雲南起義史實之淆亂與訂正

白之瀚遺作

歷史家之紀載一件大事，類皆以此事件中心之總攬（即領導）人物為目標，此非盡由英雄主義或個人本位之見地；實緣事態繁雜，必用一二主腦以為代表，乃可簡化而包舉也。遠如驅逐胡元之揭明太祖，解放黑奴之首崇林肯，近如戰勝洪、楊之標舉曾、胡，馬廠起義之歸功段氏，古今中外，殆莫不然。護國一役，唐公既為發難唯一之地位，復掌總攬全局之事權（蔡、李各任軍長，負一方面軍事之任，是為分司；唐公身任都督，負統籌全局之責，是為總攬。）且歃血立盟者唐，領銜付賊者唐，而西南合組政府之首腦又復為唐（撫軍長）。無論法理事實，均應以為此役之代表。此就屬於人者言之也。雲南地瘠人稀，向為受協省份（清代由鄂協濟）。民初本省歲收，經常不過七八百萬，人口僅及千萬。以如此貧而且寡之人力、物力，與富厚雄強之袁逆抗，其將舉鼎絕臏，實為必然結果。當時羅掘之苦，拮据之情，至將全省教育款項完全提用，學校一律停辦，公務員只領少數伙食，欠薪年餘未清，甚至敬節、養老各會，及體仁善堂等慈善機關，亦准避免，可想見矣。若夫征募壯丁，川流不息，入川一軍死亡兵額，前後不下一萬，他路可知。其中多有曾受教育之學生，尤可痛借。至供給轉運，及龍氏入寇，因此役而死之人民尤難以計算。山國貨運，純恃騾馬，起義悉被征用；自經此役而運道阻滯，商務蕭條，數年不能恢復。本省公私經濟，受此影響日陷絕境，紙幣低落，財政枯竭，迄於十七八年猶未整理入軌。當時之民，毀家以助軍糈，殉國而遺鰥寡。大功既成，窮苦無告，所謂「對國為扶危平亂之功臣，對滇為蕩產破家之敗子」者，其言不無偏激，其情實亦可傷。此就屬於地方者言之也。惟其難發自滇，故國會之規定國慶，不曰護國而曰「雲南起義」；惟其事由於唐，故爾國府之崇德報功，不及其他而獨表揚唐氏。定論千秋，宜無所謂淆誤矣。乃因當時政客故弄玄虛，偽造蔡係主動唐為被動之說，少數書商不暇詳察，竟於中小學教科書中，將此役完全屬諸蔡公一人，而將唐公、李公一概抹煞。甚至標題直曰「蔡鍔舉義」，並雲南人民亦似不足指數。坐令通行之後，輾轉沿襲，謬種流傳，至今猶未糾正。茲就經過事實，予以客觀辨正，所以尊國典，求信史也。今先述其淆誤原因如下：

一、淆亂之起，以梁啟超始作俑，而其影響，則以所著之《國體戰爭躬歷談》為最巨。按此役梁於事前曾有《異哉所謂國體問題者》一文之刊佈，梁、蔡師弟先後脫離北京，籌劃南行，與滇主張正相默契。而滇中同志，根本即認此事為舉國人民應同爭回國家人格之公共大業，凡屬反帝，莫不歡迎；況以梁、蔡關系，尤常合作，故唐之對梁，尊禮備至，且曾派員迓請來滇共策大計（後因入桂，未能踐約）。梁對唐及滇人，亦屢致電函，極表推崇感動之意（來函中有「以一隅而抗天下，開數千年歷史之創局；不計利害為天下先，拯國命於垂亡，當為全民感謝」之語，唐曾影印遍發軍民。梁氏書札均存東陸圖書館，亟當檢選刊佈）。誠可謂道合志同相處無間矣；所以始合終離，且至反唇誣詆，此中實有故焉。始緣蔡困大洲驛時，屢電乞濟械彈，唐無以應，不免怨憤，旋見有新編組及出發之軍，益疑唐尚有餘力，厚此薄彼，曾以事急坐視危亡，戰停何又增兵相責讓。加以羅、戴、劉、周（駿）之間，挑撥大有人在。以唐地位關係，無論何事何言，莫不以為尾閭。職是，蔡屢密電肇慶，抒其憤懣（按當納、瀘酣戰之日，正龍、楊入寇之時，葉、黃、趙、庾諸軍，皆自蔡出川後，陸續湊集而成，人械均甚劣弱；而分遣出援之師，亦系陸續籌編就道。以財械交通之種種困難，斷難從成事之先後遲速加以猜側。總之，統籌兼顧者之易致逆尤，乃屬當然之事。而蔡公身當矢石，焦勞過度，偶有不諒，吾人終當曲體之也。）梁遂深懷不滿，及軍務院議起，梁派黃群到滇，以桂陸之獨立出兵及提挈兩廣，均系全局安危，唐之學養，遠勝於陸，請以撫軍長讓陸。滇中軍民聞而大嘩，以此職非有虛榮大利，誠恐名實一紊，將致後人誤會，使滇淪為附屬，遂引梁氏電函推重原語，紛電詰問。梁既以此許陸，又不得不從公論推唐，兩面為難，備陷窘境（其後桂、滇不睦，至於在粵交兵，禍根實始於此，謀國者可不慎哉）；且狃於過去之言聽計從，今忽受此重大打擊，益覺意外難堪。遂由不滿而成宿怨，是為發生嫌隙之真因。自此往還頓疏，僅未破裂耳。迨護法師興，梁囑陳廷策向唐勸阻，唐堅執不從，且親督師至渝，於是梁益憤恚，而彼此之聲問遂絕。其後二年，梁氏到寧講學，乃有《躬歷談》之作，則不啻為上述種種嫌怨之總表見焉（關於蔡在大洲驛及梁阻護法二事，當時報章雜志，既可尋繹，且有梁氏《全集》暨《盾鼻集》、《躬歷談》並松坡《軍中遺墨》等，可資考證。惟軍務院一段內幕，當時因恐袁、段窺見破綻，未嘗發表，幾成密史。然當時各界既有質問梁氏之電，則昆明、肇慶兩地電局，當有原底存檔，況參加此役之各方同志，尚多健在，知者諒亦不少也）。自此書出，而是役真相完全顛倒，蓋梁氏蔡氏既有進步黨人為之到處宣傳，復多往來於交通便利、報紙發達之地，滇則僻處邊隅，民性惟重實際，在外如京、滬各地，從無宣傳組織，偏遠隔離，幾同世外。《躬歷談》發表之後，雖曾有人著文反駁，但只登諸本省報章，且梁素有文名，又嘗親與其事，故能為所掩蔽而貽誤至今也。

二、政治內幕表裡懸殊。以歐美人民經驗知識之富，尚多隔靴搔癢，何論「莫談時事」之吾國？況袁逆作風，尤喜變亂事實，以便私圖，當時報紙復為收買，令人益難捉摸。一般人民既無正確消息，惟有就其表面跡象以為判斷。當蔡氏京寓被搜查時，人皆傳其由於反帝，及夫離京南下，以曾督滇之故，又皆測其赴滇。從此心目中已先存一「蔡氏到滇反袁」之成見。有電既到，蔡果列銜，人民以為已與傳說無異，既愈加重成見。而袁以鎮定人心及離間作用，復一再佈告捏稱：「蔡鍔到滇游說唐繼堯獨立，其實唐非出本心，全由蔡鍔脅制主使」云云，又以為與其判斷符合，更自深信不疑。加以漾、有兩電，感日檄文，進步黨人既早宣傳為梁所撰，梁復收入《盾鼻集》中。缺乏閱歷之人，遂謂此等小事且然，不暇深思說考。及後梁氏著作，大吹大擂，從不見有何人加以辯正，遂致愈久愈晦，習為固然。夫具明晰頭腦以知人論世者，曾有幾人？據表面先入之跡象，墮仇口狡獪之術中，在彼時情況下，吾人亦惟有寄以「君子可欺以其方」之心情而已。

三、在行「國憲」前，所有中小學教科書，皆由書商自編，呈部審定。無論稿費有限，難覓專家，即有少數備具作史之長之人，而民國史事之修撰，既無專司，散亂分歧之材料，又未整理，學理雖優，研討不易，欲其征信，豈非夢囈？其無編譯機構之書肆，則彼襲此抄，更難語此。又況出版界中，多與梁有聯繫，非僅不為矯正，且恆假以自重。有此數因，則教科書之歪曲淆亂，殆為勢所必然。今以客觀事實，針對淆亂各點，逐一辨正如下：

（一）此役集合全國反帝同志，奉義而趨。其共同旨趣，惟在各盡其力以爭回原來之共和國體，所謂人同此心，心同此理。豈特唐、蔡之間，無所謂主動被動，即勤職殉身之員與認捐輸餉之民眾，亦無所謂主動被動。有如此次抗日，純為正義所驅，若真出於勉強，不惟意志決難如此堅強，即收效亦決難如此圓，此我國民不淫、不屈、不移之真精神也。乃竟揚已抑人，妄為品第，非僅厚誣唐氏，且是損我護國軍民全體之尊嚴矣。

（二）此役不分軫域，各派咸集，然而溯其淵源，考其質量，要以國民黨為中心主幹。前列軍府軍隊組編表，其主要人物之國民黨籍，既佔十分之八。而在各地艱難起事者，又盡屬國民黨人，事實所示，可為鐵證，何得掠美貪功，攘為已有？

（三）在事諸人，分工合作，各有價值，不容軒輊。然若就職能言，則唐氏總攬全局，實為適當之代表。若就秩位言，則唐、蔡、李同為此役首領，何得獨尊一蔡，抹煞其餘？

（四）滇省先遣之鄧、楊兩支隊，自四年）（一九一五）十二月九日出發，至十九日開畢（《護國軍紀事》載有《中華新報》所登護國軍一兵士由昆明出發日期及沿途作戰攻克敘府之日記，此非本省事後之著作，而為當時日報之實錄，有此一書可為佐證）。而開拔之前，尚需作種種預備（彼時交通艱阻，軍隊設備簡陋，事實所限，實難朝令夕行）。計其時間，實在蔡公二十日抵昆明前一旬以上。即以最後尾隊而論，相距亦在一日以上。蔡且未見其行，遑論主使策動？（滇越火車，由阿迷抵昆明，均在下午七八時，冬季尤晚；而早站行路，例於天明動身，軍隊尤早）又蔡公於五年一月十六日由昆出發，而先遣軍是日已抵川邊之新場，二十日且克敘府（所述日期，均有當時各報記載可查）；此尤足以證明唐早有決策，先期遣派之不虛。按昆明敘府旱路，馬站二十六天，每行五六天照列休息一日，故最速須三十二三天始達。此路地曠人稀，軍隊以給養轉運之繁多，且系沿途轉戰而前，需時又當倍之。準此，則一月二十日之克敘府，其由昆明出發，至少在四年十二月初間；里程具在，尤可從事實得到證明。若為被動，焉能佔此先著，迅赴戎機？

（五）繆嘉壽、呂天民、李宗黃、趙伸等之分赴各地，擔任起義籌備工作，遠在蔡公抵昆之前三個月，起義時多尚未歸，故十二月二十二夜，上校以上之歃血宣誓，繆等與先遣軍之劉、鄧、楊三人，均未能列席（有各種記載及當時報章之名單可證）。若為被動，則事前不應有此種派遣。若未派遣，則此單不應無名（諸君職位或為上校或在上校以上）。事實俱在，可為反證。

（六）李協和、程頌雲、熊錦帆、方韻松、呂天民、但恕剛、王伯群諸公，皆民黨要人，或先蔡入滇，或同時到達。若謂蔡與滇省軍隊有關，以主動此役而入滇，則無主動之名且係初來之諸公，亦能入滇，又將何說？

（七）唐氏若非早日決策，渴求同心，則決不肯一再迎蔡，迎蔡而無誠意，則應付之術，頭頭是道。無論只圖私利者，不難因而縛獻，立博王封；即兼顧友道者，亦可恫以危詞，拒使他位。欲騎牆，則設法稽延其行，以留餘地；欲取巧，則坐視周、張狙擊，諉為不知。惟唐刻意相近，視友如己，派遣其弟，保護惟恐不周；且以所部十分居七最稱精銳之兵力，自動屬諸蔡公，而甘留寡弱以自守滇。誠心實慮，惟憂此事之不成。苟為被動，安能如此精白專純乎？

（八）若再分析言之：謂蔡主動之說於到昆以前為之耶？則所憑藉不外函電文字之聳動，區區紙片，竟收如此奇功？豈非笑談！且自京寓被搜後，根本已難通訊。謂於到昆以後為之耶？則無論用何方法，施何手段，斷難以滅族屠民之事，於匆匆兩三日間（二十日到昆，二十三日即發漾電），使人一致服從。且果如是，則所致各方電函，必將略及運動說服之經過，今所有梁、蔡作品中，絕無絲毫游說策動之痕跡，而蔡電反有「多逾初望及先遣已達滇東」之詞。其為荒唐，不值一辯。又或謂蔡有舊部關係因而脅迫耶？則蔡離滇已將三年，當時帶兵之上中級軍官，已經人事之再三更調、其勢已失銜接。且起事前之師長為張、劉（祖武），而起義後即以所部改隸顧、趙、劉（云峰）等，脅迫之說，既須利用現任統兵之官，何以起義反致解去兵權（當時因顧、劉善戰，故使統兵，而調張、劉幕職，於此愈見當時將士同心，唐可任意更置也）？又況古今來部下建議而上級受納者，史不絕書，但能抉擇可否，莫不以善歸之。即此明目達聰之風，已是表馭群倫之度。斯為脅迫，只見其妄。更或謂由遺愛擁戴耶？果爾，必有各界開會請願之舉，何以絕無所聞？此其幼稚，更不待言。總之，無論作何說法，舉凡時間之距離，部署之安敏，在在皆可以為反證。倘非主動，萬難如此神速，是則不攻自破者也。

（九）起義之漾、有兩電及感日覈文，並致各國通牒各公使照會等，均梁在外撰就（均見《盾鼻集》。但感日檄文，則唐公不甚滿意，特請任志清先生另撰，僅有數句沿用原稿。因梁在外先已發表，故報章前後所載各異。此雖文字末事，亦足以見唐之不盡聽人主張也），交蔡帶滇發表。若非預知唐已決心，何肯虛耗精神，先作此舉？

（十）護法議起，梁囑陳廷策勸阻，唐堅不從，以梁對護法之不能阻唐興師，愈足以證唐於護國之決非舍已從人。

（十一）梁於起義時，對唐頌揚惟恐不工，決裂後則詆毀弗遺餘力。夫以今日之我與昨日之我宣戰，求知則可，論人則非。以其前後之矛盾，愈見其言之支離。

（十二）唐、蔡同學、同官，交誼至厚。蔡之於唐，始則特命統兵以援黔，繼則密薦回滇以自代。唐之於蔡，既屢次派員尋訪，竭誠以迎其入滇，復慨然付以重兵，不虞大權之旁落，兩公相知之深，相信之篤，實非勢利之交所能妄測，尤非小人之心能忖度。蔡於抵昆時對同人之第一語曰：「真是出乎我的意外，你們已經樣樣都準備好了。」想見其欣慰之情、內心之喜。唐於蔡病歿後對滇民之演講詞曰：「松坡之死實是國家最大損失。昔時地區起義，我二人同心救國，外間小人，竟有松坡為主動我為被動之說，本省軍民深抱不平。其實我與松坡久共忠難，誓同生死，蔡即是我，我即是蔡，要說松坡是主動，我當然也是主動，要說我被動，松坡當然也是被動。一死一生，乃見交情。我滇人對松坡之死，應該表示非常的哀悼。是非自有千秋公論，毀譽不屑計較一時。要知道雲南起義，乃全體雲南人民自立自做之事，這一點既然無人能夠推翻，那就大可放心了，何必還介介呢？」足見其器量之大，見地之超（滇中情事，外間雖多隔膜，但亦不乏批判明允之人，如延慶馬大中所著《大中華民國史》，其論蔡、唐曰：「唐承蔡後，整武經文，論唐之才或在蔡之下，而其器確在蔡之上也。」國中曾與兩公共事及留心大局者，亦多持同樣論調）。唐、蔡情義若此，中間偶有誤會，既同由於為公，終當渙然冰釋。觀乎唐及滇人，對蔡始終愛重，未嘗因為有被動讕言，少受影響。則蔡公九泉有知，聞此主動被動之說，亦必為之躊躇不安矣？蓋知人論世，要須綜覽平生，體會情境，方能把握大處，不流穿鑿。彼紛紛者之信口雌黃，亦徒見其枉用心機，毫無是處矣！

總之，真確實在之事，譬如四肢百骸之運行，但能正常不變，自然脈絡貫通，處處順理成章。虛偽捏誣之言，則如借用他人之衣履，任其精於彌縫，終必露肘削足，罅漏畢是。試觀上述論證，此理益覺顯然。夫護國大功也，主動美名也，如康（有為）之言曰：「我命梁啟超為之」。梁之言曰：「我命蔡鍔為之」。羅蘭夫人雲：「自由、自由，多少世人假汝之名以行。」湘綺先生云：「功名二字，害人最毒，即賢者當之，亦違卻本心。」康、梁且然，又何怪於絳灌輩之拔劍砍柱乎！

編者註：

白之瀚先生，護國首義時任唐繼堯的機要秘書，負責起草和翻譯電稿。護國首義後任雲南督軍署秘書長。本文節選自白之瀚先生的《雲南護國簡史》一書。

【本文收錄於《雲南文獻》第40期；民國99年12月25日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