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天啓《滇志》箚記

作者／蔣家驊

明代自洪武開國之始，繼宋元之風，下詔省、府、州、縣纂修方志。各級政府除設館纂修外，私人修志也不少。雲南也不例外，有明一代纂成通志就達六、七種之多。除早已散佚某幾種之外，今尚為全國各大圖書館所收藏，而可供學術界流通閱讀，有景泰《雲南圖經志書》、正德《雲南志》、萬曆《雲南通志》、及天啓《滇志》四種。前三種皆為設館纂修者，又名之為官修。唯天啓《滇志》一種為私人纂修。

《滇志》纂者為劉文徵「公元一五五五──一六二六年」，昆明人，萬曆癸未「公元一五八六年」科進士。官至陝西右布政使。晚年加太僕卿致仕。《滇志》內容記述自戰國時期至明代天啓五年（一六二五），雲南的歷代社會文化與史事。資料宏富，取捨精審，為研究雲南歷史，特別是明代雲南的文化史，不可不閱讀的重要文獻巨著。西南民族歷史學家方國瑜先生在他的《雲南史料目錄概說》中說：「顧炎武的《天下郡國利病書、雲南備錄》凡十二目，全出天啓《滇志》。《郡國利病書》流傳甚廣，故言滇史者，受天啓《滇志》影響甚大。「在同書中又說：「明末清初言滇事者，明以前的故實，多出此書。《明史、土司傳》晚明事跡，多出此書。康熙《雲南通志》全出此書。後之作者沿襲之，故此書對後來影響甚大。」天啓《滇志》對清代以來史學研究之價值，可以想見。

《滇志》纂修成書後，曾籌措刊刻印刷，人員安排已有頭緒，然不幸纂者于次年病逝，於是，經費無從籌措，人員又喪失首腦，刊刻夙願未果。之後，流傳下來的自然是底稿及抄本。然亦不過兩部或三部而已。本世紀三十年代，西南邊彊學術研究興盛，省內外學者皆知明代的《雲南通志》中，要以《滇志》最為完善之本，遂始有復印本流傳。到了七十年末，改革開放，百廢俱興，古籍研究與整理，取得很大成績。由古永繼校點的，全書一百二十萬字的《滇志》大功告成，雲南教育出版社出版，並在國內外發行。這是《滇志》成書後，三百六十餘年，有校點、印刷本之始。該本《前言》載有方志學家王雲的《【滇志】編纂及其流傳概況》一文，對《滇志》作了全面的剖析，學術價值很高。

由於《滇志》只有抄本，沒有刻本，所以，流傳不廣。在崇禎初年以前，滇中士大夫階層中知有此書者不多。這從《徐霞客遊記》中的記述，可以得到証明。徐霞客《一五八六──一六四一年），在《滇志》成書十三年後，來雲南遊覽考察。崇禎十一（一六三八）年，夏至崇禎十三（一六四○）年春，均在雲南。所到各府、州、縣，無不索取當地方志披閱抄錄。如在今保山遊覽時，就有抄閱《郡志》的記述。所謂《郡志》自然是指《永昌府志》。在遊覽騰越時，亦有錄《騰越州志》的記述。李元陽的《雲南通志》帶在身邊，隨時查考。並作遊覽雞足山的指針。對李元陽的淵博學識給予極高的推重。然而在《遊記》中的字裡行間，卻沒有透露閱讀過《滇志》的記述。《滇志》關於南、北盤江的發源、流向，以及支流、流域均有清楚的考訂。如果，徐霞客得《滇志》披閱參考，就不致到曲靖府時，花大量時間、精力去勘查南、北盤江的源與流。不必重複前人的結論。《明──統志》以及萬曆以前的雲南各種《通志》都錯誤考訂瀾滄江流入元江之後，合流入交趾、南海。徐霞客到順寧（今鳳慶）初步勘查時，因受上述方志所惑，先則認為瀾滄江與元江合流而入交趾。後經其實地訪問調查，方知瀾滄江與元江分流而入車里（今景洪）。可是《滇志》已清楚辨明，瀾滄江流經車里入南海，不與元江相合。此亦因徐霞客沒有閱讀《滇志》所致。今保山東河，流入今昌寧縣境，名枯柯河。《滇志》因循舊說，記述枯柯河流入瀾滄江，這是《滇志》之誤。徐霞客到昌寧右甸考察訪問，得知枯柯河流入潞江，並非瀾滄江支流。因為，徐霞客未曾披閱《滇志》，當然沒有發現《滇志》之謬誤。綜上分析，《滇志》在崇禎十三年（一六四○）以前，在滇中士大夫階層中，尚未普遍流傳，徐霞客也就無從得知有《滇志》這部宏篇巨著了。

在《滇志》成書後之十來年，親身到滇南遊覽考查的徐霞客，卻沒有閱讀到《滇志》。而在同一時期沒有到過滇南的大學術思想家顧炎武（一六一三──一六八二年），則在他編著的《肇域志》、《郡國利病書》，卻大量引用《滇志》中與「經世致用」有價值的資料。顧氏這兩種書，方志學家王雲說，都是開始編著于崇禎十二年（一六三九年）。成書都在康熙元年（一六六三）以前。編著區域都在今蘇州，太倉一帶。這就值得思考的是，這部手抄本《滇志》，是何時？何人流傳到江南來的？

清順治年間（一六四四──一六六一）滇、黔、川地方社會不平靖，戰亂頻仍，道途險阻，往來雲南的大官顯宦甚少。《滇志》在這時期流出省外的可能性不大。按當時歷史形勢推斷，這部《滇志》早在崇禎年間（一六二八──一六四四）已經流傳到江南，並為大學術思想家顧炎武、顧祖禹所參考利用。

康熙三十年（一六九一）以前，纂修《雲南通志》，其史料來源，天啓以前，大量抄錄《滇志》。由此可見，這時期還有一部抄本《滇志》在雲南流傳，為當時的《通志》館所利用。由於《滇志》的內容資料，已大量為康熙《通志》所抄錄編纂。康熙三十年，《通志》刻本告成。當時人皆有喜新棄舊的風尚！有了刻本康熙《通志》；抄本《滇志》遂被冷落。《滇志》自然從此流散於坊間，為書商所收藏。康熙二十六年（一六八七），夏，全國旱情嚴重，有徐炯其人，欽差到滇視察災情，遂在坊間購得這部《滇志》。徐炯於同年十一月，視察完畢返北京，途中以《滇志》相伴，隨時披讀。這就是這部《滇志》流傳於北京之始。也是《滇志》故鄉的雲南，從此至本世紀三十年代，沒有《滇志》之始。

一九四○年，李根源先生在昆明編輯《永昌府文徵》，北平圖書館袁守和館長以抄本見贈。李先生加按語云：「劉文徵《滇志》淹沒不彰者二百餘歲，今得孤本為之狂喜。」所謂「淹沒不彰」是指在雲南的文史學術界已找不到《滇志》了。「二百餘歲」即指康熙《通志》成書後至本世紀三十年代。北平圖書館長贈李先生的《滇志》抄本，很可能不是明抄本。據方志版本目錄學家朱士嘉答王雲說：「現知之者，除北京大學圖書館收藏一部；中央民族學院（今民族大學）圖書館收藏一部；外還有一部收藏在台北，共三部。」

北大圖書館藏本，即上文所說的纂修康熙《雲南通志》時的參考底本。為徐炯購得之後，流傳於北京。為後來眾多的抄本，複印本的祖本。中央民大圖書館藏本，即上文所說的崇禎年間即在江南流傳，為顧炎武、顧祖禹著書時所參考、利用。之後，為乾嘉時期，考據史學家錢大昕收藏。然而，世事滄桑州輾轉流傳，這部書到了本世紀初，又為保山人吳熙購藏。他在其《序言》中說：「光緒甲辰（一九○四），余宰鼻山（今江蘇太倉），有持以求售者，以善價獲之。「楚弓楚得」，理或然歟！適姑蘇（今蘇州）構會館（滇同鄉會館）成，爰藏其間，以論來者。倘亦有志宗邦文獻者，資為考鏡者乎。光緒乙已保山吳熙識于鼻山官癬。」吳熙（一八五三──一九一五），光緒元年（一八七五）舉人。官至太倉令、吳縣令。入民國卸任，居滬上，越四年卒。這部《滇志》，可能這時為吳熙帶至上海，後為書商購藏，待價而沽。到了五十年代，中央民族學院研究部向全國各大城市書商徵求收購孤本書、善本書、以及民族地方文獻。這部明抄本《滇志》為中央民族學院購藏。台北藏本，承朱士嘉先生介紹，亦為明抄本，想必有所根據。然其面貌、內涵不為大陸人士所熟悉。望台北熱愛滇文獻人士走訪這部《滇志》，開展研究。固為它是明末抄本，故為目錄學家所珍愛。

劉文徵青年時期，雖曾師事理學家羅汝芸，受過理學思想影響然宋明理學「言心言性，空言義理。」這種空疏學風，到了明代後期，受社會經濟矛盾、民族矛盾的激烈沖擊，學士大夫的學風有所改變。他們注重實際為學識講求致用；計寫史提倡務實。劉文徵也是講求實際的人生活在這個時期，自然能排除理學思想的困擾，寫出這部有經世致用價值的《滇志》。並深受劃世代的學術思想家顧炎武、顧祖禹注述史學、地理學時的參考與利用。這就不是偶然的了。

考查明代以前雲南的歷史與文化，不閱讀《滇志》，則不知大理段氏政權與趙宋王朝之間的關係。因為，《宋史》對這方面的記述是闕略的。特別是大理與趙宋文化方面的關係，《滇志》可補《宋史》之不足。趙宋滅蜀之後，趙匡胤即以「王斧畫圖，棄大理而不取」。若從《宋史》記述考查，的確彼此相距數千里之遙，不相往來。而查閱《滇志》則不然。大理與趙宋關係在文化方面，並不亞於北方民族政權的遼、西夏與趙宋的關係。《滇志·大事考》載：「徽宗崇寧二年（一一○三），段正淳遣高連泰入朝，求《經籍」》。「政和五年（二一五），廣州觀察使黃璘奏，大理求款附」。「七年（一一一七），段正嚴遣使彥賁、李紫綜、副使李伯祥入貢，詔冊為大理國王」。

「高崇紹興六年（一一三六），廣西經略安撫司奏，大理貢象、馬，詔護送行在，優禮答之」。由以上所述，大理並非封閉於一隅，與中原文化往來，還是頻繁的，不可以《宋史》為據。

《滇志》還可補《元史》之不足。大理段氏以前，北方民族如蒙古人、西域人（回回人）契丹人、西夏克項羌人移居雲南是很少很少的，固為相距路途遙遠，交通險阻，兼且自然條件，文化傳統差異很大。到了公元一二五三年，忽必烈率大軍滅大理段氏之後，這些差異之點，由於一方是征服者，而另一方是被征服者，長期相處，相互融合，差異也就沒有了。遂有不少的蒙古人、西域人（回回人）、契丹人、西夏黨項羌人等民族後裔住居在雲南。這是雲南文化歷史上的大事，可是《元史》的記述！卻忽略了這個問題。如朵爾赤、三旦八等人，若不讀《滇志》則不知道他們是西夏黨項羌人。上述北方民族後裔，留在雲南，明清之季，為官、為商、為農作出貢獻者不少，讀《滇志》，可見其崖略。

明代雲南地方基層政權，流官與土官參用。然土官政權占重要地位，因地制宜，幾乎無府、無州、無縣沒有土司設置。可是，《明史．土司傳》關於雲南土司的記述，則大都語焉不詳，崖略未備。《明史》成書在《滇志》之後，纂修時關於雲南土司的材料皆以《滇志》為藍本，然纂修思想有詳略偏重，故材料取捨失當，參考價值遠不及《滇志》。《滇志．土司官氏考》對明代雲南土司官的來歷、功次、世系、承襲、存廢無不記述，詳略有體，言簡意賅。為明清之際研究土官最有價值之參考文獻。

土司官的民族成份，不止限於大理段氏以前的雲南土著民族，彝、傣、白、哈尼、傜、拉祜、佤等。還有漢人、蒙古人、西域人（回回）、契丹人的後裔。如雲南府：「昆明縣赤水鵬巡檢司土官阿刺馬丹，洪武中從劉侍郎使車里，後從征陣亡，錄其子馬速魯麻為巡檢。沿至馬時申襲。」從「阿刺馬丹」、「馬速魯麻」，的姓名形式看，可知為西域人（回回人）後裔，被錄為巡檢司土官者。如大理麻：「楚場巡檢司土官楊波日，元右丞不花顏之裔，洪武中選為百夫長。……卒，子木嗣。木卒，子僧壽嗣。僧壽有武勇，從征麓川……累功給勘合，……實授土巡檢。今沿至楊階，所襲。」楚場土司官來歷很明確，為蒙古貴族之裔。改為漢人姓氏楊氏。同府：「十二關長官司土官李羅賽，直錄真定府趙州人，在元為防送千戶。洪武初，以招附品甸天王及頭目自些等功，授副長官。……今沿至李祚昌襲。」李羅賽原籍真定府趙州人。由此可知，他是漢人身份。元朝舊官員，到了洪武初年，因功授為土司官者。《滇志》記述此類例子很多，這是其中之一。永昌府：「施甸正長官莽氏，今沿至莽崇德；聽襲。「據專家調查資料，《莽氏宗譜》自述，本土官為契丹人後裔。當年隨忽必烈征南，滅大理段氏，遂留駐雲南永昌。由《滇志》記述雲南土官來歷的複雜性，可藉知雲南歷代文化構成的多源性。

明代纂修方志爭議很多，在性質上有「方志應屬於地理。」「方志是一方之史。」「方志應該史志合一。」等。劉文徵拋棄陳舊的主張，採取史志合一的原則，把地志、掌故、史事、文獻等資料謹密結合，纂成這部《滇志》。全書三十三卷，《地志》只占三卷。用了大量篇幅記述民族、人物、掌故、史事、教育與文化。特別是文獻（藝文志）部分，占全書卷數三分之一以上。可見用心把《滇志》纂成一部綜合性的、實用性很高的地方志書，故受後來學術界人士之推重，是理所當然的。明代纂修方志在內容問題上，還有「尚繁」、「貴簡」的爭議。若以《滇志》來說，「貴簡」的讀了則不嫌其蕪了「尚繁」的讀了則不嫌其略，是一部研究明代雲南歷史、文化不可缺少的善本書。

【本文收錄於《雲南文獻》第27期；民國86年12月25日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