凝眸歷史　反思歷史──從方蘇雅繪製的一幅雲南軍事地圖談起

張則明

奧古斯特‧弗朗索瓦（中文名方蘇雅），一八九六年到來中國，先任法國駐廣西龍州（柳州）領事。二年後由法國外交部任命為法國駐雲南府（昆明）總領事兼法國駐雲南鐵路委員會代表，負責全權處理滇越鐵路事務，一九○四年任滿回國。

方蘇雅在中國的八年（一八九六│一九○四），正是大清帝國行將就木的多事之秋。他從廣西到雲南，是隨法帝國主義加緊對雲南進行侵略擴張而來的。對方蘇雅其人在雲南的所做所為，我們從方氏的侄子，現任奧古斯特‧弗朗索瓦協會書記的皮埃爾‧賽杜在關於（方蘇雅│領事、攝影家、作家）一文的介紹中，即可了解到方氏在雲南活動的任務與目的。賽杜寫道：「方蘇雅從不被製作地形圖表或整理氣象資料弄得氣餒（顯然這是入侵國家必須掌握的第一手資料），作為一位好奇而又細心的觀察者，他對自己作為法國駐外代表的作用有十分嚴格的認識（見一九九一年法文版《從南中國海到北部越南》）」。為此，在當時交通十分不便的情況下，他幾乎跑遍了昆明城內的大街小巷和邊遠郊區，收集拍攝了雲南府（昆明）的政治、軍事、司法、經濟、城建、人文等大量照片。不管其拍攝動機如何，這些照片都具有非常珍貴的史料價值。方蘇雅並以這些照片為基礎繪製了詳細的雲南軍事地形圖表。雲南美術出版社總編輯彭曉為購買這些法國的昆明舊照，在法國賽杜家裹見到了一百年前方蘇雅測繪的這張雲南軍事地圖，戰略要地駐軍多少，裝備如何，都標識得一清二楚。此圖還是在昆明木刻印製的，可見當時民眾的國防意識極差。當彭曉提出要拍攝這張地圖時，賽杜說要得到法國外交部的允許才能拍照。這使我忽然想起九年前（一九九三）我在撰寫《陳榮昌先生評傳》一文時，曾研究整理大量的彼筱先生資料時發現，陳榮昌早年也見過這張地圖。這裹不妨引用筆者在評傳中關於此地圖的一段文字：「（光緒二十九年，即一九○三年）時先生赴越南參觀法人醫院（越南當時已淪為法國殖民地），占地極寬敞，皆為後方戰地醫院設施；又參觀其提督衙門（駐軍司令部），見其張掛之地圖，測繪精確，皆為吾滇關防要衝；且法人每年練兵數萬，法帝犯滇野心，昭然若揭。返滇後，先生立即上書雲貴總督，建議聘日本教習為我省練兵，同時派陸軍學生出洋學習軍事，學成後返滇轉練滇軍，以增強國防實力。」（見一九九四年台灣《雲南文獻》第二十四期第46│47頁）應該說，彭曉是繼陳榮昌之後見到此圖並引起警覺的第二個中國人。

我們沿著時間遂道，從《歷史的凝眸》畫冊漫遊百年前的昆明。看到大清帝國在行將崩潰時，仍在推行著酷刑暴政，借以維護其腐朽專制的統治。由於生產力低下，人民普遍貧窮、落後。但清王朝絲毫沒有放鬆對雲南的統治，不斷派來就任的雲南總督、巡撫、學政。在滇越鐵路尚未通車前，雲南出省赴京趕考的舉人，其路途的艱辛在全國是罕見的。但自明、清以來，雲南舉子如楊一清、傅宗龍、錢南園、陳榮昌、袁嘉谷等仍不畏山高路險，一代接一代地赴京會試取得功名，外放做官。他們的精神，大大地影響了近代出國留學的一大批雲南有識之士。滇越鐵路尚未通車，方蘇雅即任滿回國了。據說他曾否定過法政府欲對雲南挑起事端的計劃，此後他一直未被再起用。他懷念中國，回法國後便隱居鄉下，並修建了一座名為「小中國」的庭院。他曾與廣西巡撫蘇元春交成好友，「方蘇雅」的中文名字就是蘇元春為他取的；他又與雲南富商王熾結成乾親家，他在昆明的總領事館，便是王熾租借給他的。王熾早年曾以巨資支持過抗法戰爭雲南軍隊的軍餉，歷史就是這樣地錯綜複雜。方蘇雅從他的這些中國朋友那裏，知道一八八三年中法戰爭中有關雲南軍隊將領蔣宗漢、楊玉科、丁槐英勇抗法，擊斃法軍統帥孤拔的史實。這是自鴉片戰爭以來，中國軍隊第一次取得戰勝帝國主義的勝利。所以方蘇雅和他的後繼者們都知道：雲南不是越南。於是他們便試圖通過辦法文學校，建甘美醫院、修鐵路、設郵局、開銀行來擴大法國在雲南的影響。

然而，史實又告訴我們：雲南的鄉賢前輩們總是對法帝的侵略野心防範在先，滇越鐵路尚未開通，即搶先在昆明自闢商阜，自辦個碧石寸軌鐵路與之抗衡；以滇人的實力開辦石龍壩水電站，聘用德國工程師採辦西門子發電機組設備；以留日學生為主創建陸軍講武學堂。就連唐繼堯在大觀樓騎馬的雕塑銅像，也是聘請義大利雕塑家設計創作。一九一一年雲南「重九」起義，一九一五年護國起義，一九一七年的靖國護法，都使雲南在民國初年成為中國舉足輕重的省份。

（本文收錄於《雲南文獻》第32期，民國91年12月2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