願「雲南首學即中國首學」──雲南大學台灣教授的任教見聞與願景

馬騰嶽（國立清華大學人類學博士）

我在臺北的牙醫問道為何這麼久沒有見到我，我回答近來在大陸雲南大學教書，一年大概只能返台一兩次。這是我第一次見到牙醫的嘴巴張的比我的還大，眼神裡充滿驚訝。特別是知道我在大陸教的是包括當代「馬克思主義人類學」在內的社會科學理論時，牙醫簡直不能相信。他好奇地問了我兩個問題，第一個是我為什麼要去雲南大學教書，第二個是雲南大學為什麼讓我去教書。

是的，對於許多台灣人來說，聽聞台灣人在大陸當台商是司空見慣，但是台灣人去大陸當大學教師仍是極其稀有。作為雲南大學第一位專任的台灣教授，我為台灣《雲南文獻》期刊撰寫我在雲南大學教書的見聞，希望更多人能理解雲南大學的現況，並願意為推動兩岸學術交流，發展雲南大學為中國首學，而投注力量。

緣起

去大陸旅遊探親對於我這代台灣人而言，在少年時期還是不能想像的。1987年兩岸開放探親，1990年我就讀大學三年級，決定利用暑假，以揹包客的方式，自助前往大陸旅遊。當時仍是「前網路時代」，旅行資訊的收集遠不如今日方便，更重要的是台灣開放民眾前往大陸旅遊探親才第三年，前往大陸的台灣民眾還很少，以揹包客的方式自助赴大陸旅遊的更是不多，資訊十分有限。我唯一的資料是一本台灣印製的「中華民國分省地圖」，內容是依中華民國大陸時期行政區劃分的三十五省與蒙古、西藏兩「地方」，還有就是考大學時背記在腦海裡的中國地理及歷史兩門學科的知識。就這樣，從臺北搭上前往香港的飛機，開始了為期兩個半月的大陸之旅。

我從香港入深圳，從廣州沿珠江搭船到上游的肇慶，改乘巴士逐步向西。這次的行程最有趣的地方，是完全沒有任何行程計劃，一切隨遇而安。事實上，在當年的旅遊條件下，也沒有辦法規劃行程，因為不可能預訂外地的旅館與任何交通工具，一切只能走一步算一步。我沒有任何的旅遊計劃，一切隨緣。

當時台灣人在大陸還不被允許入住一般的旅館酒店，只能住在「涉外」酒店。境外人士依法不能使用人民幣，只能使用等值的「外匯券」。各地的涉外酒店雖不多，但總還是有一些價格相對便宜的、供國外來的年輕遊客落腳的青年旅館。住在這種旅館最大的好處是，來自世界各國的揹包客聚集一堂，可以分享各種第一手旅遊資訊。其他揹包客的一句親身經驗推薦，可能就是自己下一個前往的地點。就在這一路的聽聞過程中，我經由廣東、廣西、貴州，最終在1990年八月中旬輾轉來到雲南，在雲南各地周遊了一個多月，才不捨地返回台灣。

從我的觀點來看，1990年的雲南還是相當「緩慢」的，所謂緩慢不僅指交通運輸，還包括社會改變。「改革開放」的大洗禮對雲南這一邊疆省份的影響，遠不如沿海地區明顯與劇烈。在昆明市內自行車還是人們主要的交通工具，家居生活主要的燃料是蜂窩煤（台灣所稱的煤球），空氣中常常聞到淡淡的燒煤味。從昆明至西雙版納的飛機航班雖已開通，但是飛機的誤班率很高，在機場候機等個幾天是常事。而當時高速公路尚未開通，老舊的長途巴士從昆明開往西雙版納需要整整三天兩夜，從昆明到大理則需要一天一夜。昆明市內的巫家壩機場還僅有一幢小型建築，外觀樸素簡單。著名的大理古城當時仍是一個以當地民居為主的古城，古城洋人街裡的小酒店老闆都還是真正的洋人。

1990年的雲南還是緩慢的，緩慢的另一面，是各種「發展」的概念還未完全的浸入人們的生活與觀念之中。人心淳厚，隨時隨地都可以感受到雲南人的友善。我在雲南待了一個半月，經歷了許多一生難忘的事情。例如，在西雙版納打洛的傣族小村子裡，見我揹著大背包獨自走在民族市場，好心的傣族人主動地邀請我住到他們的家裡，讓出了家裡唯一的一張厚床墊。在一周之後，邀集了鄰居一起宰殺水牛為我送行。昆明「茶花賓館」的工作人員知道我是台灣同胞，請假數日為我導遊昆明。異鄉遊子，萍水相逢，雲南人的盛意卻如此豐厚。諸如此類的經歷，滿滿行囊皆是。

雲南首學──雲南大學

雲南大學是雲南首學，當然也在我1990年首次雲南之旅的計劃地中。在昆明，我投宿於東風東路「茶花賓館」，常在此租用自行車，一路慢悠悠地騎到雲南大學面向翠湖的正門，在校園與學校四周閒逛了多個下午。第一次踏訪雲南大學，有件事是我一直忘不了的，那日我騎自行車從北門街由「丁字坡」下坡到翠湖北路，坡的右側是雲大的圍牆。就在滑行到達坡底時，有一位老太太突然站了出來，這位老太太右臂上戴了臂章，依稀記得臂章上的文字是「××委員會」。她拉著我的自行車，說此處不准騎自行車，要罰錢。我問她何處有標示不准騎自行車？老太太說沒有標示，但是大家都知道，騎自行車下坡會造成危險，就是要罰錢。老太太義正辭嚴，我只得恭敬地繳上二毛人民幣的罰款。據她明示，這是給外地人的優待，本地人要罰五毛錢。話說，當年一般人的工資，還就是幾十塊人民幣。老太太執法從嚴，但不忘人情，給外地人優惠。被這麼認真嚴肅卻又有人情味的老太太罰款，是一個難得的經驗，也是我對造訪雲大的第一印象。

位於昆明市翠湖邊上的雲南大學是雲南省第一所大學，前身是創立於1922年12月的「私立東陸大學」，由當時的雲南省都督唐繼堯所創辦。1934年更名為省立雲南大學，1938年改為「國立雲南大學」，是大陸西部邊疆最早建立的綜合性大學之一。1937年由著名數學家、教育家熊慶來先生出任校長。對日抗戰時期大批知名學者雲集昆明，顧頡剛、吳文藻、劉文典、楚圖南、嚴濟慈、華羅庚、陳省身、馮友蘭、費孝通等人都曾在雲大任教，奠定雲南大學深厚的學術底蘊。抗戰時期，雲南大學已發展成為一所包括文、法、理、工、農、醫等學科在內的著名綜合性大學。1946年，《簡明不列顛百科全書》將雲南大學列為中國十五所世界著名大學之一。中共執政後，1958年，雲南大學由中央高教部下放雲南省管理。1978年，雲南大學被國務院確定為全國八十八所重點大學之一。

不管時代背景如何，雲南大學自創校以來，一直是「雲南首學」，在雲南人心中有著崇高的地位。唐繼堯先生是雲南會澤人，所以雲南大學的行政大樓被命名為「會澤樓」，而雲南大學的校訓「會澤百家、至公天下」，亦採「會澤」之名，意喻學術之貴，在於包容百家，求天下之至公。談到雲南大學，會澤樓是必須鄭重介紹的重要的建築。會澤樓建成於1924年，是一幢有法式巴洛克風格的二層建築，莊嚴氣派，面朝南向，直對雲南大學的大門，大門過去五十公尺，便是翠湖。會澤樓在小坡之上，海拔高度約為1,910公尺，較前方的翠湖約高三十公尺。由會澤樓至大門的平地上，共設有三段落、九十五階的石板台階。承載歷經近百年歲月的行人足跡，石板台階已被磨得光滑，加上兩側老樹成蔭，十分有歷史感。關於雲南大學會澤樓的九十五級台階，民間的傳說豐富，最常聽到的說法是會澤樓高大氣派且面向正南，仿若有一方宮殿的氣勢；而會澤樓前的階梯，不多不少的修成九十五階，雲南民間常以《易經》乾卦「九五，飛龍在天，利見大人」來附會這九十五階台階，指唐繼堯有九五至尊南面稱帝的意味，指其政治野心。雖然這都是民間的傳說議論，卻也為雲南這個邊疆之域，添染了不少一方豪傑逐鹿中原的氣魄與想像。

任聘於雲大

今日的雲南大學翠湖校區被稱為「中國十大最美大學校園」。建校至今，校園多有改變，但會澤樓、貢院等歷史建築一直被完整保存。與1990年相比，今日雲大校園令我印象最為深刻的改變，是雲南大學的大門。今日的雲大校門是鐵欄杆建成，為方便汽車出入，常年是開放的；即使鐵門關起，從校門外欄杆縫隔中，仍然可以一覽九十五階階梯與會澤樓全貌。然而在1990年，雲大的校門卻是由鐵皮焊成，漆成沈重的藍色，除非鐵門打開，門外行人無法一窺究竟，感覺就是一個封閉的機關重地，而無大學的開放之感。我幾次在雲大演講，拿出1990年雲南大學大門照片與今日的照片進行比對，從地景的改變，說明中國整體政治與社會氛圍的改變。中國由舊日的封閉保守，到今日的包容開放。古人以一葉知秋為喻，我則從一扇大門，看到雲南大學，乃至中國社會的變化。

1990年的大陸之行，雲南的見聞，對我個人影響極大，從新聞專業的媒體人走上人類學專業學者這條道路，大半也與此經歷有關。雲南是世界著名的少數民族之鄉，二十多個民族共生於斯，文化呈現極為豐富的多樣性；雲南人溫厚質樸，給與諸如我這樣的外來旅行者百般友善接待。1990年雲南之行，文化衝擊與旅人遊子的諸多感動，一直銘記於心底。所謂受人滴水，思報湧泉，從大陸返回台灣後，我長期在台灣的媒體與學術界工作，一直希望有朝一日，能夠去雲南大學講學，從教育著手，將當年在雲南所承受的一切善意，回饋滇鄉學子。但作為台灣人，在兩岸敏感的政治氣氛下，來大陸大學教書談何容易。所幸，隨著大環境的開放，2012年秋天，我受雲南大學民族研究院之聘，終於有機會來到雲大教書，任期一年。2013年，雲大首次對外辦理徵聘合同制的特聘教授，在這個制度下，我成為雲大的首位專任的台灣教授。特別說明的是，由於大陸的高教體系，尚不允許把境外人士的「人事關係」納入正式人事編制內，取得相關的退休與醫療保險的社會服利，合同制是所有境外教師在大陸的普遍工作模式。

雲南大學是雲南首學，體現在今日的中國教育體制內的事實是，雲南大學是雲南省唯一的「211工程」大學，是大陸教育部培植的重點大學。所謂「 211工程」，簡單來說，是大陸地區在上世紀「九五」計畫期間針對高等教育發展的工程，也是大陸地區高等教育事業的系統改革工程。「211工程」自1990年開始醞釀，到2000年前後，整個大陸地區一共選定了重點建設高等學校一百所左右，成為大陸地區面向二十一世紀的重點高等學校。目前211工程大學的數量，始終維持在一百所左右。1996年雲南大學成為首批列入211工程重點建設大學；2001年雲南大學被列入「西部大開發」重點建設院校；2004年雲南大學成為大陸教育部和雲南省人民政府重點共建的高校。2006年，雲南大學接受大陸教育部專家組本科教學工作水準評估，十九項指標全被評定為A，被大陸教育部評為本科教學優秀學校。目前在大陸的一千八百多所大學排名中，雲南大學一般在五十至六十名內，是排名前百分之五的重點大學。

雲南省有四千六百多萬人口，但僅有雲南大學一所211工程大學，它所受到的重視可以想像。目前雲南大學有十七個學院、八個研究院、一個公共課教學部、一個留學生院，全日制在校本科學生一萬三千餘人，研究生一萬兩千餘人。學校現有教職工兩千八百餘人，專任教師一千六百餘人，其中境外教師約有三、四十多人。這其中，從台灣來雲大任教的有三位。包括在我之前由雲大民族研究院聘任的語言學兼任教授張雅音女士。而雲大以合同制聘任專職台灣教師，則由我開始。2015年，另一位來自台灣的教授李昕潔先生也在合同制下受聘於計算機學院。

隨著各種國際大學排名評比的逐年公佈，台灣人對於大陸大學的認識漸為清楚。不論是亞洲排名還是世界排名，大陸的重點學校在排名上的進步上越來越不可小覷。大陸大學的環境、制度與台灣雖存在很大差異，但在我看來各有優勢。舉例而言，台灣高等教育的發展歷史遠較大陸平順，未經歷諸如「文革」等政治劫難的破壞，學術自由且學者自主性較高，這是台灣高等教育的優勢。但目前台灣大學的師生比例遠低於大陸，特別是因應少子化環境，大學為了節約人力經費，教師員額過低，教師承擔太多的教學責任和壓力，私立大學教師的教學壓力更是巨大。相對而言，以雲大為例，除了傳統的「學院」之外，還有多個以科研任務為主的「研究院」，例如我所服務的「民族研究院」、以推動文化產業人才培養的「文化產業研究院」等等。「研究院」一般不收本科（大學部）學生，而把重點置於碩、博士研究生的培養上和教師研究工作的推動上，教師的教學任務相對減低許多，有更多的時間可用於研究工作。另一方面，台灣在上世紀九○年代推動「教授治校」的理念，大學的自治行政工作一般平均分擔給單位內的所有老師，教師經選舉產擔任行政主管工作，具有一定任期限制，輪替速度快。負責行政工作被視是教師的責任與義務，但佔用極多的教學研究時間。大陸高校則具有高度的行政化特色，校、院、系、所各級主管雖有任期但一般沒有屆期，是具有穩定實權的領導，承擔主要的行政工作與責任，一般的教師不用在行政事宜上費心，只需要專注於自身的研究教學事務，對於研究工作更有效率。但相對的，大陸高校行政化亦非並無缺點，避免行政體制的僵化與權力集中所可能衍生的問題一直是高校的努力之處。而從整體來看，這也習近平先生上任國家主席後，所急欲解決處理的公務體系制度性問題。

總體來說，我覺得雲南大學正朝向一個更高、更為國際化的學術目標前進。就硬體而言，雲大的呈貢校區於數年前建成，新校園佔地寬廣，校舍宏大，政府並在附近建了地鐵直通昆明市內，未來的發展可期。就軟體而言，吾人常說看一所大學的品質從它的圖書館著眼，雲大圖書館的館藏近年來有顯著的進步，我剛來雲大服務時，常藉機會向學校各級領導反映圖書館電子資料庫不足，沒想到才一兩年時間，雲大圖書館的中、外文電子資料庫呈倍數成長，甚至許多國外頂尖昂貴的資料庫也被購入。而呈貢新校區的圖書館，建築規模可與國際一流大學相比，只待經費擴充藏書。往更遠看，大陸「一帶一路」政策的影響下，昆明與南亞各國間的公路與鐵路系統已著手興建，未來昆明會是中國面向南亞的門戶城市，學術環境會更為國際化。這一切，都讓我對於雲南大學未來的發展，抱持十分正面的看法。

推動學術交流為志願

作為第一位來自台灣的雲大老師，除了把台灣的教育經驗分享給大陸學子，努力完成自身的研究任務外，我個人的心願，就是推動雲大師生與台灣的交流。

兩岸人民在戰火中分離，骨肉撕裂，這是民族悲劇。我家本姓蒲，因家庭因素改姓，祖父祖母一代來自山東省榮成縣，更早的祖先則於清代來自雲南。我幼時常受祖父庭訓，祖先是從雲南到山東，在山東榮成縣海濱群居結村，捕魚為生，形成一個同姓「蒲家坡」村。祖父曾言，在老家山東，全村族人每年除夕夜要在祠堂設立香案，朝故鄉雲南祭拜祖先，不忘祖源。祖父母於1949年來台灣後，終生未能再返回大陸老家，老死他鄉、以為至憾。戰火流離，有家不得歸、親人生死離異的痛苦，不是未經離散經驗的人可以想像的。

我嘗想，祖父一代國家因內戰分裂，人民隔離；父親一代兩岸因意識形態對抗，長期冷戰；到我這一代，凡具有民族意識的中國人，都應該努力修補兩岸因戰火撕裂的傷痕，在國殤中建立新的和解與信任。理解是信任的基礎，而對於青年人的教育是建立雙方理解最有效的方式。兩岸執政者原本應在這個基礎上大力推動教育交流，讓學生可以自由地在對方的教育環境下學習理解對方，建立情感交流。只可惜受限於多種因素，目前兩岸的學術交流始終存在極大的限制。

在雲南，多次有學生與家長向我請教申請來台灣就讀大學本科或研究所的事宜，但受限於目前台灣對於大陸申請者入學者僅開放沿海八省市戶口的限制，雲南籍的學生目前仍無緣來台灣接受教育。前年有一位昆明某高中學生的母親和我談過話後，為了幫孩子辦理戶口遷移而在杭州買了房子，只為了滿足孩子堅持去台灣的大學讀歷史系，在台灣學習中國歷史的願望。並不是每一個昆明孩子都幸運地有這樣一位有能力的母親，但是我有為雲大學生創造更多到台灣交流學習機會的意願。過去三年，在雲南大學民族研究院院長何明教授的支持下，我協助推動了民族研究院與台灣的台灣大學、政治大學、清華大學與暨南大學簽訂院級合作協議；同時在雲南大學文化產業研究院李炎院長的支持下，協助了雲大文化產業研究院與台灣的國立臺北護理大學、佛光大學簽訂院級合作協議。除了這些院級的合作協議外，在雲南大學新任校長林文勛教授的推動支持下，雲大與台灣的佛光大學及元智大學完成了校級的合作協議的簽訂。這些院、校級的合作協議，建立了雙方交流合作平臺。

然而，徒有協議不足以促成學生赴台灣交流，經濟支持同樣重要。在我的理解中，大陸獎學金資源十分有限，主要以「國家留學基金管理委員會」辦理的公費留學為主，目標多為資助學生至歐美國家留學。省級政府的留學、訪學獎學金制度，則依各省的財政狀況和主事者的重視程度而有異。一般而言，大陸的公、私企業雖然資本巨大，尚缺乏資助學術研究與獎助學生進修的風氣和認識，企業缺乏支持教育事業與學術研究的公共責任認知。因此，學生到境外的留學、訪學獎助，主要仍依靠政府支持。

過去三年，我曾協助廈門大學與貴州大學的多位學生赴台灣到台大與清大等學校學習，他們能夠成行，主要是有來自福建省政府與貴州省政府的專項經費支持。我期待雲南省政府的各級領導們，在過去幾年大力推動諸如「雲台會」等雲南、台灣商務交流的同時，也能正視教育是百年事業，學生在學習養成的階段，能有一段完整的異地求學經驗，會成為人生最重要的養分，也將成為社會未來重要資產。台灣與大陸文化相同，沒有語言隔閡，是大陸同學短期訪學的最好選擇。我希望雲南省政府的各級領導，能夠支持雲南各大學學生來台灣進行交換訪學，並提供必要的獎助學金支援，更盼望有遠見與愛心的兩岸人士，能捐資助學，支援有需要但無能力訪學台灣的學生圓夢。

我個人的自我期許，希望在雲大剩餘的教授任期內，具體地協助雲南大學建立類似「雲南大學台灣學術交流中心」組織，制度性地協助雲大師生與台灣學術界進行交流。在大陸的體制下，要完成這個理想不是一個普通教授能達成的，期望見到這篇文章的朋友們，不論是在雲南還是台灣，都夠給與支持，藉由諸位力量的匯合，在因緣俱足下，完成這件有意義的事。

結論與夢想──讓「雲南首學即中國首學」

這篇文章是為台灣《雲南文獻》期刊所撰寫，我相信本刊的讀者有一個共同點，那就是對雲南有一份故鄉認同，期盼這塊祖先的風水寶地能被珍惜，環境能夠永續發展，讓雲南的文化維持特色，讓雲南處處都成為令人羡慕的香格里拉。

作為一名祖源雲南、來自台灣、目前在雲南首學教書的台灣學者，我有一些關於雲南發展的書生見解。雖十分粗略，但願借貴刊版面一述，拋磚引玉。

在現有的所謂「旅遊、礦產、煙草、農業」雲南四大產業之外，什麼是雲南未來最好發展的選擇？

我認為教育產業是其中之一。

現代大學的起源與歐洲文藝復興密切相關，說明大學的興起需要發達的商業活動與成熟的市民支持，古老的政治商業中心成為大學首選之地；晚近的大學則為了滿足師生更高生活品質與學習環境的需求，校址多選擇在地理環境優美、氣候良好的區域。也因此，縱觀當今舉世的好大學，其設立校址莫不出這兩項原則，一是傳統的商業政治中心，二是地理氣候優良之地。前者如美國東岸的常春藤盟校（Ivy League），後者如晚近美國西岸的加州大學（UC）系統。

從這個觀點分析，我認為雲南絕對有條件發展世界一流大學，甚至可以把大學當成是雲南的第五產業來經營。雲南高原氣候溫和，四季如春，空氣品質為大陸之冠，昆明因而又稱「春城」。雲南人自稱是「家鄉寶」，總是離不開家鄉，何故？就是因為雲南地理景觀優美，氣候絕佳宜人。而昆明更是大陸西南政經重鎮，扼南亞進出中國之口。政經重鎮與良好的地理氣候，這兩個成就世界頂級大學的客觀條件，昆明都已具備，欠的只是主觀的意願、想像力與執行力。我在昆明常向各界的朋友們分享這樣的理念：雲南大學目前是省辦大學，只要主事者有心，省政府的領導有魄力，願意投注資源、引進人才、給與大學發展需要的空間和自主性，雲南大學成為中國西南的學術重鎮，與北京大學、復旦大學、浙江大學、中山大學這些東部沿海地區傳統名校同台爭鋒，帶動雲南各大學並起發展，讓昆明成為世界學術之都，重現民國時期西南聯大的光彩，絕對是指日可待之事。

這並不是一個空想，而是有客觀條件作為基礎的理性判斷。

任何偉大事業的開始，都緣於一個簡單卻能引發無窮希望的夢想。願所有愛雲南的人們，所有雲南的家鄉寶，都能帶著善意的祝福，傳遞這樣一個美好的夢想。讓會澤樓的九五台階，引導雲南大學成為鼎立一方的至尊學霸。讓「雲南首學即中國首學」的願景，早日成真。

【本文收錄於《雲南文獻》第45期；民國104年12月25日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