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創施義教」與民初雲南教育

陳秀峰

座落于昆明古城東北一隅的圓通山，自上世紀二○年代被辟為公園至今已近百年，積澱下厚重的歷史文化內涵和眾多歷史遺跡。近十年來，這些歷史遺跡陸續得以修復和認定。2015年開始，公園管理部門就在醞釀恢復立建「德教碑亭」中的《建候主任德教碑》（殘碑）。我與原黃埔軍校五分校（設在原雲南講武堂）主任唐繼鏻將軍嫡孫唐翎先生相約共尋原碑拓片或碑文。我通過電話請教了家住東華社區的新中國第一代文博專家丁學仁先生，年高德勳的丁先生在上世紀八十年代初就奉政府之命，尋找原大觀樓旁的唐繼堯將軍戎裝騎馬銅像，為此他跑遍了半個昆明城，遺憾的是只找到半截銅馬腳。在丁先生指點下，我獲悉雲南省圖書館正在把館藏的三千多件歷代書畫及碑刻拓片作電子化（掃描）存檔，可能需要半年時間的消息，這無疑增加了一個新的希望。

「珠聯璧合」尋古碑

我為此還翻閱了1998年出版的《五華區文物志》，雖沒有找到《建候主任德教碑》的蹤影，卻意外在該書附錄《重要碑刻選錄》中找到了消失了半個世紀的《昆明市創施義務教育記碑》的碑文，要知道我與這座石碑有著半個多世紀的不解之緣。原以為我們可能再也找不到這座碑的碑文了，因為這座融中西風格於一身的紀念碑造型奇特，在雲南所有我見過的紀念碑中它的造型獨一無二！1960年秋季我進華山小學上一年級就與這座石碑朝夕相處，但後來連老師回憶往事時也說不清這座石碑的全貌及立碑時間，這更增加了它的神秘感。

2002年的陽春三月，昆明市曾經的名校─華山小學百餘名校友，在滇池畔的「夏之春」度假村舉辦了「華山小學首屆師生聯誼活動」，在傾情推出的紀念冊《永遠的華山小學》一書的封面上，首次刊登了這座神秘大碑的老照片，書中還收錄了毛祥麟老師對這座大碑的回憶，為後來尋覓碑文埋下了伏筆。

毛祥麟老師在回憶錄中寫道：「校園中那幢中式教學大樓的前面一塊是一個籃球場，後面一塊約占兩個籃球場大的面積，並建有一石碑以資紀念。記得石碑占地約十平方米，在四面四級石頭階梯的碑座上矗立著高約四米左右、寬約一米有餘的四方碑柱，此碑造型壯觀，碑文書法刻寫遒勁，不僅有文化價值，而且也是三○年代前後昆明小學教育發展的記錄和歷史見證。記得那時，每當下課的十分鐘休息時間，學生們三三兩兩地或依靠石碑或坐在石階上談笑、或繞著石碑嬉笑玩耍、或駐足石階上翹首閱讀推敲碑文……。」我也是毛老師筆下課間休息時常以石碑作伴的同學，至今回想起來還感歎那碑座的光滑和晶瑩，當時還埋怨立碑人為何不把基座上的梯級臺階做寬一點，以便我等能坐在臺階上休息一會不是多好呀。由於學校老師從來沒有向我們講述過這座碑的來歷和碑文的內容，故我對上面的碑文一點印象都沒有。只記得東西南北四塊碑面上都有二個大紅色的美術字，從老照片上辨認，碑體向陽的兩面各有「活潑」和「誠實」四個大字，另外兩面也許是「團結」和「勤奮」（或守紀）了。這種在紀念物上寫字的行為，用今天的眼光來看，那是對紀念性建築（有文物性質）的踐踏和極大不尊，但當時卻是人們對舊社會遺留紀念物的蔑視和利用了。

毛祥麟老師還經歷了石碑被拆除的「痛心」時刻，他在回憶錄中寫道：「惜乎！此石碑列為封建主義文化的象徵。1966年8月，『文化大革命』革了這座碑的命。彼時，轟轟烈烈的『文化大革命』在全國展開『掃四舊』和『橫掃牛鬼蛇神』的群眾性的政治運動。正值暑假期間，全國大中小學教師均集中學校，在上級派出『工作組』的領導下進行『觸及靈魂的文化大革命』。在這場『革命』中，人群被分為若干等級，等級賦予的人格矛盾就是促使人們爭奪人格桂冠而相互鬥爭的根由。在那個年代有一個特殊名詞叫『群眾鬥群眾』，由此而產生的大規模的人與人的鬥爭在神州大地乃至在人類史上達到了史無前例的空前殘酷。我等屬被打倒階級的那個階層的子女，被稱之為『黑崽子』，此類多為『橫掃』對象。我與同校教師孫繼斌、高克遠、賀澤忠諸君並列為『反黨反社會主義分子』。在『接受』『革命群眾』的批鬥之餘的某日晚上，『工作組』命我等『反黨反社會主義分子』和『有問題』的教師約十餘人用鐵扡、鐵鏟、鐵鍬掀掉石碑。記得用了三天時間，肩扛人挑把一塊塊碑石堆放到籃球場一旁，完成了橫掃華山小學內『封建主義文化』象徵的任務。至此，屬於人類共有的文化象徵─這座雕刻精美、書法謹嚴，且鉤犁耙梳，詳細考證，引據鄭重的、有約四十年歷史的並具有文物價值的石碑也就消失在這所昆明小學中的名校校園中了。」

2009年，我在《記憶中的華山小學》一文中回顧了2002年這座石碑唯一倖存的老照片的發現過程，文中寫道：「為了找到這張老照片，我先後求助於劉惠芬、毛祥麟和高克遠老師，幾經輾轉才打聽到姚麗華老師的電話，在電話裡姚老師也不能肯定這張照片是否還在。但第二天一早，姚老師就打電話來給我說照片找到了。當天下午當我從姚老師手中接過這張保存了近半個世紀的老照片時，我心中頓時湧起如願以償、夢想成真的感覺。姚老師還用放大鏡把照片中二十位老師都認出來了，真了不起呀！第一排從左三起是：樓築生、李媛珍、李淑芳、蘇煒明老師；第二排左起：武承義、李瓊瑤、趙恒靈（黨支部書記、南下軍幹家屬）、李瑞萍、劉振仙老師（市級語文教學標兵）；第三排左起：朱佩德、範嘉亮、徐思文（教導主任）、趙菊仙、陳嘉惠、楊學玉老師；再後面是伍德忠和趙定興（少先隊總輔導員）。

我當面聆聽姚麗華老師講述老照片的故事與我原來的猜想大致相同：拍照的相機是校長許銘從家裡帶來的，拍照時間真的是1961年4月的一天下午五點後。此前這些老師和校領導剛開完一個共青團的擴大會議。會後許校長把大家喊攏在一起，站到塔碑的臺階上，定格下這張充滿著活力與朝氣的珍貴照片。從照片中可見校園西側老柏樹的影子稀疏斑駁地在幾位老師的身上搖動，大理石漢白玉碑面反射出的陽光甚至有些晃眼。這些可敬可愛的年輕教師，平均年齡不到三十歲，他（她）們大多是昆明市第一師範學校和第二師範學校畢業分配來的高材生，構成了華山小學師資力量雄厚的基礎，就是他（她）們和全校教職員工的辛勤工作和熱情奉獻，成就了華山小學躋身為全市名牌小學的美譽。從重新洗印的老照片中我還能認出幾位老師的面孔，左起第一人是許銘校長（軍轉幹部），音樂老師孫繼斌站在一旁特顯眼，剛滿二十歲能歌善舞的姚麗華老師則首當其衝地半蹲在最前面……令人不解的是，作為『畫中人』的老師們大多未保存下這張照片，這是否因恐悸在照片中自己曾與『封建主義文化』的塔碑和『走資派』合過影呢？」

在找到老照片時我仍舊不改初衷地認為「這座高高的塔型石碑一定有個長長的故事，其間必有一扇神秘之門在將來的某一天會被我們輕輕地推開。」十五年後終於夢想成真！在意外找到石碑碑文後，我感覺此碑文不大適合當代人的閱讀習慣，會使其教育意義大打折扣。為此我恭請雲南著名古漢語及近代史專家蔡正發教授翻譯成白話文，以成全好事一樁。更為意外的是，我那個愛「尋古」的兒子在幫我把書中鉛字印刷的碑文發給蔡教授的次日，又把他從北京國家圖書館找到的雲南著名書法家吳紹麟書丹的四幅碑文墨寶發給了蔡教授，蔡教授說我為什麼不同時一起發，翻譯起來豈不更順達。待蔡教授把譯文和墨寶（原作）一同發給我的時候，我還驚喜地問他這四幅石碑墨寶的圖片來自何方？

《昆明市創施義務教育記碑》書法原創作品以它重要的歷史價值和藝術價值最終被中國國家圖書館收藏，當年它是怎樣行萬里路「北飄」到了京城我們不得而知，但雲南的很多好東西（古玩字畫）一旦出省乃或到了京城就身價倍增已成不爭的事實。今天我們看到的藏品中的第四幅已有幾處破洞，疑是當年四幅作品卷在一起經歷戰亂流離人為破損所致。還是古文字專家蔡正發教授有本事，在自家電腦上就把它修復好了。

從筆者第一次追尋到石碑老照片到意外發現石碑碑文，再到意外獲得碑文手書原作，歷經十五年終獲「珠聯璧合」之正果！這就是俗話說的「不幸中的萬幸」了嗎？這是距石碑被「挪作他用」後又遭滅頂之災之半個世紀後的「世紀之歎」嗎？我們知道，在上世紀五十年代之後，昆明很多重要的歷史文化遺跡、歷史建築及珍貴文物毀於歷次「運動」之中，已經無法挽回，無可追尋了，這也是令人痛心的歷史文化名城之殤啊！這就更顯得我們今天獲得「幸運之果」的稀見和珍貴了。我們惟有倍加珍惜歷史文化名城保護建設成果，在挖掘和豐富歷史文化名城內涵和風貌方面多盡一份綿薄之力。在不遠的將來，迎來一個光燦燦的相容並蓄的人文魅力之城及開放包容的現代化大氣之城……

這正是：名城幸迎「遊子歸」，珠聯璧合又增輝。

全面推進的民初雲南教育

從1922年雲南省長唐繼堯「二次回滇」重主滇政起，雲南各類教育全面推進，省會昆明的教育進入了一個黃金時代，高等教育如西南邊疆首家綜合大學私立東陸大學的成立；在軍事教育方面，為進一步培養滇軍中、高級軍官，唐繼堯主張「非練兵不足以禦外，非練將不足以強兵」的強軍理念，參照日本陸軍大學和中國中央陸軍大學建制，在雲南講武堂開設「雲南高等軍事學校」（學制兩年，共辦了兩期，畢業學員56人），創辦「將校隊」，並兼任總隊長，這在中國地方軍校中是一個首創。

唐繼堯還參與孫中山為朝鮮（後分為韓國和朝鮮）「復國獨立運動」（在雲南講武堂）培養革命軍事幹部的計畫，並招收緬甸、越南及東南亞華僑學生入雲南講武堂及雲南航校學習，使講武堂成為「東南亞的反帝基地」；雲南航校為中國早期航空（空軍）建設培養了骨幹力量，為中國和亞洲培養了首批女飛行員（含飛行教官）。唐繼堯審時度勢，從實戰需要出發，以世界先進軍校教育和軍隊建設為榜樣，對雲南講武堂的學制、學科、教學內容、校舍規模、師資結構及招生機制實行了一系列振興改革舉措，使講武堂軍事教育結出了豐碩成果，出現了講武堂歷史上前所未有的持續十餘年的「人才濟濟、興旺發達」的輝煌景象。值得一提的是，新中國成立後，首批評定的共和國33位軍事家之一的羅炳輝將軍，當年曾擔任過唐繼堯將軍的隨從副官。他的軍事才能與講武堂和唐將軍對他的影響和栽培關係密切。講武堂26年歷史中的快速發展期和鼎盛期都出現在唐繼堯時代。在這一時代，講武堂還為廣東的黃埔軍校和後來設在講武堂的黃埔軍校五分校提供了大量中堅幹部和師資力量，雲南講武堂因此被稱為黃埔軍校的老大哥。雲南講武堂也最終獲得「革命熔爐、將帥搖籃」之美譽。

民初雲南在推進義務教育方面同樣可圈可點。據1925年8月1日由昆明市教育會公建的《昆明市創施義務教育記》碑（原立于華山小學，1966年「文革」時被拆毀）記載：「同時百端並舉，而尤傾注全力於義務教育。溯自十二年春季創施第一期迄於十四年春季逐期繼續推行，先後擴置市立小學二十三校，高初學級一百三十七班，常年經費七萬三千三百餘元，在學兒童合全市公私立小學總計一萬一千八百余人，達全市學齡兒童總額百分之九十有三。以視未實行強迫以前就學人數僅得百分之二十有九者，其間相去何啻倍蓗？而就中貧兒、女童約各得三分之一就學機會，可謂充分均等，本市義務教育於此遂告普及。」這正是「創施義教潤蒼生，百年樹人開新地」的年代啊。在筆者看來，官方和民間各顯其能開辦的平民學校，呈百花齊放之繁榮，均應歸為「義務教育」之範疇，理應為歷史所銘記。所幸，甘藝先生在《艾思奇的中學時期》中披露的「三劍客」（按年齡大小依次為甘藝、張克誠和艾思奇）創辦平民學校的善舉，在甘藝先生1985年12月逝世數日後在「昆明市第一中學」（原省一中）校刊上登出，給後人留下了一段珍貴的「信史」和無盡的思念。

《雲南省志•教育志》在記述當時的「平民學校」發展概況時寫道：「民國十年（1921），省教育廳強調開展社會民眾教育。省立四區小學開辦通俗講演。民國十二年（1923），四區小學並歸昆明市公所處，發展為七所，繼續開辦通俗講演，並且增設婦女講演所，還組織巡迴講演團，主要在昆明市交通要道或劇場等市場集中熱鬧的地方舉行講演，宣講反對封建迷信和讀書識字的好處等。同年，昆明市立八所小學附辦平民學校，吸收失學民眾到學校接受教育，開創了本省民眾教育以學校為陣地的先例。

民國十五年（1926），昆明縣公佈了平民學校辦法19條，辦學宗旨是『以教育年長失學之人，使具有相當之國民常識。』平民學校事務由教育局主辦，全縣分設二十校，平均每鄉四校；平民學校附設何處都可以借用該處校舍校具；凡年長失學的男子，年齡在十二歲以上、三十歲以下，除殘廢疾病外，均勸令入學；還可以斟酌情形兼收女士。每日授課一小時，課程開設識字、日用珠算、常識談話三科，教材使用《平民千字本》。學習期限為每期四個月，期滿由各區教育委員會出題考查，及格者呈報縣長後發給《識字證書》。在本辦法公佈後，昆明縣開辦民眾教育五鄉閱覽窒各一所，即小壩、官渡、官莊、馬街、龍頭村。上述辦法在全省有一定影響，但未能全面實施。」

上述記載向我們勾畫出一幅「昆明市民眾教育演進圖」，從省立四區小學開辦「通俗講演」班到增設「婦女講演所」及組織「巡迴講演團」，再到市立八所小學附辦平民學校首開先例，均歸為教育局主辦的官方行為，但由中學學生自治會自主開辦的平民學校並末記錄在案，甘藝先生的回憶文章聊以彌補這一缺憾。上述記載還明確了官方對日趨成熟的「平民學校」的辦學宗旨和實施辦法（19條），規範了招生物件、教材使用和日常教學內容等，又彌補了甘藝先生關於平民學校回憶中的不足之處。「省一中」學生自治會選出「三劍客」開辦平民學校，實為應運而生、應時而為的公益行動，從一個側面反映出當時省城「民眾教育」寬鬆、多元和積極進取的良好局面。

甘藝先生在文章中回憶：「後來學生自治會又辦了義務小學『平民夜校』，那一屆學生會選我和張克誠負責辦校，我聘張克誠擔任教務主任，艾思奇為教導主任，共同辦這個不到四百名男女生的夜校，地點在文林街天君殿巷。」招生時經過了初期的宣傳動員到後來的爭先恐後踴躍報名參加。這所學校平日只在晚上授課，學生分成大班四十人、小班三十人，學費和教材費全免。逢禮拜日（星期天）就是全天授課了。課堂裡有男女青少各色學生，甚至有抱著小孩來的少婦，大家學習目的明確，大多能聚精會神、如饑似渴聽課學習，獲取受益終生的知識文化。三個平均年齡才十七歲朝氣蓬勃的初中生，利用業餘時間把一個近四百人的平民學校辦理得有聲有色，在當時方興未艾的昆明「民眾教育」領域小有名氣，為母校省一中增光不少。

這一時期還出現了私立的小學，如愛國民主人士蘇鴻綱先生（任校長）與徐嘉瑞、趙樹人和李壬林等鄉賢創辦的「昆明私立求實小學」，就在昆明文廟（時稱孔廟）辦學十餘載，辦學過程中還得到了「留過洋、重教育、有遠見」的省長唐繼堯的支持。人民音樂家聶耳就曾在求實小學就學，擔任過該校學生自治會的會長，聶耳還是求實小學學生音樂團的樂團指揮和三弦琴手，在這所學校奠定他獨立人格和音樂才能的堅實基礎。

據《雲南省志•教育志》記載：民國12年（1923），雲南省教育聯台會重新修正會章，廢除了會長制度，由幹事部和評議部履行職權，設置名譽會長對外負責，並且更改了評議會組織法。1923年10月，全國各省教育聯合會第十三屆會議在昆明舉行，雲南教育界破天荒出現升平景象。長春坊的會議室和辦公室都已粉刷一新，還補充了一些設備。雲南教育會公推由雲龍、王用予、吳賓為代表參會，直隸、奉天、山東、山西、甘肅、河南、安徽、江蘇、江西、湖北、湖南、浙江、廣東、廣西、貴州等以及菲律賓華僑教育會，都派代表前來昆明出席會議，經濟拮据的雲南教育會此時可算盛況空前。

1923年10月，以全國各省教育聯合會第十三屆會議在昆明召開為標誌，使雲南教育界「破天荒出現了升平景象」，而一系列教育革新措施的推出，在1923年出現了一個高潮。連續幾年的教育革新產生了持續深遠的影響。1935年以前昆明市的小學校已達二十八所，作為筆者家父所就學的雲南省唯一的一所省立小學的「昆華小學」成為了全省模範小學，繼而在全國小學教育評比中獲得全國第二名，真可謂「十年磨一劍」。這也是雲南教育「黃金十年」結出的碩果。

全面推進的民初雲南教育，擅取天時、地利、人和之條件，秉持「全民獲有均等之教育機會」之宗旨，調動社會上一切積極因素，造成家喻戶曉、熱火朝天之宏大聲勢，創下「全民教育」之良好態勢，不斷取得令人可喜的成果，對雲南政治、經濟和社會發展產生了深遠的影響；尤其以雲南為基地（「反帝基地」）的軍事教育的發展，澤被南北、澤被海外，為民族的獨立和解放立下了不可磨滅的功勳！

（本文作者為雲南陸軍講武堂研究會理事、雲南省飛虎隊研究會副秘書長、昆明市政協文史委顧問）

《昆明市創施義務教育記》碑文

創施義務教育記碑原在武成路五華二中（原華山小學）。民國十四年（1925年）由昆明市教育會立，吳紹麟書。

碑為方柱體，碑高近五米，石材選用大理產漢白玉（有淺紋），整體造型融中西風格於一身；上有相同面積的碑刻四塊，下施金剛座基，約五米見方，方柱頂上中心位置為蓮花造型，柱體上的每塊碑文均為陰刻，各十二行，計1,13l字。文記昆明市創施義務教育的原由、起始、經過和成績，是研究昆明市教育史的珍貴資料，詳見上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