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元表達是雲南近代史研究的光明之路

《唐繼堯與雲南》論文集後記

作者／趙如琨、陳秀峰

在辛亥革命、雲南「重九」起義百年之際，《唐繼堯與雲南》論文集出版了。這是對參與領導重九起義及對雲南近代史作出重要貢獻的唐繼堯將軍，進行一次尊重歷史，實事求是的學術探討。

本來有關研究歷史和歷史人物的事應由有關研究歷史的專家學者和政府職能部門來承擔的，但此書主編卻是雲南大學物理系教授趙椿同志。支持鼓勵趙椿教授這麼做的又是才被授予「中國當代傑出民族詩人」的全國知名人士，在國外也有名氣的曉雪同志。兩位都是大理州白族人，是雲南南社研究會的負責人。他倆為什麼要這麼做？從曉雪寫的序言和趙椿寫的自序和文章中均已闡明。

本文集共收集了58篇從不同角度不同時期研究、評述唐繼堯的文章。當中只有四位作者是會澤人，杜奎昌是原新華社雲南分社的主任記者、劉大偉是現任雲南人民出版社的黨委書記、社長，楊天琪為會澤民間唐繼堯研究會會長，李世沛是雲南特級教師，會澤民間唐繼堯研究會副會長。四人雖是會澤人，但他們的文章是以檔案館查實的歷史資料來說話的，與唐氏無親情關係。

《唐繼堯與雲南》一書所收集到的論文，其中有些是罕見的，是出席雲南陸軍講武堂百年慶典學術研討會的韓國學者金永柱和許由先生的文章，文章均為頌揚和感謝唐繼堯的，請閱文即知詳情。文章首次刊登在《百年講武、將帥搖籃》一書中。一批韓國學員曾于上世紀一、二十年代在雲南講武堂學成畢業的史實秘檔，是2005年6月，兩位元韓國MBC電視臺記者來昆明採訪時首次揭開的。這時距1945年9月一批韓國革命志士（包括原講武堂學員），于抗戰勝利回國前來昆明為他們的恩師唐繼堯將軍掃墓之旅，其間已過去剛好一個甲子的時間，而陪同此行的中方人員都已做古。上世紀三、四十年代，雲南陸軍講武堂被譽為「東南亞的反帝基地」（這在雲南史學界尚未提及），這主要源于唐繼堯將軍曾先後招收了一批東南亞國家（含東北亞的韓國、朝鮮）學生和華僑學生到雲南講武堂學習；這些學員畢業後，全都成為各自國家反帝建國（復國）的中堅力量，為人類的正義和進步事業作出了貢獻。

文集中一部分是老一代學者和政治家周鐘岳、龍雲、白之瀚等名人的論文和回憶錄。龍雲是戴著右派帽子實事求是來寫唐繼堯的，經得起歷史實踐驗證的，此類文章故被稱為「無可非議」。寫文章的人可算中外皆有之，來自五湖四海，但大多又不能算學歷史、研究歷史的專家或學者。而大多是小人物來研究評論名揚中外的歷史人物，不謀而合，有一定共識。這種共識不應當稱為「一邊倒」。據悉「一邊倒」的提法來自《毛澤東選集‧論人民民主專政》一文，實踐證明， 「一邊倒」的提法也不科學。文集中的作者可算做獨立思考，敢於講真話、實話，不是順風跑，順風倒的。

對歷史人物的評價我們沒有全盤肯定和全盤否定之意，只講功大於過。要用史實、歷史人物在歷史舞臺上留下的歷史效應來檢驗，中國人、外國人的論述來說明。用扣帽子、打棍子及揪辮子來評述歷史人物是不科學的。陳獨秀不是被共產國際等戴過「右傾機會主義份子」的帽子嗎？歷史事實是什麼呢？陳獨秀是中國共產黨的創始人之一，有中國人的骨氣，獨立思考，自主維護國家利益為重。不聽「共產國際」及史達林的指揮棒。現不是正名了嗎？也可算是「平反」了。劉少奇不是被戴上「叛徒、內奸、工賊」的大帽子嗎？劉少奇的名言「三分天災、七分人禍」，人民心中有數，現在不是真相大白還歷史的真面目了嗎？馬寅初的「新人口論」不是當年也曾大批特批過嗎？以所謂官大、人多勢眾，以勢壓人能代替真理嗎？紅衛兵式的人製造的帽子能長久存在嗎？「極左」時期的各種做法餘毒能當真理嗎？那我們何必要解放思想、實事求是，平反冤假錯案、改革開放向前進呢？雲南陸軍講武堂歷史博物館，不因某些時候、某此人說過什麼「軍閥」和「壞人」，就能將唐繼堯的歷史功績一筆抹殺。相反唐繼堯在講武堂在近代史上的歷史功績，客觀公正地彰顯在中外觀展的人們面前。以當年權勢人物講的為准呢？還是以博物館中圖片、實物、史實為准？一大本《百年軍校、將帥搖籃》的論文集共收錄了59篇入選參會論文。只有一篇是因故而全盤否定唐繼堯的，其他58篇大多都是肯定唐繼堯的，還有兩篇韓國的文章是感謝和頌揚唐繼堯的作用，這樣的事實證明了什麼呢？由一點論到兩分法就是一種進步。

我們讚賞雲南歷史文化名人李群傑先生對唐繼堯「護國立勳功，治滇有善政」的公正評價。李群傑先生建國前曾擔任過中共雲南地下黨工委書記，建國後先後擔任過雲南省政協首任秘書長、雲南中共黨史學會會長和雲南文史館名譽館長等職。作為雲南近代史的親歷者和研究者，李群傑先生的評價具有很高的權威性。對風雲詭譎時代「較為複雜的歷史人物」應當用較為科學的學術語言來評價，這種評價才站得住腳。老一輩雲南地方誌專家張一鳴先生寫的《唐繼堯治滇有善政》一文，用事實來說明瞭這個道理。「治滇無善政」這句話可以休矣了！因為它是在極左年代「鑽出來」並形成「廣泛影響」的，在科學昌明，社會回歸理智和文明的今天，這句話顯得可笑和落伍了。

中國歷史名人與唐繼堯的關係確實是應該理清的，為此我們作了力所能及地努力。我們收錄了《梁啟超與護國運動》、《唐繼堯護國是耶非耶》及《章太炎「民六」在粵滇川各省之軼事》等文章。孫中山與唐繼堯在建國治國理念的探求上有過異同，在行動上有過分合，但最終沒有「決裂」，中山先生在病逝前半年還任命唐繼堯為滇川黔建國聯軍總司令，仍是「一個戰壕裡的戰友」。國學大師革命家章太炎曾與唐繼堯在中山先生的統領下，共舉「護法大旗」。章雖對唐有過一時的誤解，但在獲知事由情勢後「亦釋然無間焉」。章太炎（炳麟）在唐繼堯病逝一周年之際，還為唐的詩詞書面選集題寫《唐會澤遺墨》書名，這不僅是對昔日戰友的緬懷，亦是對唐學識人品的肯定。

至於中央雲南省特別委員會書記王德三與唐繼堯的關係，我們還看到了被史學家忽略的另外一種檔案記錄。1927年2月中旬（雲南「二六」政變後），29歲的王德三帶著重任從廣東回到昆明，即委託夫人馬冰清（1928年加入中共）與唐繼堯聯繫，雙方不止一次地會見商談。唐繼堯在逝世前曾囑附他身邊的親信王潔修「政治上聽懋廷（王德三）、李子固主持」。這句話至少證明他們雙方在交談中取得了重要「共識」，唐繼堯已把王德三、李子固（打入滇軍內部的中共黨員）視為有相同政見的人了。（詳見本書收錄的《王德三與唐繼堯、龍雲》一文）。對歷史名人或名人之間的相互關係，是拔高（或溢美）還是貶低（或醜化），在鐵的事實面前，相信每個人都會作出自己的判斷。

研究近代特別是民初中國歷史名人的思想和行為，一定不能離開他們所處的錯綜複雜、縱橫交錯的時代背景；探究不同時期不同環境對唐繼堯的不同評價，不能離開不同時期的「國情」和時代背景。在上世紀五十代開始後的二十年的時間裡，昆明圓通山上的唐繼堯墓曾四次險遭拆毀（鏟平），大觀公園中的護國元勳唐繼堯銅像亦被拆除，這段史實從一個側面反映出這段時期對唐繼堯歷史評價的變化，以及否定（或醜化）與肯定（或保留）兩種思想的的較量。在「以階級鬥爭為綱」的極左年代，否定者占了上風。時至今日，學界對雲南近代史及歷史人物包括對「護國運動史」的研究（含著書立說），有些尚需深入，有些尚屬空白。上世紀八十年代中期，修復唐繼堯墓和尋找恢復唐繼堯銅像的事得到雲南省政府有關部門的批准。1986年，唐繼堯墓得到基本修復並於次年列為省級重點文物保護單位（但銅像仍未找到）。中國的改革開放確實迎來了「科學的春天」，這在雲南近代史研究領域也感受到了。今天，在迎來中國共產黨建黨九十周年和辛亥革命一百周年的日子裡，我們有理由相信，我們還將迎來一個更加和煦燦爛的「科學的春天」，「科學歷史觀」一定會大行其道！

在此我們感謝為文集寫序的幾位先生，他們的文章都是一流的專家水準，都具有名人效應。雖然序中會有共識也會有差異，這也體現出事物的多元性。有多元，才有活力；才會出現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可人局面；才會產生永屹於世的「先生之風」，才會有民主和自由的學術空氣。

就在本文完稿之際，每天堅持讀書看報勤于雲南文史研究的耄耋老人張一鳴先生，欣喜地向我們推薦4月28日《人民日報》評論部剛推出的一篇不同尋常的文章，我們讀之感到舒心並產生共鳴，特將這篇名為《以包容心對待「異質思維」》的佳作中切合我們學術追求的精彩論點摘錄於此，好與讀者共用之。文中這樣寫道：「多元表達難免會有『異質思維』，甚至給人『雞同鴨講』的感覺。在這一過程中，我們欣賞理性平和的討論，期待聞過則喜的態度……魯迅先生說過，辱駡和恐嚇絕不是戰鬥。思想觀念的價值，在競爭中才會彰顯，在實踐中才能檢驗。『我不同意你的看法，但我誓死捍衛你說話的權利』（18世紀法國啟蒙思想家伏爾泰的名言），這是一種胸懷，更是一種自信。那種扣帽子、抓辮子的辨論方式，『不同即敵對』的思維模式，本質上都是狹隘虛弱的表現，無助於社會和諧的構建、健康心態的形成」。

文章指出：「多元乃繁榮之奧秘。一個社會越是向前發展，就越需要多樣的個性表達，越需要整合各種意見形成統一意志的能力。以包容心對待不同聲音，在『存異』中『求同』……並在思想的交流碰撞中不斷凝聚、昇華。」該文對中國的現實和前景作出了樂觀的評估和展望，文章指出：「今天的中國社會，正處於一個思想和文化多元，多樣，多變的時代。這無疑是一個歷史性變化。從一種聲音到百花齊放（百家爭鳴），從千人一面到豐富多元，反映出思想的極大解放，也體現著中國的前進方位……」我們一介平民同樣欣喜地憧憬著中國無限光明的未來。本文集中有的文章是作者交來的，有的是被刊登過收集來的，我們沒有修改過作者的文章，均原文刊登。個別文章把人名寫錯了，把姓氏寫錯了，我們作了更正，相信廣大作者會理解和歡迎的。我們是雲南歷史文化研究領域的「義工」或「拾荒者」，有著與生俱來的使命感和人生苦短的緊迫感。水準也有限，難免有不足之處，但學術問題是可以深入探尋和平等探討的，這就是歷史的進步。

2008年金秋，由雲南大學，雲南省歷史學會和會澤縣人民政府三方聯合舉辦「唐繼堯與民初中國」國際學術研討會⑴， 會議擬著重研討的問題是：「重新認識唐繼堯；唐繼堯與護國運動；護國運動在中國歷史上的地位與作用；唐繼堯與雲南社會經濟文化的發展等」。在會議的《邀請函》中開宗明義地指出：「唐繼堯在民國初年中國社會中有極為重要的地位。由於諸多原因，他的歷史地位從未得到正確評價。深入研究唐繼堯在民初中國社會的地位與作用，還原歷史真實，對於總結民初中國社會發展的經驗教訓，對於正確認識中國西南社會歷史的客觀規律，對於當今和諧社會建設，推進雲南社會經濟的發展，有著十分重要的學術價值和社會意義」。

請允許我們把這段非常自信非常精彩的論述作為我們本文的結束語。感謝家鄉父老，感謝大地母親！

注：

⑴：此會因故未能在會澤縣舉辦，但另外兩家主辦方則按時易地在雲南大學召開了一個有韓國代表團參加的中型研討會。筆者有幸參會。

趙如琨 陳秀峰

2010年5月的鮮花燦爛時節于昆明（第二稿）

【本文收錄於《雲南文獻》第41期；民國100年12月25日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