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片丹心照汗青──遙祭中江

陸鏗

「斯人不重見，將老失知音」──杜甫〈哭友人詩〉

至友丁中江，於二○○四年十一月二十二日下午在台北辭世，享年八十七歲。

接獲中江三弟燕石（懋先）越洋電話報喪，我一時悲從中來，久久不能自己，近二週更是椎心刺痛，幾度進出醫院病房，夜燈伏案疾書，回想金蘭生死論交一甲子，往事歷歷在目…

一九四一年冬，我代表重慶《僑聲報》參加「陪都記者自貢訪問團」結識了中江，他時任職《國民公報》記者，彼此一見如故，很快的成為好朋友。不僅因為我們都對新聞工作具有濃厚的興趣，志同道合，而且又同為雲南人，更難得的是我二人同年同月同日出生，冥冥之中，將我們此生情同手足、丁陸二家禍福與共的不凡命運，緊緊環扣。

回溯兩年前（一九三九年），在家鄉雲南保山安葬祖母後，我決定走向抗戰司令塔的重慶。當時藉著報紙上的「招聘廣告」找工作，結果都是失敗、失敗再失敗，最妙的是連報考《國民公報》的校對都未獲錄取。從中江處，我這才知對外招聘是個幌子，用什麼人早就定了。有一天，到重慶化龍橋《國民公報》社中江的住處去玩，他還從編輯部找出我的考卷共同「欣賞」一番，相顧大笑。他打趣說，如果那時我們取了你，你現在還不是在編輯部熬夜伏案工作。

同年秋（我二十歲），于右任老伯以元老記者身分，應邀到重慶南溫泉位於仙女洞的政校新聞事業專修班給我們講課，之後我們幾個年輕人開始接近右老，老人一直待我們如子侄。除了基於元老記者對後輩的關愛之情外，另有一個歷史淵源，即中江的父親、曾任同盟會東京支部長的丁石僧老伯是右老的革命戰友，中江入新聞界就是右老介紹的。在重慶《國民公報》由記者而編輯而主筆，一度代理總編輯。右老為了表示他的欣慰，不僅對中江勉勵有加，還寫了一副對聯送給石僧老伯：「蒼松含晚翠，玉樹發新枝。」

我的號「大聲」，也是右老在一九四三年七月十八日為我及楊惜珍證婚時，取了作為禮物、連同一副對聯送給我的。他說，按中國傳統連名帶姓的稱喚不禮貌，而單名不好喊，特別是「鏗…呵！鏗」，新娘子喊還差不多，我這麼長的鬍子實在喊不下去。所以需要一個號。如劉備號玄德，關羽號雲長。根據古語「實大聲宏」，而做廣播記者大聲疾呼（我與樂恕人原先任職中宣部「國際廣播電台」，是中國最早的廣播記者；此時我受任中央廣播電台編審總幹事，並為特別節目進行採訪），加上名鏗，鏗鏘有聲，故以大聲為號相贈。從那以後朋友即以大聲呼我了。

二十世紀中外知名的中國第一本新聞雜誌《新聞天地》在重慶創辦，中江與我也是主事者之一。那是一九四四年夏秋之間，中江已經在重慶出版一個畫報，進一步約邱楠、樂恕人、毛樹清、周培敬、劉攻芸和我辦一個雜誌。而卜少夫、羅保吾、劉竹舟、劉問渠還有鄭郁郎也準備辦一個雜誌。李荊蓀和兩邊都熟，他和我商量，把兩邊的力量合起來，我完全贊成。其時我擔任《新聞戰線》月刊主編，乃將此事請教趙敏恆老師，恆師那時任《路透社》中國經理，他建議出版一份以報導內幕新聞為主的雜誌，並主動表示願當我們的顧問。於是經萵荊蓀的溝通，大家坐下來開會。最初準備採勞動組合方式，人人當老闆，個個當夥計，除每人繳法幣五千元做為創辦費外，約定主動寫稿只計稿費入帳，但不付酬。正式組成時，劉攻芸、鄭郁郎和周培敬因故沒有參加（劉攻芸非新聞界出身，而是金融界鉅子，此後多年，他一直是《新聞天地》的贊助者）黃綿齡從緬甸隨軍回到重慶，因羅保吾、劉問渠之推薦，參加進來，共十一弟兄。

我在南京《中央日報》揭發孔宋貪污弊案，引起政壇軒然大波，蔣介石主席震怒後，眼見國是日危，國民黨僵化腐敗，一九四八年六月十一日我在南京《中央日報》報頭旁與央報另一副總編輯朱沛人聯名刊出廣告，脫離《中央日報》，十月離開南京飛到香港，沒想到隔年中國就翻天覆地的江山赤化，我與中江也分別陰錯陽差地經歷了一場生離死別。

話說一九四九年一月二十一日蔣介石總統宣布暫時隱退，由副總統李宗仁就任代總統，其時，國民政府行政院遷到廣州，到了「三八」婦女節，孫科內閣總辭，代總統李宗仁提議由何應欽接長行政院，內閣正式遷到廣州，立法院、國民黨中常會都移至廣州開會，一時間出現了自從一九二一年五月孫中山先生在此就任非常大總統以來未有的政治熱。

當時，我把廣州的迴光返照誤認為還有一段時間的迴旋餘地，起碼西南半壁再拖個一年不是沒有可能，鑒於廣州缺乏一份像樣的報紙，便與中江商量，決定在廣州辦一張獨立的報紙，讀者的報紙，講講老百姓的話，反映一下國民黨的夕陽黃昏也好，鼓吹「反國民黨腐化，反共產黨惡化」。當然，作為一個記者更想抓住機會，看一看政治大轉折的壓軸戲。

另外一個原因就是我們雖有心辦報，但所能籌到的錢實在太少，在香港根本開不了張，不得已求其次只有選擇廣州。

中江把昆明的房子賣了，我把老婆楊惜珍所有的一點積蓄和手飾也全部賣掉，作孤注之一擲。報紙名稱就把重慶「新聞天地」雜誌調個頭叫做《天地新聞》（日報），李蔚榮、漆敬堯、梁元熹黃漢驊夫婦、沈宗琳、潘啟元、梁小中等一批在南京、上海時結識的年輕朋友，都願意參加工作，陣容不弱，讓我們感到信心十足。

由於南京打下的基礎，《天地新聞》政治新聞經常拿獨家，不僅同業側目，國民黨當局也非常傷腦筋。原來是創刊（三月二十日）之初，報紙就刊出我的連襟龔選舞寫的一篇〈台灣難官百態〉的報導，而遭到國民黨深深的不滿。這篇描寫國民黨官員從大陸撤退到台灣的狼狽景象的文章中，中江在文前加進了《桃花扇》的一段作為引子：

當年氣焰掀天轉，如今逃奔亦可憐。養文臣帷幄無謀，養武夫疆場不勇，到今日水賸山殘。

國民黨的大官看了勃然大怒，要求嚴懲的聲浪四起，最後終於藉口指控我登載新聞中點出安徽荻港等地可能為共軍橫渡長江地點，而誣指《天地新聞》為匪報，因此當時在廣州執掌大權的國民黨黨政軍聯席會報就做出了封報、捕人的決定，並按照內政部規定，下令逮捕發行人和總編輯。

《天地新聞》一開始就請了于右任先生做名譽董事長，由中江和我當老闆，我們共同邀請了好友董品禎任總編輯，既然逮捕狀上寫明要逮捕的是發行人和總編輯，自然由我和董去。中江是社長，就由他留在外面負責封報後的善後事宜並行營救。

當憲兵把我和董品禎押上車時，我看到女同事黃漢驊在流眼淚，就大聲地說：「辦報紙坐牢是很好的機運。大家不要難過，應該鼓掌歡送。」果然，爆發出一陣熱烈的掌聲。中江對我又好氣又好笑，說了一句：「老草（包）！」

就在報社被封、我和董品禎被捕的當天（四月二十六日），我們住在廣州市西關昌華東街的家，也被特務機關全面搜查。我妻子楊惜珍、中江未婚妻劉蕙如，以及和我們住在一起的樂恕人的女朋友李玉蘭都被搜身。樂恕人本人因患肺病住在伍漢慈療養院，倖免受驚。

在中江的奔走求助下，于右老、閻錫山《伯川）先生聯合出面「關說」，右老再動員與ＣＣ有關係的雲南鄉長李宗黃出面具保，我和董這才取保釋放，但報紙不准復刊，當夜我即乘和平輪離開廣州奔赴香港。並輾轉赴昆明、東京，從此與于右老別。中江則應雲南方面邀請，返鄉出任《平民日報》社長。

而創辦《天地新聞》日報期間，有一天中江和我邀請右老到我們住處小坐，同時約了陳芷町先生和高劍父先生陪右老聊天。高是嶺南派大師，談書論畫之餘，老人建議高、陳兩位何不即席揮毫，芷町先生興致勃勃地畫了一幅竹子，劍父先生便補上蘭花和奇右，右老讚賞之餘，提筆就以我二人的名字嵌入題詞，變成了三合一的傑作：

竹有節，蘭有香，大聲、中江兩克當。

可惜這幅名作，在我被廣州警備司令部逮捕後，整個住處被抄，就不知下落了。

我避走東京後，決定在日本辦報，復刊發行《天地新聞》，除向麥克阿瑟總部申請出版許可外，也申請妻小的東京長期居留證，孰料一九四九年十二月十日在東京新聞街外國記者俱樂部看晚報，竟看見雲南省政府主席盧漢聲明脫離國民黨、靠攏共產黨，宣布「起義」易幟的消息，當晚立即給在昆明開業行牙醫的妻子楊惜珍發了一個電報，告訴她我要回昆明接她和孩子出來。

當時由東京飛香港的機票很緊，只有一張十五日飛港，我請同行趙浩生讓我先走。到了香港，我拍電報給盧漢，言明即將乘機回昆接眷，請他批准，隔日即獲得覆電。我將此消息告知滯港的雲南同鄉商人，大家額手稱慶，決定他們出錢我出力，包一架飛機回昆明，好搶救他們的礦物、鴉片。

苦候多日，終於等到一架飛往昆明的包機，原來這是盧漢小舅子龍澤匯等搶運雲南鴉片煙的專機。於是我毫不考慮地喊著跟我住在一起的燕石說；「走，你陪我去趕飛機。」當時，中江尚未逃出昆明，太太劉蕙如和三弟燕石還帶著一個十一歲的小弟弟丁懋松（六弟，後來成為台灣知名的大律師），住在香港我們共同的一位商人朋友孫子順的公司裡。我拎著一個皮包、燕石為我抱著一件呢大衣，就這樣直奔機場。

記得趕抵天星碼頭時，輪渡已離開躉船，我打開一扇小門，猛地跳上輪渡，燕石也跟著跳了上來。到達九龍尖沙咀，為了搶乘出租汽車，我們又演出了短跑，就這樣不顧一切地像發瘋一樣地要搶搭這班前路不明的飛機。

到了啓德機場，飛機馬上要發動了，環亞航空公司的英籍經理因為我連一封介紹信都沒有，不同意我上機。我拿出《星島日報》駐東京特派員的名片和他交涉（該報為當時香港最權威的中文報紙），一聽我解釋是回昆明接家眷，保證家眷接出後，即行付款給他，又拿出盧漢給我的回電證明，他也就勉強同意了。當時，我還向燕石誇耀說：「你看，陸大哥的本事大不大？」燕石連說：「大，大，大！」這一大，就換來了我先後長達二十二年的牢獄之災。

造化弄人，就在我發瘋似地搶回昆明之同時，中江也正面臨生死交關，想方設法自昆明出亡緬旬。我的胞妹敬賢，與內人惜珍為襄陽省立五中初中同班同學，雲南宣布起義時，她恰巧來昆明探望嫂子。盧漢的「昆明保衛戰」結束後，敬賢原準備返峨山，未料，原任《平民日報》社長和雲南大學校務整理委員會召集委員的中江，此時已成為雲南臨時軍政委員會公安部捉拿的首名要犯。中江面對年邁雙親，在忠孝、家國、生死、聚散問題間掙扎，潛心修習密宗的丁石僧老伯親書一箋聯語話別，上面這麼寫：

竭志盡忠，存正氣於兩間，老夫耄矣！

興滅繼絕，作中流之一柱，兒曹任之。

領受「忠孝傳家」庭訓，中江先在代理雲南省主席楊文清的家中躲藏一周後，決定出走，敬賢就被選擇作為掩護的伴。

他們當時化裝成一對鄉下夫婦，由大觀樓下船，橫渡滇池到呈貢，乘夜啓行，送行的只有丁伯母一人。那知到呈貢時，國軍第二十六軍已先一日撤走，中江失去了要找的目標，乃和敬賢折返昆明，躲藏在滇池邊的福海村。直到一九五○年一月，才由他一個表兄趙仁甲陪同乘車逃向中緬邊境，不料將抵緬境時，汽車不慎翻車落入谷底，全車二十四人僅中江一人奇蹟般的得活，最後終於脫險偷越國境，並與李彌將軍在香港及曼谷策劃草創「滇邊游擊隊」（正式名稱為「中華民國反共救國軍」，位處今日泰北美斯樂），其行動在一九五○年代曾震驚全世界。

敬賢則被逮捕，並遭刑訊，但堅不吐實。就像她後來表示的，我寧願以死保護丁大哥，因為他重要，我不重要。所以未有交代出中江下落。她本人則因多次被拳打腳踢，從此罹患心臟病。繼後三十年，直到一九八○年她因心臟病在昆去世為止，每逢大陸發動政治運動，她都以掩護丁中江外逃罪名，成為鬥爭對象。長期成為大陸列入另冊的「內控對象」，一直控死為止。

我自與中江論交，即蒙石僧老伯、丁伯母李毓英女史教誨有加，一九五四年出獄後，每週至少向老人家請益三次。一九五六年十二月二十五日石僧老伯腦溢血病逝昆明，我拍發急電給香港《新聞天地》，「父中風，今病故，政協治喪，伯母移住我處。鏗。」向中江昆仲報喪，當時中江妻蕙如曾回一封電報給我：

「昆明威遠街一五八號陸鏗大哥：中江病重，敢請勸　母親命駕來港，俾能母子團聚，以延江命，一門六口，畢生感德。下電煩轉雲南政協會：　先翁棄養，荷承治喪，存歿均感。茲懇者，外子痛失嚴親，哀毀逾恒，胃瘍劇發，苦念　　　　母親，病況危急，懇請發給出口證俾家姑能來香港，蕙如母子五口感激不盡，哀哀陳情，不勝迫切。丁劉蕙如。」

丁伯母覆電云：「電悉，我來有關方面早同意，靜候我函，勿再來電，母覆。」隨後又囑咐李幼升四舅回信說明經過原委。一九九七年，中江在我《陸鏗回憶與懺悔錄》出版時，曾提筆為文〈肝膽相照‧道義相許〉，其中稱我倆是「生死之交」，並記述了這一段往事：

「先父在一九五六年於昆明逝世，大聲剛好第一次出獄，為先父之喪，代我盡人子之道。雖然雲南變色已十二年，我們之間闊別也十二年，時間空間都有了大轉變，然而我們之間情誼不變，先母多次來函都鄭重提及父親喪家全由大聲總持內外，並且恭請母親遷往陸家，大聲每天早出前及晚歸後，必陪伴母親，備述外間一切，噓寒問暖，母親和舅舅都說大聲代中江盡孝道，有古人風。」

奈何緊隨而至的一九五七年四月底，「大鳴大放」運動在全國展開，雲南政協秘書長楊青田找我談話，鼓勵嗚放，並重申了「毛主席的政策」：

知無不言，言無不盡；言者無罪，聞者足戒；有則改之，無則加勉。

於是，我被說服了，決定在千人大會上向共產黨提出三點建議：一，考慮改變對美國的態度，化敵為友。二，建議向資本主義國家學習，各大學改學英文以代俄文。三，建議准許辦民間報，唱唱對臺戲也不妨。

當我把此三點建議為主要內容的發言稿寫好後，拿去請丁伯母過目，她及時向我提出警告：「多言賈禍，歷史殷鑒不遠。社會已有『放長線鈞大魚』之議，何必冒險？」我乃稟告老人，「我親耳聆聽毛在最高國務會議上講話錄音，語極誠懇，如自食其言，何以取信於民？」丁伯母笑曰：「大聲歷經牢獄之災，仍天真如此，此蓋數也。總之，慎之！慎之！」結果我的言論以大字標題在《雲南日報》登載出來後不到一星期，我就被雲南政協黨組宣布為「親蘇反美的極右分子」，接受無窮盡的鬥爭，最後「二進宮」被捕下獄，真是應了古語：「不聽老人言，吃虧在眼前。」而丁伯母赴港一事，因也故作罷。沒想到我最後反而因禍得福，在中共「文化大革命」舉國瘋狂地肅殺運動中，十八年牢獄之災，讓我得以「苟全性命於亂世」。

一九七八年四月三十日，我終於踏上自由的香港，展開新的人生旅程，也與「新聞天地」卜少夫、樂恕人及中江等弟兄重逢。記得在東京與中江、恕人、李嘉等好友會晤，恕人代我珍藏一套名貴的圍棋達二十五年、四分之一世紀之久，還特舉行「原物歸陸」酒會，以茲慶賀。

此時，對我厚愛有加的于右老，已於一九六三年十一月十日辭世，我含淚捧讀中江在于先生逝世後所撰〈山高樹大于右老〉紀念文：

民國四十年春，我由泰國和越南遄返台北探視親友，抵台當天即赴青田街謁右老，老人家一見我面，還來不及握手，就大哭起來，口中喃喃說：「大聲（陸鏗號）大聲，我想念他。」因為若干年來，我總是和陸鏗一同謁見老人，這次在萬劫之後，只見我一人，而陸鏗卻陷身昆明，老人家見到我，勾起了對陸鏗的想念，遂掩面痛哭。我自昆明逃出，雖受人所不能忍耐之苦，卻從沒有流過一滴眼淚，可是在仁慈的老人家面前，卻像一個受盡折磨的孩子回到親人面前，有說不出的辛酸，因此也大哭一場。後來我返回香港，去向老人家辭行時，右老很高興的對我說：「我有件寶貝送給你。」一邊說一邊在書桌上找，找了一會找出一份報紙，原來是一份《天地新聞》日報，正是查封那一天的。他老人家把報紙攤開，在上面寫著：「二十四斤行李中留此寶物，以贈中江，念大聲不已。」寫到末一句，又擲筆大哭。

由此段記述，我深深體會到這不只是長輩對晚輩關愛之情的流露，更重要的是，反映了元老記者對一個以記者為終生職志的後生，在新聞事業使命感上的深切期許，而我對右老最好的報答，即把餘生獻給從一九○七年、右老二十九歲起即獻身的偉大的新聞事業，至死不渝。

脫離鐵幕後，我堅持記者專業精神，在香港與胡菊人創辦《百姓》雜誌，到北京與中共總書記胡耀邦長談兩小時，這篇〈胡耀邦訪問記〉竟成為後來胡被迫下台的三大罪狀之一。我又因協助香港新華社社長許家屯出走美國，而遭中共列名不受歡迎記者，可是，這一枝以百姓為念，為兩岸諍言的筆，同樣不為台灣當局接受，黨政及情治單位並認定我「替中共做統戰」。

八十年代初我首度赴台，也是中江出面邀請，辦理一切手續，因此國民黨及情治單位都知道我與中江的關係，每一次討論我入境的專案，總是把中江名字列入，並且註明我倆人是至友。據說在最重要的一次會議中，國家安全局長汪敬煦還曾說明我倆的關係和深厚私人情誼，可見中江為我所承擔的風險有多大。

中江秉承丁石僧老伯、丁伯母李毓英女史教誨，恪守「忠孝傳家」庭訓，與蕙如結縭半世紀，伉儷情深；燕石、懋時、懋松等兄弟齊心，光耀門楣；子女雲平、雲凱、乃筠、乃竺（夫婿賴聲川，創「表演工作坊」，享譽海內外）、乃簪、乃箏、怡文皆孝悌忠恕，事業有成。

他先後出版過《中國末代皇帝外史》、《北洋軍閥史話》、《革命老人丁石僧先生文集》、《戰略與世局》、《蔣緯國進乎退乎？》、《評「隆中對策」和「三分」》、《逝者如斯夫》等書十五部，其中《北洋軍閥史話》，是他集二十年嘔心瀝血之鉅作，而《逝者如斯夫》可謂他一生愛國精神的自白。此外，他曾在台灣三家電視台擔任評論委員，發表「政治時事評論」一千次以上，又在大專院校、社會團體及軍中演講達一萬次，影響超過五百萬人次。他熱愛鄉土，堅信中華民族的統一和大團結，是指日可待的。一九八八年十一月六日雲南瀾滄、耿馬接連發生七級以上大地震，他與蔣緯國將軍組織「台海愛心會」勸募物資，並於離鄉四十年之後，親攜救濟醫藥衣物組團返回雲南救濟災民，贏得海峽兩岸「愛國老人」的稱譽；此外辦理「敦煌大展」、「敦煌學研討會」，促進兩地民間文化及科技交流。

一九九七年六月十五日，中江接到大陸一通電話，對方非常明確的說：「丁老，北京方面正式邀請您在七月一日參加『香港回歸的交接禮』」，並於數日後接獲香港特首董建華正式邀請函及慶典委員會相關的各項資料，（「回歸」當天我也以記者身分，自行趕赴與會），實現他「有尊嚴的重返香港」大願，這是他被逐三十五年之後，再次踏上被迫離開已經定居十二年的香港。

原來中江於一九六一年十月六日，被香港英警政治部以「滇緬邊區游擊隊領袖與國民黨特務」、「從事反共活動」等政治罪名逮捕，與二十四位親台的右派人士受押於九龍政治集中營，長達一百三十五天。一九六二年二月十九日港督宣判他永遠驅逐出境，限定終身不准再進入香港，當他在佐敦道客運碼頭登上駛往台灣的「四川輪」以前，曾經向英港政治部幫辦嚴正聲明，「我一定會回來，親眼看到英國人滾出香港，英國國旗降下。」

從一個曾被中共追捕、被香港驅逐的「知名反共人士」，變成中共特邀，參加「香港回歸」典禮的貴賓，中江說：「我的願望實現，這顯示海峽兩岸人士，不受政治立場和意識形態的差異，在民族統一戰線，應該統合。」他堅持要永遠做一個頂天立地，堂堂正正的中國人。

晚近他自許為「兩岸一挑夫」，盼望在海峽兩岸搭建心橋，建立「中華心橋」。他認為「心橋是從心的深處搭處，是無形而堅固的。作為兩岸一個挑夫必須對兩岸有絕大的愛心，必須把愛心送給每一個人。兩岸同胞應該如兄如弟，如手如足，互相關心，互相寬容。兩岸隔離五十年以上，如果不能互信、互諒，相互依持，那統一永不能見。」

二○○四年九月我返台舉行《大記者三章》新書發表會暨慶生會，特地前往內湖「瓏山林」丁宅探望，當時中江雖與我相談甚歡，但已無力下床，眼見論交一甲子的「同年」步向人生盡頭，我不禁大喊要他打起精神、振作，如今至友往生西方極樂，在世的《新聞天地》創辦人只剩我與樂恕人了。

「人生自古誰無死，留取丹心照汗青」，綜觀中江一生「愛國愛鄉，忠孝傳家」，為這苦難的中國「鞠躬盡瘁」，為朋友兩肋插刀，道義相許；我深信不久的將來，「中華心橋」必會跨越海峽，以「愛與寬容」促進兩岸和平對話，導引世界人類文明邁向太平世紀。

永別了，中江，我親愛的弟兄，願你安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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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收錄於《雲南文獻》第35期，民國94年12月25日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