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史學觀點談鄭和下西洋的時代背境

作者／宗霖

在鄭和二十多歲的時候，明朝皇室內部，發生了一次戰爭。在這次戰爭中，鄭和建立了不少功勞，獲得了成祖的信賴，也使鄭和後來七次航行海外，贏得了不朽英名。

原來太祖在位時，因太子標早死，而四子燕王棣驍勇善戰，屢次率兵遠征長城外，大敗元兵，在諸子中功勞最大；又因個性酷似自己，便有心立他為太子。可是許多大臣卻議論紛紛，咸認長幼有序，不可紊亂，於是太祖立了太子標之子允汶為皇太孫。洪武三十一年（一三九八），太祖駕崩，允汶即位，是為惠帝（又名建文帝）。惠帝即位時，才二十一歲，對於國家情勢茫然無知，於是任命老師太常寺卿黃子澄，兵部尚書齊泰共理國家大政。

惠帝即位後，最感困難的是；諸王權勢太重，根本不把他看在眼裏，於是採納黃子澄的主張，削弱諸王的兵權，一年之中，湘王、周王、齊王、代王、岷主等，不是死於自殺，便是被廢為庶人。燕王看到這種情形，不免有兔死狐悲，唇亡齒寒之感，一是一面練兵鑄械，以資應變；一面裝瘋作病。企圖轉移朝廷對他的忌刻。可是朝廷屢獲密報，洞悉他的陰謀，於是于建文元年，詔削燕王爵位，並擬拘囚。燕王探得情報，也藉口朝廷裏有黃子澄、齊泰一般奸佞用事，以「清君側」為詞，自稱號其軍為「靖難軍」，起兵南下。

經過三年的戰爭，燕軍得到宦臣的內助，終於攻陷了南京城，時為建文四年的夏天。京城既破，宮中大火，惠帝於紛亂中失踪。燕王入京後，詰問宮人內侍惠帝何處去？宮人內侍都指手指被火焚斃的皇后屍首，說是惠帝，但惠帝的下落如何？到今天仍是歷史上的一個懸案。

有人說宮中大火時，惠帝與皇后同死在火中；也有人說；惠帝在危急中，逃出了京城，乘海船飄往南洋羣島。據明史胡濙傳云：「傳言建文帝踏海去了，帝（永樂）分遣內臣鄭和數輩浮海下西洋」。成祖派鄭和下西洋，「蹤跡建文」這是君主時代權力鬪爭的正常現象，不用懷疑，無須誇張。

一般人只知明成祖最偉大的功業，在于五次征討蒙古。其實他對於水利、文化，工商業等方面的建設，也有很大的貢獻。例如在文化方面：㈠他命胡廣等撰修五經大全，四書大全，性理大全共二百餘卷，頒發各學堂，作為教材。㈡以二千一百餘人的精力，編排永樂大典，依韻學類聚經、史、子、集、天文、地志、陰陽、醫、卜、僧、道、技藝之言為一書，凡二千九百二十七卷。召國學縣學善於書法的生員繕寫，於永樂六年編成，計一萬一千九百十五冊，為歷代文獻的總匯。可惜這部永樂大典的原本，已在明代兵燹之亂焚燬損失，副本又在清末八國聯軍時被燬散失了不少。目前世界書局雖有殘餘的影本問世，可是只是全書的二十二分之一而已。

其次，由於太祖、成祖的勵精圖治，使國內秩序安定，農業生產的發展，工商也跟著繁榮起來。那時的手工業，不論紡織、冶鐵、瓷器、印刷、造船等等，都超越了任何時代，當時出現了許多工商很發達的大城市。如絲織業中心的蘇州，瓷器業製造中心的景德鎮。

那時國力很雄厚，在全國各地倉庫裏的貨物，都儲存豐盈，農產品和手工業品，不僅足夠供應全國，還可以推銷到國外去，當時商業顯得很繁榮，人們都希望同國外各民族往來通商。工商發達，人民希望向國外銷售貨物的願望，實為促進政府遣派鄭和下西洋的主要動力。

明初海外貿易的情況是這樣的；元代海上交通，原很發達；互市的港口，計有市舶司，而以杭州、泉州兩地貿易最發達。泉州更盛於杭州，為海舶集中地。與地中海岸的亞歷山大港，同為世界最大的貿易港。

明太祖即位之初，也願與各國互市。洪武元年（一三六八），置市舶提舉司，以浙東按察司陳寧等為提舉，但洪武三年，因鑒於倭寇猖獗，奸民有和他們勾結之嫌，浙江明州，廣東廣州三市舶司。至此，全國最重要的市舶司，已完全廢去，對外公開貿易，遂告中斷，就是遠國朝貢，亦令停止。但沿海人民，迫於生計，冒險離海的，且多於往昔，這說明了禁令愈嚴，則獲利愈豐的了。

洪武二十三年（一三九○），再詔戶部嚴禁交通外番。二十七年又下令禁民間用番香番貨，以斷外貨的銷路。建文四年（一四○二）六月，成祖入南京，在登極詔書，尚市中通番的禁令：「沿海軍民人等，近年以來，往往私自下番，交通外國，今後不許，所司一遵洪武事例禁治。」

然此時國內，工商業已十分發達，海外需求甚殷，利益頗大，故國民求向南洋發展，已有不可遏止之勢，雖煌煌上諭，亦屬無效。於是迫使成祖于重申禁令之同年，立即改變政策，易禁止為管制，恢復市舶司，人民出入國境，皆須准，貨物則須納稅。自永樂元年解禁之後，政府的收入大增，民間的得利亦豐；國家與人民均收互市之利。為擴大貿易計，就有了派遣鄭和下西洋的事。

殊域周資錄說：「自永樂改元，遣使四出，詔諭海番，貢獻迭至，奇貨重寶，前代所希，充溢府庫。貧民承令愽買，或多致富，而國亦羨裕矣」。同書又說：「夷中百貨，皆中國不可缺者，夷必欲售，中國必欲得之」。西洋朝貢錄序亦云：「太宋皇帝入纘丕緒，乃大賚西洋，貿採琛異，命和為使，由是明月之珠，鴉鵑之石，沈南龍涎之香，鱗獅孔翠之奇，梅腦薇露之珍，珊瑚瑤琨之美，皆充舶而歸」。

故鄭和實以「貿採珍異」為出使之目的。我們如果說，鄭和是明朝官方的「貿易特使」，也不為無當。

再就國防觀點來說，北方元裔，在明初建立的韃靼及瓦剌兩個王朝，維持著元朝的舊制，不時侵擾，企圖重返中原，這給明室以嚴重的威脅，太祖為心腹之患，曾四次命將北伐；後來成祖亦曾五次親征，這裏茲略而不說，至於西南，東南方面，太祖於成祖的手法雖有不同，但是「安撫重於剿滅」的原則，卻無二致。茲分別敘述於後。

㈠貴州：古為羅施思國，漢時為西南夷牂牁，武陵諸郡地；元時置府、州、縣及宣慰、宣撫等司，以土酋充任長官，以羈糜之。明太祖統一全國時，貴州宣撫靄翠等先後請降，太祖命以原官世襲，不置郡縣，賦稅也自輸納。朝廷亦僅於其地築城駐兵鎮守，以防其動亂而已。

永樂年間，黔地土酋發生內爭，成祖曉以相安之義，令其息爭，否則將予嚴懲。不聽乃密令鎮遠侯顧成率兵五萬，深入貴州。弭平內爭，並分黔地為八府四州十五衛，各設官治理，自此貴州始為中國本部。至於雲南地區的蠻夷，早於太祖時歸順明朝。青海、西藏地區，亦於明初內屬，置朶甘（青海及西康境）、烏斯藏兩行都司。尼八刺（尼泊爾）等國均來朝貢，至此西南夷都已獲得開發了。

㈡安南：即今之越南，自古為中國領土。秦為象郡，漢設九趾、九真、日南三郡。唐為安南都護使，明太祖即位後，即遣使到安南宣諭，維持表面的和好。成祖五年（一四○七）派遣成國公朱能為大將軍，討平安南內亂，置布政按察都指揮三司，十五府，卅六州，一百八十一縣，另有五直隸州，二十九縣。要塞之地，設十二衛所。得東西一千七百六十里，南北二千八百里之地，脫離五百年之久的安南至此重入中國版圖。可是，安南動亂仍頻，這是成祖對南方邊境日夜不安的一件事。永樂五年以後歷次用兵，鄭和雖無直接參預其事，但他七次下西洋，六次都到安南巡視，其關心安南的動態，於此可見。

東南沿海的倭寇，也是明初的一個嚴重問題。蓋洪武初年，國事初定，潰軍方國珍張士誠等的部隊，很多流竄島嶼，與倭寇勾結，倭擾沿海軍民，嗣後胡維庸等圖謀不軌，情形更為嚴重。明史兵志云：「沿海之地，自廣東樂會接安南界，五千里抵閔，又二千里抵浙，又二千里抵南直隸，又一千八百里抵山東，又千二百里抵踰寶，抵盧龍，抵遼東，又三千里抵鴨綠江，島寇倭夷，在在出沒，故以海防為重」。

按明初除於沿海各地建設城堡，整理衛所，及增加軍防外，尚有小規模艦隊以便殲滅海寇於海岸之外，王析續文獻通考兵考云：「洪武三年七月置水軍二十四衛，每衛船五十艘，軍士三百五十人，每春出海，分路防倭，迄秋乃還，成為定制」。

據劉河天妃宮通番事蹟石刻文曰：「其蠻王之梗化不恭者，生擒之，寇兵之肆暴掠者，殄滅之，海道由是而清寧、番人賴以安業」。這鄭和自述下西洋殲滅海寇使番人得安業的成果。其次，太祖與成祖對於四夷，皆限山隔海，僻在一隅，得其地不足以供賦，得其民不足以供役，若其自不揣量，來擾我邊，則彼為不祥，彼既不為中國患，而我興兵輕伐，亦不祥也。吾恐後世子孫，倚中國富強，貪一時戰功，無故興兵，致傷人命，切忌不可」。

成祖是一位雄才大略的君主，即位之初，就一變洪武時代的鎖國政策，遣使詔諭南海諸國入貢，明史實錄鄭和傳云：「宣德五年六月，帝以踐阼歲久，而諸國遠者猶未朝貢，於是和及景弘奉命歷忽魯斯等十七國而還」。可見鄭和七次下西洋，目的在於宣揚大明德威，永樂如此，宣德亦然。所以鄭和在外三十年，只有十年，三擒番王及酋長，此後二十年，未聞動用武力；而以安撫令其朝貢為基本方策。

此外，成祖與鄭和尚有一個遠大的目標，就是監視「西亞」的動態及企圖開闢「西征」的航線。西人布哇氏（L. Bouoaet）會搜集當時亞洲史料，著成「帖太兒帝國」一書，詳述元朝自被明太祖擊敗後，分佈於西亞之元裔各國，形勢十分混亂，有附馬帖木兒者，倔起於撒馬兒罕，自承為成吉思汗嫡裔，於洪武年間以武力統一此種局面，堆踞於西亞，佔有今月的伊蘭全部，後又侵略印度土耳其，成為一龐大集團，聲勢很盛，稱為帖木兒帝國。

成祖踐阼伊始。即遣使敕諭朝貢，沒有效果。永樂三年，聞帖木兒假道別失八里，（今之新疆省北部）率兵東侵，然帖木兒出征未久，死於中途，戰爭因即停止。

鄭和航路的最後目的地為忽魯謨斯，適為帖木兒帝國的基地，所以有人說：這是成祖遣使下「西洋」動態方略之一，至於開闢「西征」航線之說，也是很有道理的。梁啟超在撰寫「鄭和傳」中說：「吾徵諸史文，於鄭和首途之前，有深值注意者二事；一曰，其目的在通西歐也。本傳云：令和及其儕王景弘等通使西洋。又云：俗傳三保下西洋。為明初盛事。據此則此行本志非南渡而西征也」。蓋元代對西歐的水陸交通都很方便，所以西歐傳教士、商人不斷的前來；這對於中西貿易、文化等，都有很大的影響。

最早來中國傳教的，首推孟德高維諾（J. demonte Corvino）他取道波斯印度，於一二九四年抵大都（北京）。孟氏甚得宮廷好感，曾譯聖經為蒙古文，在大都傳教三十四年。

元代東來傳教士，以意大利人鄂多利克（Odoric da pordenone）行徑最廣，在元仁宗延祐三年（一三一六），他起程來華，經波斯、印度、錫蘭、爪哇、婆羅州、占婆、而廣州登陸，取道陝西、四川入中亞，回到欲洲。曾口述旅程經過他的筆錄，為歐亞交通史上的重要文獻。

在中西交通史上馬哥孛羅（Marco polo）最負盛名。元世祖即位之初，孛羅弟兄（馬哥孛羅之父及叔）來到大都。元世祖頗為厚遇，不久西返。後來二人再度東來，攜馬哥孛羅同行，於至元九年，到達大都。

馬哥孛羅深得元世祖喜愛，任以官職，歷十七年；曾奉使雲南、緬旬、印度。至元廿八年（一二九一）由泉州海道西歸，回到故鄉，剛好威尼斯和熱那亞發生戰爭，於是馬哥孛羅被捕入獄。在獄中結識小說家羅斯底加諾（Rusticano）兩人合作，口述筆錄，著成舉世聞名的馬哥孛羅遊記。（東方見聞錄）。

其時中國造船工業，技術結構，均駕乎世界各國之上，據西方旅行家的記載，往來南海及印度洋的船舶，大部份是華人的船隻，構造設備，非常完善，其航線遠達非洲東岸。在中西文化交流上，由中國傳入西洋的，有羅盤、火藥、印刷衛、算盤等；由西方傳入中國的有天文、曆法、數學、醫學等知識。

自明太祖即位，中亞的回教國家逐漸強盛，對於中西的交往，時加阻撓。洪武三年（一三六九）羅馬教徒六人前來中國，全數不知所終，於是中西交通完全絕跡。這一突然中斷，給東西人民帶來無比的困難，於是就有許多人日不懈的籌劃，正如梁啟超所論，斷地道經「西征」的航線。這一企圖要比狄亞士、哥倫布早一百多年。

總之，我們從政治、經濟、貿易、軍事、外交等方面，予以觀測，研究鄭和的南巡。其的目並非在尋找建文帝的單純下落，也不是任何個人的一意孤行所造成。的而是時代環境及國內外的因素所產生了七巡西洋的偉大壯舉。

【本文收錄於《雲南文獻》第六期；民國65年12月25日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