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古知兵非好戰──紀念雲南護國首義一百周年

胡光祖

十二月二十五日是雲南護國起首義紀念日，護國起首義始于雲南，是雲南人的驕傲。今年是護國首義一百周年，在中國大陸能知道和記住這個日子的人已經不多了，即便是雲南人也是如此。

這幾年因長住泰國北部，每年的十二月二十五日，清萊雲南會館都會舉辦慶典，紀念雲南護國首義和清萊雲南會館成立。每次去清萊雲南會館參加慶典都感觸良多，海外雲南鄉親們的戀鄉情懷、不忘歷史的責任感猶其令我感動。

我的爺爺胡瑛（蘊山），雲南雲縣人，是雲南辛亥革命（即重九起義）和護國戰爭時戰鬥的參與者。在雲南護國首義一百周年之際，寫下一點文字，用以緬懷先人並告誡後人不能忘記歷史。

護國戰爭時，爺爺胡瑛是護國東路黔軍的一名營長，在湘西與袁世凱的北洋軍作戰。當時護國軍在湘西戰場，「當敵數萬眾，大小數十戰，轉鬥千餘里，卒敗北敵，攻佔麻陽，迫使馬繼増自戕。」貴州是繼雲南首義後，第一個宣佈獨立的省，湘西是護國戰爭中僅次於四川的第二戰場。國民政府陸軍部編寫的《國民革命軍戰史初稿》這樣寫到：「討袁軍的勝利，其獲助於貴州者猶多。」到護國戰爭後期和護法戰爭時，爺爺為護國軍旅長，他正面的北洋軍是馮玉祥將軍所率十六混成旅。由於雙方上級動向尚未明確，爺爺胡瑛與馮玉祥皆按兵不動。爺爺胡瑛在給雲南唐繼堯、貴州劉顯世的電報裡說：「北方武人，類多相識，為在首都……與馮旅長玉祥相共提攜，暗事聯絡。」

馮玉祥在其回憶錄《我的生活》中這樣寫道：「我到常德時，胡瑛部已退至辰州，打聽到胡瑛的老太太還在城裡，我就派副官長宋仲良拿四百元去買些家庭必需品，帶我的名片去看她老人家，以表敬慰之意。後來胡瑛聽說，自己從辰州來看我，我們原是熟人，我笑問他：『你大膽到這裡來，到底帶了多少人馬？』他說：『我把我的全軍都帶來了。所謂全軍，只是四個手槍隊員而已。』兩人大笑了一回……」從此以後，爺爺胡瑛和馮玉祥將軍就再也沒有在戰場上兵戎相見，他們成為了朋友。馮玉祥將軍曾送給爺爺一副文征明的字「推窗時有蝶飛來」，爺爺非常珍愛，一直掛在昆明安寧的「枕流」別墅裡。爺爺胡瑛也許正是從湘西戰場開始，對戰爭、對如何做一個軍人，對「從古知兵非好戰」有了新的感悟。

胡、馮兩旅在湘西對峙達三年之久，雙方約定：「剿匪、保商、安境、息民」。使湘西人民至少在三年內免於戰亂、兵燹，得以休養生息。戰亂，特別是長期的戰亂，人民是最大的受害者。護國戰爭在中國的近代史上有進步的意義，是辛亥革命推翻帝制，擁護共和的繼續。就當時的軍事實力對比，護國軍是很難與北洋軍抗衡的，雲南護國首義之所以成功，是辛亥革命以後，民主、共和思想深入全國民心的結果。但護國戰爭終究是一場內戰。是一場中國人打中國人的戰爭。

中華民族是一個災難深重的民族，自辛亥革命以後，內戰不斷，孫中山先生曾痛心疾首說：「吾國之大患，莫大于武人之爭雄，南北如一丘之貉。雖號稱護法之省，亦莫肯俯首於法律之下。」戰爭是有勝負的，勝者可以改變自己的社會、經濟地位，可以改變自己以致家族的命運。但人民的命運卻沒有得到改變，人民不是戰爭的獲勝者。軍隊裡的軍人絕大多數來自人民，而人民既是戰爭的受害者，卻又不是戰爭的勝利者，那麼戰爭，特別是內戰的勝利者有什麼理由去炫耀自己的戰功和勝利呢？戰爭的勝利者中是不缺乏精英的，這些精英在掌權以前，許多人也有讓國家、民族走向民主、共和，走向進步的思想，但掌權以後國家、民族並沒有真正實現民主、共和。這跟中國的文化有很大的關係，中國幾千年的農耕文明所產生的農耕文化深入人心，即使是精英們也擺脫不了這種文化的羈絆，從掌權、獲利方面講，他們是勝利者，從國家、民族方面看他們也是失敗者。

今年是抗日戰爭勝利七十周年，記得我的父母曾對我講過，知道日本無條件投降的那天，整個昆明成了慶祝勝利的歡樂的海洋，而慶祝活動是人們自發的、是人們發自內心的，到了淩晨仍無法入睡。這也許可以理解為這就是人民的勝利。

七十前結束的那場戰爭，中國稱為「抗日戰爭」，前蘇聯稱為「衛國戰爭」，是就地域、國家而言。世界上則稱為「世界人民反法西斯戰爭」，這種提法更有世界性、前瞻性，更能說明到底什麼樣的戰爭，才是人民能獲得勝利的戰爭。這也是我為什麼在寫雲南護國首義時會想到「從古知兵非好戰」的原因。

【本文收錄於《雲南文獻》第45期；民國104年12月25日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