗吐蕃的心腹之地。異牟尋會於德宗貞元九年（西曆七九四年），被朝廷冊封為「雲南王」。可是，異牟尋死後，大權落在王嵯巔之手；中原也不斷發生宦官弒帝的衰象，野心家就破壞了朝廷與南詔合諧的關係，以至征戰不絕，終唐之世，都處於分裂的狀態。五代時朝廷不斷更易，國土分裂達十個國家之多；南詔也篡奪無常，中國歷史又走入另一個灰暗的時代。

南詔的篡奪頻繁，最後為南詔立國的功臣段儉魏的後裔段思平取得政權。如果以現在的話來說，段家是外省人（武威郡）。在雲南的外省人自古有之，我們不能說外省人都是漢人，在五胡十六國及南北朝之後，中國出現大一統的局面，誰漢誰胡，實不易劃分；因為互為婚姻，無法就血統論斷。我們祇能說文化是立國根本，服膺中華文化者即為中國人。段家立國之後，完全以中華文化傳統治國，在五代及兩宋的「中原板蕩，外族入侵」頻仍之時期，段家統治的大理國，卻享了三百五十年的太平。

就大理國的內部來看，政爭很少。有人禪讓，有人削髮為僧（引退帝位）有人義立弟侄，有人殉國，有人還政。尤其是不但不乘宋室之微，侵佔宋土，到了宋室衰微，還挺身抗元大軍。請求內附宋室，不止一次，都因宋人以國家多故，不敢多加麻煩，拒絕大理內附。

我們必須知道，大理為了中國的統一，幾次三番請求歸宋，並非受到外力的侵略或壓迫，也不是恐懼宋朝的入侵。在宋太祖趙匡胤得天下之後，就以玉斧劃圖上的大渡江：「說此外非吾有也」，放棄雲南為中國的版圖。在高昇泰取得段家的政權之後，改國號為「大中國」，不知用意何在？如果以今天的精神分析的道理來說，高氏的潛意識中，必然隱藏著「中國根柢」。可惜這位君子之人的高昇泰，死前命他的兒子還政段家，「大中國」的國號也就不傳於世。

雖然宋朝累拒大理入貢；但是，在不同的來帝之前，大理還是找到入貢的機會。大理國在厚往而薄來的傳統下，得到宋廷的償賜，似乎不以金銀財帛為重，而是「經籍」。在徽宗年間大理高泰運入貢，帶回的於五經廣註，春秋後語，張孟押韻集及聖曆等六十九家的書籍，可見大理文風之盛，也就是不自外於中華文化的證明。

所以，大理國與來廷之間，不是「反反服服」的關係，而是有時入貢，有時被「卻」的微妙局面。但是，到了元人入侵大理而迂迴南宋之時，大理統帥高禾戰死，宋廷也不得不於理宗嘉熙四年（西曆一二四零年）派使臣致祭高禾。

從上述史實觀察，南詔對唐用兵，目的不在反叛朝廷，而是下情不能上達，逼於邊官的淫威。大理多次向宋廷表示善一意，並非受人脅迫，而是對中華文化的認同。

五

遠在宋太祖趙匡胤時代，對內統一中國，幾乎無經不利；但對外用兵，便先後在西曆九七九年伐遼敗於高梁河，九八六年又敗於岐溝。事實上他並沒有統一中國，他滅了南漢（兩廣），並未君臨安南（越南），他深入四川及貴州，並未一統益州（雲南）滇池北邊的大觀樓的孫髯翁長聯有「想漢習樓船，唐標鐵柱，宋揮玉斧，元跨革囊之句，就是指漢、唐、宋、元四朝對今天的越南與雲南的做法。所謂「朱揮玉斧」就是放棄今天的雲南省。

遠在元憲余二年（西曆一二五二年），距南宋亡國（西曆一二七九年）二十七年前，蒙古人就討論遠征四川及雲南了，而且以後來的「元世祖」「太弟忽必烈」專征，以兀良合台為總督軍，正是蒙古第三次西征之時，說明元人對西南的重視。元人在南宋理宗寶祐元年（西曆一二五三年）渡金沙江滅大理國，軍事進行順利；寶祐五年平定雲南，仿照漢朝制度，設立郡縣。

忽必烈於攻下大理姚州之後，就班師回大都（燕京），由兀良合台經略雲南。忽必烈就位為世祖後，雲南以東居民認為蒙古不通教化，集眾三十萬人反抗，世祖派兵聲討，並封皇子忽哥赤為雲南王，這是中原朝廷第三次封王主滇。所謂「封王」，不過是周朝封建思想的殘餘，為明清所否定了。

元人治理雲南的功臣，不是蒙古人而是賽典赤（回回）及張立道（陳留人）。張立道提倡農業，並對王室有功。他疏濬昆明池，得良田萬餘頃，使昆明城無水患之憂。他又提高蠶桑的生產技術，增加農民的收入。他又建議在雲南建立孔子廟，辦學校，習禮讓，推廣中華文化。當時，賽典赤奉命在雲南設郡縣，改雲南為行省，就是代表朝廷直接管理雲南。張立道推行的政策，就是得到賽典赤的支持。以今天的話來說，興農業，辦水利，就是發展經濟建設。建孔廟，辦學校，自然是提高文化建設。

實際說來，雲南雖為「行省」，但仍為王室宗親所在之地，雖說王室宗親「不可以議國事」，但賽典赤雖「行省雲南」，還是先稟承宗王脫忽魯之意後才推行政務，那麼，「王」相當於皇帝的代表，「行省」便是「中書省」的代表。所以「行省」是中央集權，不是聯邦或地方分權。賽典赤能在「王」與「行省」之間協跼施政，應該是他對朝廷最大的貢獻，也是後來明清兩朝，確實治理雲南而與內地各省無異的原因。

元人統治雲南，並以雲南為基地，對緬甸交趾等處用兵。這已成了明清兩朝，對東南亞各國施展恩威的模式。祇是在政治制度這方面，元人有濃厚的封建思想，除了由朝廷皇室派出各種名稱的王子如雲南王、宗王、梁主駐剖雲南外，還對各地土酋大姓，封以「土司」的實權，治理地方，是中央集權與地方分權的混合體制。

明太祖在推翻元朝之後，雲南還在元人梁王把匝刺瓦爾的控制之下。因為雲南本是中國的版圖，不能不統一；但是，明太祖不想對元人的殘餘用兵，便派翰林侍制王祥於洪武五年（西曆一三七二年）詔諭梁主歸順。梁王遲撰不決，終於殺了王禕。明太祖還是不想對雲南蒙人用兵，到了洪武八年，又派中書省知政事吳雲招諭梁主，吳雲又被殺了。祇好於洪武十四年派穎川侯傳友德為征南將軍，永昌侯藍玉為左副將軍，西平侯沐英為右副軍，統率三十萬遠征軍，進軍雲南。在曲靖會戰，梁王派出的精兵十萬，全軍覆沒，主師達里麻被俘，梁王自投滇池而亡，結束元朝對雲南的統治。

明朝是一個有功於國的朝代，它統一了喪失四百多年的中國北方，在五代就自立的安南，梁主盤據的雲南，還派雲南人鄭和領導的艦隊，作人類歷史上最大的多次遠航對雲南一省而言，也是明朝的功績最大。

一、在雲南推行民屯，在洪武十七年「移中土大姓以實雲南」。所謂「以實雲南」，便是使中土之人，在雲南「落地生根」。今天的雲南同胞，都能祖述自己的先輩，來自中土的何省何地，就是在「移中土大姓以實雲南」的相似情形下，在雲南生根。

二、明朝除了辦理「民屯」之外，對國家最有貢獻的事，便是「軍屯」。這是明太祖寓兵於農的政策，在雲南的明期駐屯軍，也是在文化、經濟、人口等方面，充實雲南的主因之一。

明朝也是以科擧取士的主要朝代，假如雲南是一個不毛之地，或者不通教化，儼然與中華文化無關，要在雲南擧辦科擧，實在是不可能的事；因為科擧考試，不但要用漢文，還要以經籍為考試的主題，不要說八股文的作法了。我們必須明白，在大理國三百多年的太平時代，就擧辦科擧考試了，元朝至元年間，也開科取士，天下（全國）共取三百名，雲南每榜分得六名，其中蒙古人二名，色目人二名，漢人二名。

到了明朝，洪武三年開科，天下（全國）取五百名，雲南尚未加入版圖（蒙古梁主仍統治雲南），供武十七年增進雲南學校，洪武二十二年選貢生到應天府（南京）鄉試。永樂九年（西曆一四一一年）擧儒生洪誠等二十八名復試，洪誠得進士。此後三年一擧，雲南在全國名額中，或得三十餘名，或得五十餘名，佔了多數名額，內地各省的名額便相對減少。朝廷為了各省分配比較平均起見，便在洪熙元年（西曆一四二五年）「定額」為十人。但是，以後不斷增加名額，到了天啟年間（西曆一六○○年代），已分到五十名的名額，足見雲南文風之盛，非一日之事。

遠在漢朝司馬相如入西南夷時代，滇人盛覽便從司馬相如學文，著有「賦心」四卷。盛覽還鄉，便以所學教投鄉人，算是文教的開始；後來又建學校，立師授經。章帝和帝之時，滇人許叔到中土受五經歸授學生的事，也是雲南推廣中華文化的最佳做法之一。尹珍從頂頂大名的國學大師許慎學經書圖緯歸授鄉人。就是在南詔與唐朝政治對立時代，張忠誠游學成都學書法，王仁求學「生聚阜財」（財經），楊奇鯤學詩文。大理國與宋朝並存之時，大理官員李紫琮到中土交遊諸生，拜訪學校，都是使中華文化在雲南與盛的做法。大理國被忽必烈攻下，高泰祥謾罵元人而拒降做官，被斬，完全與文天祥的正氣一樣，可以光鑑日月。所以，雲南的文風鼎盛，便是漢朝以來，代代相傳的結果。

不要說滇人的文化水準很高，就是統治雲南的蒙古人，也頗通文墨。例如下嫁大理國後裔段功的阿盖公主，在段功被梁王（阿盖之父）格殺之後，曾圖自殺殉夫被阻，乃寫詩以明志，詩曰：

吾家住在燕門深，

一片閒雲到滇海：

心懸明月照青天，

青天不語今三載。

欲隨明月到蒼山，

誤我一生踏裡彩；

吐嚕吐嚕段阿奴，

施宗施秀同奴歹。

雲片波潾不見人，

押不蘆花顏色改；（下略）

這不是因詩才高雅而傳世，而是阿盖因尚志節而流傳。所謂忠孝節義，正是中華文化的道德實體；這就說明雲南雖在非正常化的時代，中華文化還是在雲南生根。

雲南政權由明朝接管之後，以科擧為例，雲南不但不會落後於中原，人才輩出，反而勝於中土各省，朝廷祇好在名額上加以限制，以求機會均等。這不是雲南人應該以此自豪，而是那些不明雲南情況的朋友們，必須正確了解雲南，才可以談雲南問題。

六

現在我們應該談到吳三桂了，這位「衝冠一奴為紅顏」的將軍，大家都知道他是引清兵入關的禍首。他去雲南是奉清人之命「平西」，但他並非「平西」的唯一主帥；清人是分三路進軍雲南，一路由定遠靖寇大將軍信郡王鐸尼指輝，由貴州進兵雲南；一路由征南將軍固山趙布泰指揮，由廣西進兵雲南，一路由四川進兵雲南，指揮共三人：一為平西王吳三桂．一為定西侯墨爾根，一為都統李國翰，吳三桂並非統帥，他奉諭必須與墨爾根「會議而行」所以在進兵雲南的幾位將領中，吳三桂祇是其一而已。

當時的雲南，受兩股亂兵的騷擾，一股是張獻忠的遺黨，從四川流竄到雲南；一股是安南的土酋沙定洲所部，偷襲黔國公，沐天波（沐英之後），橫行滇中。可以說明朝在雲南力量，已經非常膽弱，但是，清廷還派如此聲勢浩大的大軍進攻雲南，而且以洪承疇為總經略，可見清人志在必得了。

滿漢兵到了雲南，沒有大的會戰，祇是向滇西追擊明朝的孤臣孽子。吳三桂於順治十七年任總管，駐在昆明。到了康熙十二年吳三桂反，為清史上的「三藩之亂」。這時，明朝逃往緬甸的宗室及沐天波等數百人，已被緬甸當局殺了。至少在雲南人的印象裏，吳三桂的反抗滿清，並沒有「復明」的意味。到了康熙二十年（西曆一六八一年）三藩之亂平定，清人在雲南做了什麼事呢？

一、在雍正四年（西曆一七二六年）推行「改土歸流」的政治改革，使雲南貴州的地方政治，交由朝廷的命官管理。也就是貫澈中央集權制度，雲南部絕大份地區，不再由土酋大姓統治。也就是雲南與內地的行政體制，幾乎完全相同。

二、加強教化，使中華文化尤其儒家的思想，更為普遍於民間，興學與科擧，便是加強教化的具體工作。

當然，清人在雲南做的事還多，但祇是明朝的政績的加深與擴大。清人並沒有獨創的福國利民之事。反而在辦理洋務之時，雲南也像其他沿江沿海省份一樣，遭受列強的侵害。

到了近代，因為緬甸和越南，分別淪為英法殖民地，雲南成了唇亡齒寒的敏感地區，滇人對清廷的腐敗無能，對國家的危急存亡，都非常焦慮。所以，憂時懷國之士，也就不會比中原各省為少。　國父孫中山先生十次革命行動之一的河口之役，便在雲南：武昌起義，雲南首先響應。推翻袁世凱帝制運動，雲南結合各省人士發難，也並非出於偶然，而是一貫忠於國家的表現。反抗共產暴政也以雲南抗暴事件為最多。滇省父老及青年子弟，流亡東南亞，仍能保持相當實力決以實力，擁護政府完成以三民主義統一中國的目標，也是中華文化傳統付予我們雲南人的使命。所謂當仁不讓，雲南人怎會放棄自己的天職呢？

【本文收錄於《雲南文獻》第十四期；民國73年12月25日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