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檢討海峽兩岸形勢中談到對馬英九總統和蕭萬長副總統的期望

一、前言

作為一個旅居台灣，年華已逝的中國人，七十年來，我們經歷了中國史上最大的變化，親歷了國家受侵害和艱苦的對日抗戰；又在勝利不及喘息的日子裡眼看著國家因內戰而混亂，撤退來台後因政府的政策正確，能在五十年的慘淡經營下取得大幅進步，卻又在少數喪心病狂，政治野心份子利用民主體制的實行中失去政權。八年來，台灣從傲人的經濟成就和政治「民主櫥窗」的光環中被虛耗而民不聊生，八年的政治混亂使我們認識到，作為一個中國人，國家的政治路線是否正確，才是當前最重要的前提，君不見，大陸在中共在「一定要實現」的共產主義建設中，也由於理想和現實脫離，理論不符人性，終於走上改革開放的市場經濟道路；雖然如此，海峽兩岸的相對形勢也因而在五十年後大幅改變，國家大局經歷大了太多折磨而根本上發生變化，兩岸問題也在兩岸基本變化和互動中形成新的形勢。今年在三、廿二大選之後，中國國民黨幸喜在全體人民渴望脫離八年惡夢下重獲政權；我們在欣喜之餘，更從上述的苦難改變中認識到以下的事實：即國家今後的命運，端視國人對當前兩岸雙方理想本質上的變化中，國人應有正確而深刻的政治認識，方能在民主潮流中掌握國家前途的走向；我們覺得，此次的政黨輪替正是國家最重要、最決定前途的生死關頭，我們仍記得，五十多年前，大家是在何種情形下來到台灣的，今天，我們在居住了五十多年的台灣來看國家前途，不僅是為了適應選舉需要而說「愛台灣」，更重要的是我們仍然應該「愛中華民國」，為了這畢生的所愛，我們希望對重新執政的中國國民黨當選人馬英九總統和蕭萬長副總統寄上無限的期望和祝福，更希望在以下的敘述中，把我們歷五十多年對國家大局的感觸和認識，作成幾項建議，提供給政府。因為，本屆總統副總統所擔負的重責，早已大大超越了歷屆。此時且是國家興衰存亡的關鍵時刻（並非危言聳聽），稍有遲怠，將淪國家和全體國人於萬劫不復，這不僅是執政者的責任，也是創建中華民國者的責任，不能迴避，更不能推卸。

以下是我們對執政當局的建議，這不是單純的祝賀，也不是逢場作戲，虛應故事，因為我們已把自己的一生全投到國家前途之上了。

二、首先要談的是政治體制

新加坡內閣資政李光耀先生，在其回憶錄後部中提到中國的政治體制問題時，雖肯定民主自由是當前最進步合理的制度，但是，西方民主國家今日所行的民主政治，是經由二百年以上逐漸演進而成的，但中國社會卻是自古來便習慣於君主封建體制，中國人習慣了君主統治，一旦驀然從「殺人頭」轉變為「數人頭」，必然因缺乏對民主制度的認識而弊病叢生，損耗國家社會資源。台灣過去的八年，便是民主被濫用為個人或群體謀利益的工具。在中國大陸方面，中共當然知道民主自由是擋不住的世界潮流，然而，要在十三億人口和九百多萬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實行民主體制，所可能發生的困難和混亂，較之台灣必

大過數十倍，執政當局必須用極大的努力來教育人民和訂定相關法規和行政準備。鑒於這是一個不可避免的必行路線，而中國大陸在經濟上已走上了市場經濟而不可能再回到中央計劃經濟，因此，政治制度也不可避免地要和經濟「配套」，台灣近數十年來已在民主制度中學習到不少經驗，這些付出痛苦換來的經驗，台灣有責任和義務提供大陸在政治改革上各種必需的協助，並且本身也應設法改進過去的弊病，方能推廣到全國去，畢竟，這是奠定國家千秋萬代的基業，不容許再發生同樣的混亂。

台灣的政治經濟體制，由互補的作用，能以政治配合經濟發展的需要，因此五十年來在經濟上取得大幅的進展。而大陸在改革開放三十多年後也獲致了快速的進步，大家發現，市場經濟必須和「發達國家」競爭，賴人力和資源的低廉效應，使成本大為降低，因而增強了競爭力，政府的各種改革和建設，又配合了對外貿易的增加，也刺激了大陸民眾推展經濟的熱情，但也由於政治和行政上的改革速度不如經貿的快速，也出現了許多不應有的偏差，這也正說明了政府制度和行政效率的增進應和經濟成長「配套」才能長期順利發展，否則，將必然因「衝力疲勞」而發生各種問題。

台灣經濟上的成功，應歸因於政策的正確，並獲眾多財經領導人如尹仲容、李國鼎、孫運璿等人的智慧累積的成果，大陸同樣有許多具遠見的財經學者，深盼能就配合市場經濟的需要，在制度上作出立竿見影的設計，我們此刻不妨從六十年前的互動說起，民國三十八年政府撤退台灣，原是由於國共雙方都有自己的政治理想，為了實現理想，必須取得政權，因而使全國陷於內戰，四十多年來，兩岸各在大體安定的局面下實行自己的政治理想，台灣的成績是成為了亞洲「四小龍」之首。而大陸，卻在各種轟轟烈烈的運動中無法進行建設，現實的顯示不得不改弦更張，實行了市場經濟，但在政治上卻仍執著於內戰的「勝利感」而未在體制上勇於開放，甚至引發了「姓社，還是姓資」的疑義。綜括兩岸的政治態度，台灣方面，因過於執著於先聖先賢的「仁政」主張和「中庸之道」，又未及深入瞭解民主政體需經長時期演進而過早追隨西方，盲目推行的結果，終於在民主的濫用下失去政權而嘗到苦果。而在大陸，也同樣不了解政治不是一味採「高姿態」和強力壓制所能長久的，我們但看，一九九○年之前，全球估計約有二十個上下的社會主義國家，至今卻沒有一個成為成功的社會主義國家，甚至社會主義的「祖國」也解體了；這說明了任何理想的政治主張，不是僅憑「革命熱情」可以達成，必須兼顧每一方面的條件（例如不違反人性和自然法則），也不能迷信「革命」可在強力作為下完成。台灣的國民黨則是拘泥於「中庸之道」，往往在面對強大對手時，便覺得「茲事體大，應該慎重」於是失去了許多成功的良機，在國家大政的處理上這確是一件應該徹底檢討省思的事。

我們無意在此研討台灣經濟要如何「拼」的問題，但是經過五十餘年兩岸形勢的消長互動中容易看出今日台灣在這個全賴經濟繁榮才有出路的條件下，台灣的任何方面都和兩岸問題有極密切的關係，唯有充分了解兩岸的根本問題，和雙方各自的優劣條件，才能據以設計今後，乃至長時期內，台灣應採何種措施著手，進而從事政治體制的改革，使同為中國一部份的兩岸，能擺脫因執著於政治「意識型態」而難覓交集，進而實質統一，以創造一個富強的國家，才是國父領導辛亥革命，「以進大同」的最終目標。

三、兩岸都應放棄政治歧見，相互承認並尊重，方能著眼於國家的未來

海峽兩岸的政治「實體」，雖有不同，但平心而論，台灣雖在市場經濟中未停腳步，卻在政治的冒進民主下嘗到了苦頭！痛苦指數大幅上升，熬了八年，如今終於在政治和經濟的基本關係中獲得經驗及常識。而對岸的大陸，卻成為台灣貿易順差的主要來源，大陸在中共政權領導下，近二十年在經濟和國力的擴張中，也有意想不到的事項極待檢討改進。我們知道，中共在一九四九年後已自認是「勝利者」，五十餘年來在心態上難免表現出勝利者的姿態，又由於思想上偏重唯物辯證法理論，覺得人民的思想必須加以引導，於是在各方面表現出優越感，例如完全否定中華民國存在的事實甚至辛亥革命，對日抗戰，收復失土和廢除不平等條約等，都在有意無意中予以忽視，並強力壓制人民對民主自由的追求（例如六四事件和本年三月的西藏暴亂事件，甚至上年新光公司事件），都是這種心態的

不當表現，這代表著中共仍不明瞭高姿態的強勢作為之不可恃，卻並未想到因此而導致的「反感」才是最危險的信號。

楚漢相爭時，項羽的實力較之劉邦強大得多，卻僅為了項羽的剛愎自用而終於失敗，而劉邦卻明白人民的衷心支持才是勝利的基礎，我們提出這一史上的事例，並無其他用意，但衷心期盼中共認識「滿招損，謙受益」的哲學真理，我們除了讚賞中共在經濟建設上的決心、魄力和意志外，更期望中共能對此一偏差有所深切的認識，在內部心理上擴大心胸，因為「中華文化」的精華便是「精神文明」，畢竟，國家的和諧統一較之單方面的優越感重要得多了。

中國問題的癥結，在海峽兩岸能否認清上述觀念才是必走、應走的道路，最後完成國家在民主、自由、法治之下統一為世界強國，一如李光耀先生之言，這一趨勢是必然的。

大陸已有了「反國家分裂法」，我們也堅決反對所謂台獨、藏獨，或彊獨之類完全缺乏任何依據的妄想，並主張徹底消除少數人的個人政治意圖妄想。中華民族憑藉傳統文明既已是世界僅有的「文明古國」，將來也一定是。

中國問題的癥結，在於海峽兩岸都能認清上述觀念應走的道路，中國的前途只有中國人自己能決定，任何「發達國家」都無權過問，我們要建設自己的統一的、自由、民主、法治的強大的國家，中國沒有侵略任何國家的意圖，其他任何國家也不必擔心所謂「中國威脅論」。

我們深信，中共當然明白這一層道理，也希望中共能在國際間用根本上說理的方式說明至今不能採行民主制度的原因，並且大方而虛心地接受台灣的民主經驗，在台灣的全力協助下，兩岸對如何統一的會談，方能取得具體的成果。對任何政治野心的個人和群體，都應該透過思想教育來改造，使成為國家有用的一份子，尤其是在台灣，政治人物不只是以「我是台灣人，我愛台灣」為滿足，如有人還說「我十七歲以前還是個日本人呢」之類（李登輝用日語對產經新聞負責人司馬遼太郎之言）更應徹底清除，政治人物首先要有強烈的民族意識，我們建議中國國民黨應在最近進行「清黨」，我們深信，在「分裂」後仍回歸國民黨的人會比被清除的思想分歧份子多得多。

四、國家統一目標下應有的基本認識

綜上所述，中國的統一終不可免，但基於政治心態仍有待克服，兩岸雙方都應切實思考改進的事，我們認為有下列兩點：

一、台灣方面：中國國民黨在先聖先賢政治哲學的影響下，所恃的「仁政」觀在當前國際關係中是不合時宜的，這使當政者缺乏應有的政治勇氣和魄力，往往被「中庸之道」所影響，最後「顧全大局」而導致失敗，無法「一心一德，貫徹始終」這是應該痛加反省的重要一課。

二、大陸方面：在當今民主自由政治思想之下，每一個國民的政治地位是完全平等的，其思想自由，言論自由發揮，唯一的限制條件是不得有顛覆政府，反叛國家的言詞，其自由權利不是任何權力可予以限制的，如果通過行政權力予以限制，教育、宣傳，都是足以造成更大的危害的，政權的維持在於政策獲得人民衷心的擁護支持，我們衷心盼望中共從這些認識中培養出容納不同意見的氣度。

五、對過去八年中民進黨「政績」的善後

民進黨執政台灣八年，缺乏正確的政治意識和經驗，偏激地推行了許多錯誤政策，這一「爛攤子」深盼新的政府應盡一切可能的努力消除和恢復，創傷必需回復，例如「去中國化」的各種荒謬行為、核四廠的停建、阻礙兩岸三通和相互投資、教育部的各種荒唐行為等，都應該徹底糾正，尤其是教育，應全力恢復促進中國固有精神文明和倫理道德的教育，重建國家觀念和民族意識與民族自尊心的精神教育，全體國民都應在思想上團結成整體，我們絕不是個認不清自己是那一國人，也不是沒有民族自尊心的個體生物。

國家新的執政者，首應認清，自己雖然侷處台灣一隅，卻是堂堂正正的中國人，不論是否政治人物，都必須認清對國家的一份責任，我們記得，國父曾表示「中國不適合共產主義」，事實上，所謂「不適合」指的應該是理想基本上違反了人性的特質（人性有自私和自我意識的兩面），它不被抹殺或被壓制、誘導，人們有自己思維的基本權利，「禮運大同篇」便是融合了中國文化特色的民主和社會主義思想，其中的「貨惡其棄於地也，不必藏於己，力惡其不出於身也，不必為己」正是正宗社會主義的內容；而「選賢與能，講信修睦」則是民主制度的主要精神，也是三民主義和社會主義本來的精神，所以，在將來統一的中國體制下，正表現了社會主義融合中國文化的特色，這應該正是「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的涵義，因此，我們覺得，任何一個國家的領導團隊，應該認清，凡是使用不合常理，濫用選舉原則以取得政權分裂國家，或以強力行政手段以控制人民思想言論的方式，都必被人民所唾棄，成為最後的失敗者。鑒於海峽兩岸五十餘年來的體制和思維方式的差異，「統一」不僅是中國人的事，也關係著世界區域和平和全球經濟，因此，我們主張兩岸對統一的會談，應該具備下列的條件：

一、雙方互相承認對方「政治實體」的地位。因為，中共是實際統治大陸領土和人民的政權，它應被承認為合法政權，有權在政黨政治中為全國人民所承認，而中國國民黨創立的中華民國之成立則遠在中共之前，現在仍是台澎金馬的實際統治者，「台灣」只是個「地理名詞」無法作為政治實體來進行任何政治性會談。

二、國家的統一不僅是中國人的大事，也是世界的大事，為了避免因細節所致的不協調和阻礙，有必要應由國際見證。

三、台灣除了承認中共為合法政權之外，並承認中共在聯合國依聯合國憲章廿三條第一款所規定在安全理事會的代表權，並應派出代表加入中國代表團。

最後，我們願用另一件觀點來說明國家統一的重要觀念：

自從二○○二年底，中共「十六大」會後「出台」了「三個代表的重要思想」，其目的在強調及鞏固中共革命目標和革命基本精神，在任何環境下都不能改變，這代表著，在中共看來，革命之所以成功，在於這一思想所發揮的指導作用，這裡，我們願舉一個例以作說明，假設有一個內部不斷增加氣體壓力的氣球，由於內部壓力增加，可能發生爆炸，解除的方法，不是不斷在外層加一層包裹，因為如此一旦真的爆炸，破壞力會更大，正確的方法，是自內部把氣放掉，才是根本之計。所以，我們認為，上述的解除方式，代表著使用高姿態的管理和壓力反易造成不可收拾的結果，在政治上，歷史已經證明唯有「放氣」一途，才是有用的解決之道，這需要兩岸統一會談中應該首先取得共識要務。

中華民族數百年來受盡了列強的欺凌，當今的世界唯有實力才能有尊嚴的生存，我們要的只是尊嚴而平安進步的生活，中國人並不想統治世界，但有權自立自強；因此，所謂「中國威脅論」並不存在，我們從歷史經驗中了解到應該怎麼做，過去的理想雖未能完全實現，而這個「文明古國」的文明卻告訴我們應有自己的民族尊嚴，中國國民黨不應忘記「以建民國，以進大同」的目標，而中國共產黨也應不斷的接受新的觀念，才能完成最初的理想，畢竟，我們要的是國家民族的尊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