剖析中共「統戰」陰謀及對雲南的危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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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朱心一
「統戰」的由來和淺釋
「統戰」就是「統一戰線」的簡稱,緣為俄共「十月革命」得逞後,由於它是一個多民族(一八七個)的政體,俄酋史大林為謀求內部的統一,爰提出「民族統一陣線」的口號,以達共黨專政,中央集權的目的。
質言之:「統戰」就是謀略的具體運作,其目的在欺敵、誘敵、間敵並用敵;其手段概為醜化、分化、軟化、腐化與溶化;其實施要領為⑴分清敵友,掌握關鍵(人、事、物、時、空、力)。⑵拉打併用,各個擊破。⑶明暗相輔,逐次瓦解。⑷利用矛盾(分內部和敵我)爭取多數⑸用次要(明日)之敵,擊敗主要(今日)之敵。⑹由思想分歧(無形),導致行動反抗(有形)。⑺以「合法掩護非法」,「公開掩護秘密」,「一般掩護特殊」。
中兵施展「統戰」的說法、作法及其得失
t說 法
毛酋會說:「中國共產黨有三大法寶│黨的建設,統一戰線,武裝鬪爭」。準此乃以「統戰」來完成「黨的建設」和爭取「武裝鬪爭」的勝利,是以「統戰」乃中共三大法寶的樞軸和護身符。
毛還說:「每當革命趨於低潮形勢不利於我的時候,應採行和平鬪爭的方法,和後退迂迴的戰術;以化不利為有利,變低潮為高潮」。「在各個階段有各個不同的鬪爭目標和口號,唯其共產主義的本質絕不變更」。
毛又說:「現在是一個世界,兩家子(有產與無產),三分天下(第一、二、三世界);我們要以第三世界為主力,聯合第二世界(中間地帶)一齊來打垮第一世界(俄主美次)。」
t作 法
第一階段│民國十年(中共建黨)至廿五年底,藉「聯俄容共」而滲透叛亂:
中共「三大」發出「與國民黨聯合革命」的決議,主張「無產階級革命」與「民族革命」相結合。(民國十一年七月十六日)。
中共「三大」發表宣言,公開承認國民黨的領導地位·;並藉「聯俄容共」而策動黨員以私人身份加入國民黨,是為公開滲透的「統戰」奠基。(民國十二年六月)。
孫總理逝世週年(民國十五年三月十二日)中共妄為發表「告國民黨黨員書」,肆意鼓動左右兩派對立;亟圖利用「民族革命」以推展「共產革命」。
製造「寧漢分裂」(民國十六年四月十二日):中共「五大」發表宣言,對我 總裁極盡誣衊以頓挫反共聲勢。
策動「閩變」(民國二十二年十一月二十日):唆使陳銘樞、李濟深等在福州成立所謂「中華共和國人民民主政府」,與中共訂立「抗日作戰」協定。
民國二十三年四月共軍經我國軍五次圍剿潰敗之際,偽中央爰發出「反日統一戰線」要求,並策動宋慶齡等響應附和,以資喘息解危。
民國二十四年八月一日受俄共主使,偽中央從流竄途中之毛兒蓋發出宣言,再次提出「抗日人民統一路線」呼號,並要求組織所謂「全國人民聯合國防政府」,藉遂「倒將抗日」之狂妄主張。(時國際共黨(七大)通過反帝「民族統一戰線」,號召全球共產黨徒與民族主義者大聯合,反對「德、意、日」法西斯軸心)。
殘軍逃抵陝北後,民二十五年曾多次通電求和,猖言「槍口對外,一致抗日」,並策動所謂「救亡愛國運動」,旋製造「西安事變」藉圖顛覆我中央政府。
第二階段│民國廿六年至卅四年八月,藉「抗日縱共」得以喘息坐大。
民國廿六年三月十二日發表宣言,詭稱接受國民黨四屆三中全會決議之「根絕赤禍」案,願與我政府開始談判;嗣於同年七月十五日宣佈成立偽「陝甘寧邊區政府」,別立門戶,顯有圖謀。同年九月廿二日又發表「共赴國難宣言」,向我政府提出「四項諾言」及「抗日救國十大綱領」,重申實施「抗日民族統一戰線」主張。
民國廿七年四月六日張國燾(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自延安抵漢口發表書面談話,指斥毛酋等「別立門戶,不以國家民族為重,缺乏團結抗戰誠意」。同年九月十四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密令所屬「利用抗戰機會,圖謀發展,絕不放棄共產主張」。
民國廿八年三月十五日西安行營主任程潛報告:共軍在陝、甘、甯邊區擴大「特區政府」組織,請蔣委員長嚴予取締。同年六月十日蔣委員長在渝召見周恩來、葉劍英,規誡共軍應遵守藷曾。服從命令,不得在各地製造糾紛事件。
民國廿九年八月九日,經改編後之「第十八集團軍」(朱德部隊)進襲山東省政府所在地魯村,另「新四軍」(葉挺部隊)亦在蘇北一帶猛攻國軍;同年十二月九日軍事委員會下令黃河及長江以南之朱德、葉挺等共軍部隊,應撤至黃河北岸地區作戰;然該等仍陽奉陰違,肆意擴大叛亂。
民國三十年一月四日「新四軍」叛變,國軍忍痛予以繳械,並生俘該軍長葉挺等;同月二十日中共擅派陳毅、張雲逸、劉少奇重組該軍,公開與我中央對抗,並利用所謂「民主人士」、「文權報」、「大公報」、海外華僑及國際人士等,擴大渲染,大搞「統戰」;放讕言,告洋狀,拒不出席參政會,狂呼「反獨裁、反內戰、反迫害……」等口號,以蠱惑中外人心,破壞抗戰團結。
民國三十年十二月八日「珍珠港事變」太平洋戰爭爆發,對日抗戰形勢日趨有利於我,美、英兩國於卅一年「雙十節」同時宣佈廢除在華「不平等條約」。毛酋見勢不利,一面派林彪代表來渝晉謁蔣委員長,重申擁護「抗戰建國」和「統一團結」之誠意;另則利用美軍將領史迪威及國際共黨份子范宣德、戴維斯、謝偉志等美國在華人員,亟圖破坡中美盟友關係,並咬使豢養多年之親共美國學者費正清及作家史諾等(西行漫記作者),散播「中共是農村改革之新生代」……等謊言;以掩飾共黨陰謀,爭取國際同情支持,藉遂「倒蔣助毛」之陰謀。
民國卅二年五月五日我政府公佈「縣各級民意機關成立步驟」,並限於卅三年內各縣市應成立「參議會」,準備於戰後實施憲政,還政於民。偽中央爰指示各地黨員並唆使「民盟」(三十年成立)及「農工黨」等人士,積極參與藉機滲透,以遂行「議會鬪爭」之能事。
民國卅三年五月二日我政府派王世杰、張治中與中共代表林組涵在西安談判,共方要求擴編共軍為四軍十二師,以達「槍桿子下出政權」的企圖。同年十一月七日林祖涵誘邀美特使赫爾利首訪延安(謝偉志隨行),藉遂「國際統戰」陰謀。
民國卅四年一月廿四日周恩來由延安抵重慶再開談判,由於周酋之刁橫而無具體結論,唯為今後之「政治協商」達成協議。
民國卅四年六月十五日中共「七大」通過「毛澤東思想」,聲稱「實行人民戰爭的路線」,「建立新民主主義的新中國」;是為遂行內、外「統戰」的最高原則,亦即擴大武裝叛亂,奪權竊國的既定目標。
民國卅四年八月十一日,中、美、英、蘇四大盟國接受日本請降要求,共軍酋朱德,竟以「延安總部」名義,對各地共軍擅自頒發受降命令,搶先接收,是為擴大叛亂的開始。
第三階段│民國卅四年九月至六十年,藉「國共和談」而竊收竊國,並僭入聯大:
抗戰勝利後,正當中共全面擴大叛亂到處搶先竊收之際,毛澤東、周恩來於民國卅四年八月廿八日自延安飛抵重慶;毛嗣於九月十八日出席參政會講話,保證「在蔣主席領導下,實行三民主義,杜絕內爭,建設現代化新中國……」並高呼三民主義萬歲」「蔣委員長萬歲」。旋重開「國共和談」,迄同年達成「雙十協定」(由張羣與周恩來共同簽字)。
詎料「雙十協定」墨瀋未乾,共軍又在東北等地猛襲國軍,並強佔營口、葫蘆島,另組織「蘇皖邊區政府」,據以擴大叛亂。
民國卅四年十二月廿一日美特使馬歇爾抵華斡旋「國共和談」,次年(卅五)年一月十日「政治協商會議」開幕,軍事三人小組達成「停戰協議」,旋由國府下達停戰命令,未及三日,共軍又趁機攻佔四平街、長春等地,並拒絕「東北整軍方案」,反對召開國民大會,其全面叛亂之罪行已昭然若揭。
自三十五年起,中共在俄共大力支援下,以「談、打交互運用」之伎倆,一面擴大武裝叛亂,一面則施展「和平民主統一戰線」的謀略,除利用「民盟」、「民革」、「民建」、「民促」等所謂「民主黨派」份子及學生、新聞界,土劣流氓等可資利用之各種人應聲吶喊;又利用「沈崇事件」(民國卅六年十二月廿四日)掀起「反美」風潮,逼使美軍撤離。迨至馬歇爾八上盧山,所提「和談」方案仍遭中共峻拒後,馬歇爾卒於民國卅六年一月八日返美出任國務卿;嗣在國際共諜包圍下,美政府竟採行諸多不利於我之政策,爰導致中國大陸之淪陷,是為中共施行「國際統戰」陰謀最大之得逞。
民國卅七年底,戡亂軍事逆轉直下(徐蚌會戰失利),李宗仁、程潛等政客急求與中共和談而強逼先總統蔣公下野,蔣公爰於民國卅八年一月廿一日引退由李宗仁代行。李為媚共示和立即下令撤銷「動員戡亂令」,停止「戒嚴法」,取銷「剿匪總部」等愚行以恢復和談。同年四月十九日我政府決定拒絕中共迫我乞降所修訂之「和平協定」,共軍旋強渡長江,發動全面攻擊;八月五日美國務院發表「中美關係白皮書」,嗣為李宗仁棄職出國,程潛、唐生智、陳明仁、劉文輝、盧漢等相繼叛國降共,是為中共三十餘年來以「統戰」謀我之大結局,可謂得多失少。
中共偽政權僭立後(民國卅八年七月一日),妄稱新中國悉按「人民民主專政」的法則而為,仍打出「人民民主統一戰線」的旗幟,以所謂「四大階級(工、農、小資產、民族資產)聯合專政」為口號,相繼推出「三反」、「五反」、「鎮反」、「肅反」、「三大改造」、「五大運動」、「鳴放」、「反右」、「整風」、「三面紅旗」、「文化大革命」……等一連串瘋狂的運動,從「窮人翻身」到「億萬人口找飯吃」;從「長期共存,直相監督」到「思想改造,反右交心」;從「造反有理」,到「下放學習」……的各種流程來看;中共近三十年來對內所施的「統戰」,顯已從「內部矛眉」轉變為「敵我矛盾」了,似為得不償失。
中共師承俄共所頒「各民放人民權利宣言」要旨,為擴好「民族統戰」而設立「民族事務委員會」,並擴大區劃所謂「民族自治區」(或稱特別行政區),繼而更番地遂行所謂「民主改革么,「社會主義改造」與「農牧生產合作化」等運動;並全面厲行「內邊互徙」的移民計劃,以消除所謂「民族界線」和「封建遺毒」。
大陸淪陷後,共軍亟圖進駐西藏,於民國四十年五月廿一日會由李維漢與達賴喇嘛代表簽訂所謂「和平解放西藏的辦法協議」共十七條,其內容要點為「保持西藏現行政治制度,軍隊和貨幣的不變;享有宗教信仰自由;保護寺廟」等。迨至共軍入藏後,立即又提出「附屬條款」六十項,完全否定了前簽「協定」十七條;由於中共所施展的「民族統戰」陰謀畢露,嗣於民國四十八年三月十日卒爆發了壯烈的「拉薩抗暴」事件。
中共為遂行所謂「世界革命」而必須實施「革命輸出」,僭立後旋於昆明、重慶等地設立「民族學院」,並於滇西南之保山、車里、蒙自等三地設立分院;專門召訓緬甸、泰國、越、寮、棉及星、馬、印尼等國之盲從偏激份子,長期培養專事滲透顛覆各該國政府的「統戰」幹部。
民國四十三年四月十八日已故共酋周恩來,與廿九個亞非國家代表在印尼萬隆聚會,作成所謂「和平共存五原則」的決議,是為遂行「國際統戰」之政策方針,藉圖掌握「第三世界」。
中共為支援「革命輸出」並打垮前往越南戰場上的美軍,會刻意採行「毒品戰略」。一九五八年周酋在「武漢特別會議時」宣稱「……過去及至抗日期間,我們都會藉助『鴉片』,籌措部份經費,解決不少困難;今天我們要用『鴉片』再為無產階級革命立大功」。一九六五年周酋訪間阿聯時又說:「毒品是我們對外戰略的一個環節。我們可以利用最有效的武器│『鴉片』,在越南戰場上來對付美軍,其對戰力的影響實非炸彈可以相比」。
毛酋也會說過:『鴉片』應被視為一種犀利的武器,這原是帝國主義用來毒害我們的東西,現在要回敬他們嚐嚐,這叫做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此種作戰可以叫做「土法化學戰」。是以「毒品戰略」確是匪偽「統戰」運作最惡毒,最迷人,最有效;既公開,又隱密,是陽謀,亦陰謀的最高伎倆。
「文革」結束後,毛酋對內在刻意培養「接班人」,對外則大搞國際「統戰」;在「聯大」亟圖排我僭入以掌握「第三世界」,要「造全天下之反」,其階役目標部份業已得逞。
第四階段│自六十一年至今(七三年),藉「回歸」、「認伺」、「和平統一」、「一國兩制」等詭謀,亟圖解決所謂「臺灣問題」。
「凡是派」(華國鋒)當權後,隨即重開「人大」及「政協」會議,恢復所謂「民主黨派」(八個)的活動,並提出「回歸」、「認同」及「革命統一」、「反霸統一」、「愛國統一」等三條戰線的論調;嗣又訂定「四化建設」、「國際反觀」、「解放臺灣」的三大任務;迨至「凡是派」垮臺鄧小平復出後(六十六年七月)華酋原訂政策路線均被否定並評為「兩年失誤」。
鄧小平當權後,認為「工人階級」(共黨)的力量不夠實現革命目標,需要團結其他各個階級的力量,以達成階段任務,是以提出「新的歷史時期仍然需要一個強大的統一戰線」論調。自六八年元旦起,次第推出「三通」、「四流」、「葉九條」、「胡邀請」、「鄧六點」及「和平統一」,「一個國家,兩種制度」等「統戰」口號,並正加工製造所謂「奧運模式」和「香港模式」;其目標皆指向於我,亟宜提高警惕,主動反擊。
偽「人大」五屆常委會,於一九八二年五月通過「修憲」及「改組國務院」等要案;並強調要大力推進「支邊建邊」工作,高喊「保衛祖國邊疆」,加速「社會主義建設」,搞好「對外友好關係」等口號;顯係要加強對邊疆民放及對外(含國際、華僑、難胞等)之「統戰」工作。為支應上述工作之遂行,對「毒品戰略」之運作,勢必有效擴展,密切配合。
註一:據偽國務院一九七九年六月統計,全國各少數民大共有五十五種,人口總數五、五八○萬餘人;聚居地區多在西南和西北各省,佔大陸總面積五○│六○%間,而人口僅佔大陸總人數六%。
註二:據蘇俄駐泰大使館一九七四年六月三日發佈之中文新聞稿載稱,中共每年輸出嗎啡等毒品約二千噸,年獲一二○至一五○億美元的收入……以發展戰爭工業。
註三:據一九八二年六月廿一日「香港時報」報導,中共每年販毒的純收益,至少在八億美元以上。在大陸種植罌粟的面積高達九五○餘萬市畝,佔總耕種面積五%;種植地區遍及二三○餘縣(其中雲、貴雨省佔三分之一),製毒工廠達九九所,毒物成品達七七種。
對雲南地區的危害
民國廿四年春夏間,共軍自江西流竄經雲南轉向川、康等省逃亡,沿途喊出的口號是「血戰中央軍,拖死川貴軍,不戰滇軍」……等口號,致使共軍能倖渡金沙江而坐大叛亂。
同年四月貴州省政府改組,吳忠信繼王家烈出任該省主席;由於吳氏非貴州籍,中共遂藉機挑撥分化,散播「貴州已經亡省了」等傳言。
抗戰期間,淪陷地區部份大專學校遜來昆明避難,於是昆明遂成為文化重鎮;勝利前後(卅一年至卅八年),中共爰集中力量,豢養職業學生,滲透各校活動,並利用「民盟」、「民革」、「民促」及所謂「社會賢達」等左傾份子(含政客、偏激學人、失意軍人、工商界投機人士,及土豪劣紳等),將昆明稱為「民主的堡壘」、「自由的搖籃」、「新中國的希望」……並大捧龍雲(前滇省主席)是「西南的大家長」;這一連串逢迎動聽的名詞,當年在雲南的確發生了很大的「統戰」作用。
在昆明市華山南路,華山西路,武成路,大小西門和北門附近的街道上,不論是書店或地攤,到處都可看到「生活出版社」、「讀書生活出版社」,及「新華社」等發行的書刊報紙;其內容多是造謠煽惑,顛倒是非,挑撥離間,詆譭政府,誣衊元首暨黨政首長,製造學潮及意外事件,肆意破壞地方與中央的團結和諧。
民國卅四年十月二日雲南省政府改組,由於執行不無偏失,兼以地方利益和私人感情諸因素,致造成民間難免的怨尤,這當然予中共又提供了施展「統戰」的大好機會。相隨而來的即是層出不窮,波譎雲詭的「學潮」和「土共」的崛起,是為仇快親痛的序幕。
自民國卅四年至卅八年間,中共在大陸各大城市所策動之「學潮」計一○九次(教育部統計),其中有三十餘次都發生在昆明,並具有帶頭領先震撼全國的作為。諸如卅四年的「一二‧一」事件,卅五年七月中旬的「李、聞案」事件,卅六年七月為追悼「李、聞」而發生之「大罷課」「不離校」等事件。當年除昆明市各公私立大、中、小學校一體罷課三週,並掀起「反內戰」、「反飢餓」、「反迫害」、「反美帝」等運動外;聲勢所及迫使滇省各縣半數以上之中等學校皆跟隨停課,並曾演成多次「做賊栽贓」,「借刀殺人」的血案。在路南(滇中區),昭通(滇東區),建水(滇南區),保山麗江(滇西北區)等地區,更助長了土共朱家璧等崛起猖亂,是為卅八年底,盧漢叛國附匪之先聲和佈局。
註:當年我在路南縣和昆明市,曾參與處理較大的「學潮」事件共七次,力主避免發生血案;其最感困擾及痛苦的,厥為㈠難以確查肇事的教唆主使人。㈡沒有統一指揮或協調之任務編組。㈢事前未能作有效的防範疏導。
民國卅八年十二月九日盧漢叛變附共,據悉事前曾由其親信林毓棠(時任財政廳長)安恩溥(卸任民政廳長)多次潛赴香港與中共代表密商,嗣在廣州與葉劍英達成所謂「和平解放之五點協議:㈠保持盧漢在雲南之領導地位,盧如願意出國,保證給予自由選擇。㈡共軍非經請求,絕不進駐雲南。㈢雲南境內現有之國軍(第八、廿六兩軍)及甫經改編之保安部隊(第九三、七四兩軍),除番號變更外,其原建制不予變更,各級部除僅增派政工人員。㈣擴大省市縣政府組織,容納各「民主黨派」及「土共」人士參與。㈤省有財產(原屬「雲南人民企業公司」管理之黃金、白銀、鴉片及錫礦、紗廠等,約值美金三億八千餘萬元),中共不予提取,仍留充地方建設經費。
以上協議未及三月即遭中共全部否定,傳盧遠為此會兩度自殺未遂,是為貪婪軍閥,投機政客在中共「統戰」下又一昂貴的祭品。
註:此一資料係前第一集團軍總部經理處少將處長,嗣改任雲南昭通縣長之丁世學(亦屬盧漢親信)於卅九年八月在緬北臘戌提供。
雲南省境多山並多少數民放(共廿二種,六十多個支系,概計八百餘萬人,佔全省總人口三分之一),盛產鴉片(年約一五○萬餘公斤);當年中共利用「職業學生」喊出的口號是「三反」│反征兵,反征糧,反征伕;「兩抗」│抗禁煙,抗剷苗;及「民族自決」,「區域自治」等;今則喊山「支邊建邊」,「保衛邊疆」等口號,皆係蠱惑煽動和懷柔安擁的「統戰」伎倆。
「雲南反共救國軍」成立初期(民國卅九、四十年),曾有「李彌不用雲南人」,「李彌在搞第三勢力」等流言傳出;迨至第一次撤軍時(民國四十二年冬至四十三年夏),又傳出「臺灣自身難保,去臺灣是去陪葬」,「李彌永遠不能翻身了」……等讕言。嗣復利用設於昆明的「雲南人民廣播電臺」,增闢「對境外×軍講話」時間,(實即喊話)每週三、五、日夜九時以後各一次,大意為「臺灣根本不重視游擊部隊」,「打死不算數」,「與其埋骨異域,何不回家團聚」……等惡毒喊話,歷二十餘年而不休。(僅減少次數)。
中共現任雲南省長普朝柱,以「中國人民對外友好協會省長代表團」之名義,率江蘇、山西、吉林、寧夏、廣東等省副省長(自治區副主席)李綬章等七人,於本年(七三)六月廿二、三日抵泰北清邁訪問兩天,旅居當地之滇籍僑民,難胞代表馬××、張××等卅餘人,受泰方指使會設宴接待。席間普某曾兩度講話,聲稱:㈠中共過去由於政策的偏差,致使部份同胞來到泰國等地;祖國現已有徹底的改進,成效顯著,希望大家回去看看,新中國各級政府都將熱烈的歡迎。㈡子女如有回國(大陸)升學的,一切可享受公費優待。㈢凡是過去被沒收的財產,只要當事人親自回國提出申請,經查證屬實,偽政府立即發還……等語;於今雖無人響應受騙,唯以中共近年對該地區之「統戰」花招層出不窮,亟宜加意防範,主動還擊。
結 語
現代史學家評稱:中共之得逞,非主義政策之切合,實為「統戰」運用的成功;這話實發人深省,允宜急起反擊。
由於中越兩共邊境戰爭(一九七九、二、十七│三、五)中共表現之差勁,遠不及當年「小米加步槍」之兇狠,中共今後欲再以「武裝鬪爭」取勝勢不可能了。另據本年八月廿七日美聯社發自北平的報導:「在中共四、一○○萬黨員中,廿五歲以下者僅佔三‧三四%;是以所謂「黨的建設」顯為「老成凋朽」,「後繼無人」了。
據此以觀,中共的「三大法寶」已有「兩寶」失靈了。於今於後,中共還能耍的只有「統一戰線」了。只要我們能加意加速的集中力量,從三條戰線上(大陸、海外及復興基地)發起「制敵機先」的主動作為,必能破邪除妖,人人都可以「向青天白日旗幟看齊」了!
中華民國七十三年十一月廿二日完稿
本文原載雲南文獻第十四期
【本文收錄於《雲南文獻》第十四期;民國73年12月25日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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