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唐繼堯到龍雲

 

寶韌光芒征馬壯

救亡多半屬青年

我是雲南人，常常碰到一個問題││唐繼堯和龍雲到底是不是軍閥？

我反問：怎樣才算是軍閥呢？

「下定義」本來是件難事││例如什麼叫做「水」？什麼叫做「空氣」？非經深思熟慮，怎能隨便「下定義」呢？

相同的理由，會唱「打倒軍閥」之歌的人，未必深知軍閥是什麼人物？

唐繼堯和龍雲是不是軍閥？我將如何答覆呢？

連「軍閥」的定義也搞不清楚，怎能說誰是不是軍閥呢？如果說有兵的人就是軍閥，軍閥似乎滿街走。假如說軍閥好像土皇帝，洋皇帝更懂蹂躪人權之道。不過有部電影描繪軍閥「張大帥」，唐繼堯和龍雲好像不是那種人。

問話的人，似乎總是將信將疑；我也祇會苦笑；老實說，大家對「軍閥的定義」，都不能脫口道出；雖經思考，也未見得說的圓滿透澈││祇好「不知為知之」，反正沒有槍桿子，就當不上皇帝，做不了現代國家的元首；例如美國的「權威」，從十三州鬧革命起，便是靠槍桿子搞來的。

究竟「軍閥」是什麼樣人物呢？

依照時下發行最多的一本字典說：「在軍界握有雄厚勢力，自成一派的軍人」，便是軍閥。有一部大辭書說：「民國以來，軍人擁兵自衛，只圖擴張地盤，發展個人勢力，而不顧國計民生者，稱為軍閥」。這裡特別指明的是「民國以來」，好像古代便沒有軍閥，或者古代的軍閥，不知擁兵自衛，不知擴張地盤，不知發展個人勢力；古代的軍人都在照顧國計民生似的。

事實上古今中外，都「出產」軍閥。唐繼堯或龍雲，在那天下猶未出現「真命天子」之前，倒是統率雲南子弟，為國家出了一些傻力，到頭來落得「軍閥之咎」，實在有些不是滋味。我們讀歷史的人，到了檔案不受現實政治干擾之時，總想實事求是，心智才會平衡。現在來談談唐繼堯及龍雲，不是「正是時候」的問題，而是當事人││唐繼堯和龍雲，在現實政治裡打滾，在他們蓋棺之後，我們站在「國計民生」的立場，看看這兩個「不毛之地」的雲南人，是不是也為國為民做了一些事？

軍閥是指那樣人物

有人說唐繼堯生有「異徵」，好像在襁褓之中便能領會古人詩句。六歲入塾，若有「宿慧」。雖然沒有說唐繼堯是一位神童，但總是說唐繼堯生來與眾不同。這種說法，應該是寫舊傳記的老調，不足為訓。

其實，個人憑其才智，未必登天，「時勢」卻在製造英雄。

滿清入主中國之後，認同華夏文化，並以儒家思想為正宗。所以，在漢人的眼裡，滿人雖然非我族類；但是，到了西洋人扣關，連連吃了敗仗之後，在朝廷做官的漢人，做學問的子曰詩云之士，對滿人的「異類感」也就不十分強烈了。當時，不管學習西洋的兵學或其他學術，已經成了時尚。換言之，中國的公共權力，從第一個留學生起，便逐漸移轉到「現代人」的手中；光讀四書五經的士大夫，不得不被推進歷史的後臺。

光緒三十年（甲辰，一九○四）雲南官方，在廢科舉及選派了留學生出洋留學的命令下，也選派青年出國。唐繼堯就成長在這真正「新舊遞嬗」的時代││唐繼堯十五歲應童子試；廢了科舉，還有什麼前途呢？何況當時的人，除了想在仕途當官之外，尚有救國的赤心，唐繼堯便在家鄉會澤響應清廷留學政策，送到省會││昆明參加留學考試，派去日本留學。

當時，從雲南昆明到越南出海的滇越鐵路未通，從雲南到日本，必須取道貴州、湖南，然後搭船順長江而下，到了上海，再換乘輪船赴日。所以，從雲南「起旱」（或步行）經貴州到湖南，才搭船去日本，辛苦異常，不是沒有抱負的人所願為。

唐繼堯是不是有抱負的人呢？有人說他想去學師範，有人說他想去學工業；以當時的二分法來說，學師範、學工業都叫學「文」，並不如投筆從戎那樣，才算直接報國。唐繼堯到了日本，接觸一多，便深覺祖國危機四伏，必須耍槍桿子才能挽救自己的國家。所以唐繼堯改變了初衷，改學陸軍。

唐繼堯初入振武學校，畢業後分發到「金澤第九師團砲兵聯隊」充任「見習」。所謂見習，便是學習實務，算是一名軍人了。見習期滿，才能進入大名鼎鼎的士官學校；學成畢業便取得軍官的資格││回國之後，當然是新軍的中堅分子。

新舊時代遞嬗青年

晚清末年，唐繼堯是真正處於新舊交遞的尷尬人物。他既不能經科舉而做官，要想參與公權力，「革命」自然是捷徑之一。留學回國，可以為官為吏。革命更可左右天下。自一八三九年九月中英鴉片戰爭開始，清廷累戰累敗，喪權辱國，天下譁然，起而代之的想法，自然容易取得共識，推翻滿清政權，捨我其誰的思想，自然瀰漫在留學生之間。

唐繼堯作如何想？有詩為證：

救亡多半屬青年，痛苦投閒萬里天；

默禱神州多豪俊，暗鋤心地少塵緣。

癡情皓齒歌長恨，抱痛蒼生哭倒懸；

寶劍光芒征馬壯，馳驅大地快揚鞭。

一九○五年七月同盟會成立，孫中山先生當然是領導中心。但是，我們必須肯定││救亡及現代化的訴求，早已普遍存在留學生之間。孫先生到日本去鬧革命，實在是日本多的「明白人」││留學生。這些各省官派的留學生，到日本接受的是「二手」西洋科技及觀念；孫先生帶到日本去的是第一手現代知識及順應世界潮流的觀點，一呼百諾，當然造成時勢。「革命」的呼籲，自然為留日學生所響應。

唐繼堯正是當日的留日武學生，對腐朽進行革命之說，自然跟各省志士一般，欣然接受，也就加入同盟會了。

唐繼堯在他志節上表現兩件事：一是成立「陸軍團」，這是一個祕密組織，準備以武力推翻滿清政權，就是要用實力去建立民國，所以叫做「革命」。

一是創立「武學社」，這是建立思想體系的學術組織。由於中國一敗於白人英國，二敗於黃人的日本，非常窩囊，被稱為「東亞病夫」││這句話對當時中國青年的刺激，可以說「莫此為甚」。大家都在研究強國強種之道。唐繼堯的武學社，便是提倡「尚武」精神，一反「重文輕武」的歷代朝廷政策。這種「尚武精神」的提倡，恐怕就是唐繼堯被稱為「軍閥」的遠因。

但是，唐繼堯飽受日本軍人的二手鐵血主義的薰陶，頗有英雄氣概外，用現在的話來說，他還是懂得建立大眾「共識」這一套「軟體」。唐繼堯的故鄉││雲南，西毗緬甸，喪於老牌民主國家的英國；南鄰越南，亡於法國國民議會撥款的支援。民主不足恃雲南處於唇亡齒寒的危局，確係事實。

所以，唐繼堯便連絡滇籍留學生，組成「雲南雜誌社」，出版「雲南雜誌」，不但揭發英美虎視眈眈的貪婪，還指責清廷保衛國家之無能；非革命即不足以自保。說者謂：「雲南雜誌便是鼓吹革命，喚醒雲南民眾的前鋒。」

就是這樣進步的今天，政治家或革命人物要使他們的觀點「成為」共識，除了鼓動三寸不爛之舌外，辦報或辦雜誌，依然是宣傳手段不二法門。從唐繼堯在學生時代便想到辦雜誌這個事實去看，唐繼堯之不是「張大帥」，應該是容易了解的事。所以，唐繼堯參加同盟會，自然不是有勇無謀的武夫行徑，也非夥伴邀約，更不是為了趕時髦，而是必然有其抱負。

有一次孫科先生到淡江大學城區部演講，我也是聽眾之一。他說國父當年教子之道，是鼓勵子孫多讀「學說」著作，閒書是不許多讀的。「閒書」恐怕是指小說之類的書籍而言，讀了是否有益，自有方家論斷。但是，若果西方語文難通，像「富國論」、「物種由來」、「資本論」……等學說著作，就無法涉獵了。從事政治運動的人，在那新舊交遞的時代，譯本難求固然是一個問題，洋人的學說難受舊士大夫接納，也是事實。孫中山先生學貫中西，當然可以開風氣之先，但他的追隨者如唐繼堯，就難直接深通盧梭或洛克（Locke John）之學。所以，留日學生向舊紙堆中找出路，也是必然的事。

提倡武學新軍中堅

唐繼堯在日本留學時，日本人從西洋學來了洋操，但卻從中國學去了安身立命之道。日本軍人才不管民主或獨裁之差異，日本有的名將的戰略思想，據說便與「陽明學說」有關，在日本軍人社會裡，也以能懂陽明學說為時尚，組成了「陽明學社」；「王陽明」就成了一代宗師。

中國留學生以日本軍人為師，染於蒼則蒼，也就學起王守仁來了。所謂知行合一，也就成了唐繼堯行事的圭臬；據說日後唐繼堯之舉大任，便與陽明學說有關。臺北草山的改稱陽明山，誰說沒有原因呢？假如唐繼堯再世，相信他不會反對。戰前日本是一個心懷武力侵略的國家；歡迎東亞各國派遣留學生去留學，不過為了培養親日的高級知識分予，並不想傳授真才實學。在歐洲也有這樣的例子，國家大學的外籍學生，可以請人撰寫博士論文。所謂深奧的學理，侵略他國的野心，關鍵性的技術門竅，都列為國家機密，嚴格管制。中國留學生以乎不大信邪，偏偏暗中高價購買機密禁書。

日本政府認為「盜購」禁書，茲事體大，便下令嚴密搜查中國留學生，鬧得鷄犬不寧。這時，唐繼堯剛從士官學校砲科畢業，本想再考察日本一段時聞，也是憤慨異常，跟其他留學生離開日本。

唐繼堯志在振興東亞，也就是希望黃種人奮起，鬥鬥西洋羣醜，共享世界大同。有詩為證：

莫對青天喚奈何，掃開憂憤且狂歌；

壯心百鍊鋤羣醜，寶劍雙飛碎眾魔。

鑄造蒼生新模範，安排黃種舊山河；

澄清事業尋常舉，歐亞風雲亦太和。

││東大陸主人言志錄

從這樣的詩章看來，唐繼堯的心地，能說是「軍閥」嗎？

遊韓有感賦詩述懷

假如唐繼堯祇是一名「民國以來」的軍閥材料，憤然離開日本之後，便會逕行回國謀職，做一個「新軍」的軍官，對上稍息立正，對下虎虎生威。可是，他很奇怪，日本人也學西洋人欺負東亞人來了，在日本人統治下的韓國，人民的地位是什麼樣子？日本人怎樣經營這塊跳板？我國東三省受到怎樣的威脅？唐繼堯便取道韓國仁川，進入漢城，親自了解。

唐繼堯自然是以大漢民族的眼光，去看亡日之後的韓國景象。因為韓國在中國人的眼中，情同手足，便有切膚之痛。唐繼堯留有關於韓國的兩首詩，可供後人了解他當時的感受。一首為「游韓感賦」：

悲水愁山幾斷腸，天公何獨罪東方；

蒼生苦惱人相食，猶自笙歌祝虎狼。

×××

衣冠猶是漢威儀，對此如何不淚垂；

大陸龍騰三萬里，快分霖雨潤藩籬。

另一詩句為「漢城感閔妃事」：

宮花苑草不成春，慘淡當年舊血痕；

龍劍橫飛歐亞日，仇人肝膽慰英魂。

從這些詩意裡，我們可以看出國人熱愛韓國的傳統。我要在這裡聲明一句：就是「藩籬」不是近代史上的「殖民地」，也不是現代觀念中的「保護國」或「外國」。中國人的「唇齒相依」，「唇亡齒寒」的意義，才能註釋。

唐繼堯在得勢之後，對韓國流亡中國，從事抗日運動的志士，備加照顧。韓國復國之後，曾明令褒揚早已辭世的唐繼堯，說明唐繼堯不但不是「軍閥」，還是真正的漢家兒郎，不愧面對「厚往而薄來」的列祖列宗。

唐繼堯從軍事外交的角度，去考察日本統治下的韓國與東三省的關係，也從政治的角度，去看「殖民地」與東三省的內政問題。從韓國過東三省之後，唐繼堯便在天津停下來，整理他在日本所獲的軍事書籍，並撰寫他考察韓國及東三省的結論。唐繼堯留在日本達六年之久；他在天津翻譯的日本軍書及考察心得，即達二十多種。足見他對學習的用功，對日本擴張勢力之關心。我們必須明白，所謂「考察」祇是一個留學生關心國事的自我行動。所以，我們無法認定「唐繼堯祇顧個人的私利」、「缺乏高超的愛國情操」的指責。他在「奉天車中」有這樣的詩句：

怪得東方逞虎狼，江山大好醉人腸；

男兒若遂生平願，也應從容併八荒。

邊陲志士關心中土

一個遠在天邊的雲南人，能夠防範英緬法越的威脅已經不錯了，還去關心萬里之外的「中韓日」幹什麼？可見青年時代的唐繼堯，已有「以天下為己任」的氣魄。「國家事」本來就不是中土人士的專利，邊遠的中國人誰不應該關心國祚呢？

唐繼堯出國之時，滇越鐵路尚未通車，必須採舊式的交通方法，經水旱之辛勞，才到上海搭「輪」赴日。到他學畢歸國之時，滇越鐵路已經通車了。行旅當然方便││從海邊的越南海防，可以直達昆明。但是，在軍略家的眼裡，滇越鐵路在軍事上，就可派上很大的用場。所以，唐繼堯也很樂意取道越南回滇。正如他取道韓國，深入東三省一樣，有考察軍事謀略的目的。但是，令他於心難安的還是生民的痛苦。在「過越南」的詩裡，他是這樣寫的：

萬樹恍榔一曲歌，敘陽溼處過紅河；

江山錦繡蒼生苦，不出斯人奈爾何？

唐繼堯返滇後，做了些什麼事呢？且看他的詩句，便知他的胸懷了：

己酉（宣統元年，一九○九）冬旋里途中得句

連年心事繫中華，書劍飄零未顧家；

野老天真真爛漫，欣然猶自賣茶花。

×××

危山立馬望西歐，富貴浮雲未肯求；

楊柳千條山萬仞，六年猶記故人不？

×××

肩輿過處靜無風，流水情多送客蹤；

自喜湖山真大好，天然形勢胤蛟龍。

庚戌正月（宣統二年，一九一○）昆明道中偶成：

磊落襟懷唱大同，昆池水淺且潛龍；

願銷天下蒼生苦，都入堯雲舜雨中。

×××

雄才幾輩傲崙華，千古功名未足誇；

蔓草他年收拾淨，江山栽徧自由花。

從上面的一章句裡，絕對看不出唐繼堯有「本土化」的地方色彩；他明思暮想的是「中華」，是「東亞」，是「黃種」，是天下「大同」。擭國軍打倒袁世凱稱帝之後，唐繼堯遭到汙職，恐怕就不能從唐繼堯個人的心路去了解；醜惡的現實政治，便是雲南人連帶受屈的主因。

兒孫自有兒孫福

在我讀小學之時，民國以來的涉外事件，以有關日本的為最令人憤怒。不管史家如何評斷史實，我們的老師總是說日本欺人太甚，竟趁歐美列強手忙腳亂，急於應付歐戰，無力東顧之時，向我國提出「二十一條約」，逼我國承認……言下不勝憤恨之至；這是雲南起義十年以後的事了。

我們的學校老師都稱二十一條為「二十一條約」，特加一個「約」字，用意何在？不得而知。後來讀史，好像都沒有「約」字，反而覺得不習慣。

現在想來，不管有「約」無「約」，都是欺人太甚。

有人說││假如不是袁世凱想當皇帝，日本就不會提出二十一條。這種說法似乎很容易被人接受，因為日本人支持老袁做皇帝，向老袁索償，三歲兒童也能了解這個道理。可是，我們的老師祇說日本欺人太甚，不歸罪老袁。

問題是老袁死後，日本人照樣「欺人太甚」；應當為何能解釋呢？可見日本帝國主義者的侵略矛頭是指向中國，不論何人當道，日本人都要欺人太甚的││「九一八」就是明顯例子。

袁世凱這樣的人││到了民國時代，還想當皇帝，早被國人否定了；我們要問的是：「假如」老袁各賜一件「黃馬掛」給孫中山和梁啟超，又不排除國民黨及進步黨，真正立憲，孫梁二人會不會「合作」倒袁？或者其一接受？其反對到底？

但不管怎樣假設，歷史上真發生了兩黨「不言合作」之合作。

袁世凱的排除「異己」，具體說來，就是排除國民黨及進步黨的勢力││使這兩「黨」及黨「人」都不能在袁大總統的權力之下生存，在不知不覺中「合作」倒袁。

在事實上鬧分裂的國民黨人，還是執著於共和，不論孫中山派或黃興派，都在努力「再造共取」。進步黨的領導人梁啟超，也在努力倒袁。「雲南起義」就與兩黨有關了。

有時問題應該從反面去看││除了雲南起義那一批人物之外，海內海外，的確是處處「倒袁」。可以說從日本提出二十一條之後，「倒袁」之聲，便瀰漫在全世界中國人的社會裡，連洋鬼子也說：「若國中無內亂（倒袁革命），則隨時可以實行（帝制）。此係中國內政，他人不能干涉。」這是朱爾典（英使）讓老袁「密談」的記錄。

大總統（老袁）答朱爾典說：「內亂（倒袁）不能決其無，但不至擴大。余可擔保治安之責（平定革命）。惟對外問題，殊為焦慮，不知東鄰有如何舉動？內地治安（倒袁），可保無虞。至東三省及蒙古，實難預料。該處日人甚多，倘有日人被殺，不論華人為首犯，日人為首犯，日人即可乘此造出機會，此不能不慮者也，日人為首犯，日人即可乘此造出機會，此不能不慮者也。」

朱曰：「日本勸告（不要稱帝），或係照例文章，至於乘時取利，似亦難言。」

大總統曰：「大隈伯（日）對我駐日公使言：『關於君主主憲事（老袁稱帝），請袁大總統放心去做，日本甚願幫忙一切』。由此觀之，即於表面上，日本似不再行漁人政策。君主民主，本視民意從違。若仍行共和政體，大總統任滿可以休息養老若君主政體，責任太重，恐非我力所能勝。」

朱曰：「推辭之故，非責任太重，或不肯放鬆現在權利。查現在各國，不論君主民主，無有如大總統（指老袁之權之重且大者。英皇之權無論矣，即德皇、日皇、美國大總統之權，皆不及也。」

大總統曰：「貴公使此論頗合情理，余處現在地位、百分責任，自擔八十分，而各部共擔二十分，按理而論，余應擔二十分，而各部應擔八十分，乃為公允。」

朱曰：「若他人擔如此重任（八十分），眠食俱廢矣！」

大總統曰：「余思自為皇帝，不過若干年，惟與我子孫甚有關係。中國歷史，王子王孫，年深日久，無有不弱之理，是亦可慮。」

朱曰：「兒孫自有兒孫福，何必慮及百年以後之事，若能善立家法，令其多得學問閱歷，則王子亦興，平民子弟亦興；若棄家法學問，則又從何興乎？」

大總統曰：「當日提供共和者，不知共和為何物；今日主張君主者，亦不知君主為何物。多數人民不過有漢、唐、明、清之專制君主印於其胸中，其或百中有一只知日本之君主，其或百中有一知德國之聯邦，至於特色立憲君主，固未嘗夢列也。」

朱曰：「共和政體，華人未嘗研究，君主政體，或稍知之。當辛亥革命之日，華民醉心共和，以此口號推翻滿清。是時，大總統以君主立憲近於中國人民理想，爾典與美使嘉樂恆亦曾主張君主立憲，即前駐京美使柔克義亦屢言之。南北討論（南北和談）之時，唐紹儀因一時之感動，未察國家萬年之計，主持共和，不可謂非失策矣。」這裡所說的「君主立憲」，是指清廷立憲，並非指袁世凱想做皇帝的立憲；可以說英美使個人都是「保皇黨」的同路人。

從這段「密談」的字裡行間，可以看出朱爾典也不贊成袁氏稱帝；咬這洋鬼子一口，說他是貢大頭的幫兇，似乎與朱氏的「說詞」不符。從這段「密談」的記錄中，也可以看出袁氏稱帝？洋人雖不以為然；可是老袁「帝迷心竅」，蔑視民意，一意孤行，才會有「中華帝國」胎死腹中的一幕。

總之，袁世凱密謀稱帝，並非「民意」促成；老袁權大心大，才是主因。想封侯封爵的籌安會及受其影響之人，不過是奉命行事而已。日本的「勸進」，也不過是推行「漁人政策」。誰在真心「效命」袁皇帝呢？倒是倒袁成風，真有人身許共和，雖斷頭臚，流碧血，也在所不惜。

袁世凱想做皇帝，不過未合時宜的敗筆，屬於個人的狂想，，獨夫之莽撞││搞得眾叛親離，羞憤而亡。在歷史上似乎是一件大事；但在政治思潮上，對後世有多大的影響呢？

「貶唐揚蔡」的政治吶喊

雲南起義是什麼？就是「倒袁」成功的一次武裝革命行動。因為「倒袁成功」，便成了民國史上一次重要的戰役，功不可沒。

「功」是人人都樂意享有的││這是人之常情；所以，爭功之事，史不絕書。祇是「功將罪貶」，便會引起爭議。雲南起義便是一件引起爭讓的歷史事件，雖然到了今天，還在貶來貶去；可是「貶唐揚蔡」的老調，很難搞出新花樣。

爭議的重點是什麼呢？

「誰先發動倒袁？」這是時間的先後問題。

「誰主動？誰被動？」這是膽識有無的問題。

時間的先後，膽識之有無，不是辯論家的黑白講，也不是心理學上的問題，而是史實問的有無而已？因為雲南起義是一件歷史事件，無法因個人的喜怒而改變的，柯拉蓉女士可以掀開她的床罩給電視記者看：她的龍床之下根本沒有空隙，「躲在床下」之謠，不攻自破。可惜雲南起義的重要關係人，都已物故，再也不能掀起歷史的床罩給後死的我們看了，唯一的方法就是認定：史實的先後，膽識的有無。假如「認定」不錯，便可了結此一「公案」。否則，對我們雲南人來說，心情總是七上八下的。

天下文章數吾鄉

雲南起義，又叫擁護共和，簡稱護國（體）。以現代語來說，便是「雲南發動民主聯軍保衛共和國體」，得到各省的響應。獲得最後勝利。

事實上各省紛紛獨立，響應雲南護國起義並非「中國民主終於勝利」，而是袁世凱一死，「稱帝」的主體不存在了，這場反對「稱帝」的戰役便告結束；所以，中國並沒有因「袁氏」的死亡而獲得民主。

然而，當時的知識分子││包括政客，認為推翻袁世凱的「中華帝國」，仍保有「中華民國」，便是一件頭等大事；所以叫做「再造共和」。「雲南起義」便與「武昌起義」在伯仲之間，因而產生了這樣的邏輯：「假如不推翻袁世凱，中華民國便不存在了」││意思是說：「中國之有民主，全靠雲南起義」。雲南起義是誰發動的呢？

梁任公││啟超先生說：是蔡鍔這個中心人物幹的。

我們先談談梁先生的大作「雲貴首義」。

「雲貴首義之中心人物蔡將軍鍔者│時方在京師。蔡君十三歲的即從余就學。當我國三年辭去雲南都督之職，即來京師，與余日夕過從。當籌安會發生之次日，蔡君即訪余於天津，共商大計。余曰：余之責任在言論，故余必須立刻作文，堂堂正正以反對之。君則軍界有大力之人也，宜深自韜晦，勿為所忌，乃可以密圖匡復。蔡君韙其言，故在京兩月，虛與委蛇，使袁氏無復疑忌；一面密電雲貴兩省軍界，共商大義；又招戴君戡來京面商。戴君者（進步黨），當時甫辭貴州巡按之職，從此隨蔡君轉戰四川，前月經黎總統任為四川省長者也。戴君以去年十月到京，乃與蔡君定策於吾天津之寓廬，後此種種軍事計劃，皆彼時數次會談之結果也。時決議雲南於袁氏下令稱帝後即獨立，貴州則越一月後響應，廣西則越兩月後響應，然後以雲，貴之力下四川，以廣西之力下廣東，約三、四個月後可以會師湖北，底定中原。此余與蔡、戴兩君在津之成算也。其後因有事故障碼，雖不能盡如前策，然大端則如所預定也。議既定，蔡、戴兩君先後南下。蔡君臨行時托病，謂須往日本療養，夜間自余家易裝以行，戴君則經往香港。余於兩君行後亦潛赴上海。余到上海實十二月十八日也。而蔡、戴兩君亦以十九日到雲南。

余輩在津原定計劃，欲由雲南潛運隊到四川境後，乃始宣佈獨立。二十一日，余在上海得蔡君電謂：二十三日前隊出發，出發二十日然後發表獨立之公文。此正在津原議也。而余當時以別種理由，由南京發一電促其早發。且蔡、戴既到滇、滇局亦不能久持秘密。故二十六日遂揭曉。後此在四川與北軍相持，死傷甚多，未始由揭曉速之故也。」（盾鼻集）

為了避免斷章取義之譏，便將這篇記敘文全文照錄，以窺全豹。假如要我「批解」這篇「報導雲南起義」的記敘文，我就會打若干問號：

一、蔡將軍為何遲鈍如此？到了籌安會發生的「次日」，才去訪恩師共商大計，搞雲南起義的一幫人早就動手了。

據呂天民（志伊）「雲南舉義實錄」所說：袁氏詭謀「必至實現，惟時機之遲早誰定耳。予決計回滇，企圖進行。乃先函達滇友羅君佩金（蔡公恩人，亦蔡氏入川之參謀長，雲南人）、李君日垓，趙君伸等，代達鄙意於開武將軍唐公繼堯，得其允許。并函致居東（日本）友人李君根源，居君正，胡君漢民，略言緩進急進均不成問題，惟視吾人之實力如何耳。予意宜一面造機會，一面乘機會語。李，居兩君復函，約予東渡。予以東渡愈犯嫌疑，不如直行回滇便。于是遂挈春返……」。

照呂夫民先生的說法，這些「不偉大」的雲南人或亂黨（國民黨）之徒，不是在籌安會之前就進行「大計」了嗎？又在雲南起義之時，傻傻的出了死力；祇落得榜上無名，還受「兩面倒」之謗。這就是說：在籌安會發生之前，全球華人對袁世凱的「皇帝夢」已深知深怨了，就連西洋鬼子也勸袁大總統就幹幹權傾天下的現職算了，還要替鬼孫做夢幹？到了籌安會「次日」才共商大計，是不是遲了一步？事實上「倒表」的人早就各有組織，三三五五，聚論「國非」。真言之，「倒袁」既成了「風」，採取行動乃遲早之事。梁、蔡、戴三人共商大計，能算「倒袁」的先知嗎？阿門！

二、蔡鍔為什麼辭去雲南都督之職？跑到北京幹嗎？他的恩師為什麼教他「虛與尾蛇」？美其名曰：「韜晦」。貢世凱的特務佈滿滇中，文官（軍政分主）控制雲南，第五縱隊操縱地方武力之時，難道「滇局」就不該「虛與委蛇」？就不能在策略上「韜晦」？必須像「阿Q先生」一樣，直言不諱的搞「倒袁」嗎？雲南人為什麼那樣笨？真傻！

三、參加雲南起義的外省人和本省人（雲南），為什麼都像機器人一樣？為什麼都受一個「程式」下的電腦指揮？梁任公便昨這場「倒袁」戰爭的搖控者；在這篇記敍文中，不是說雲南獨立之後一月，貴州怎麼樣？二月後廣西怎麼樣？然後雲、貴又怎麼樣？廣西又怎麼樣？三、四個月又怎麼樣？真是神機妙算，三國演義中的諸葛孔明，能望任公的項背嗎？真是「今之古人」。

四、假如李烈鈞將軍也有一位恩師，這位受張繼在法國說項，得到法屬越警保護的落難軍人，有了出頭天，雲南起義是不是從蔡鍔一雄變為「二雄」了呢？是不是現實政治使梁任公的筆下「抹殺」了李烈鈞的功勞？造成了一個唐繼堯挨罵？李烈鈞不提？蔡鍔情有獨鍾的局面？所以，就算到了今天，這檔子歷史公案，還在受人運用呢？

越想問題越多，為了「解一時之悶」，猶記三句歪詩，抄錄在此，用供一笑：

天下文章數吾鄉，

吾鄉文章數舍弟，

舍弟跟我學文章……

唐繼堯為什麼挨罵

論功行償，好像是一句老生常談的話；也是中國人的「王道哲學」。假如說唐繼堯在雲南起義中，扮演的丑角，罵罵丑角，應該是理所當然。但是，在一般雲南人的心目中，領導再造共和的人物││蔡鍔及唐繼堯，似乎並無軒輊；讀史之後，便發覺「不肯實話實說的人，都在為現實政治說謊」。

早在幼年之時，便有「聽老兵說洪楊故事」的機會││像我這樣年紀的人，正是雲南老兵說「援川」，說「光復」，說「護國」，說「護法」，說「下廣西」的對象。因為護國打了勝仗，人物又多，空間更廣；連廣東這塊革命策源地，也被護國軍搞下了一塊空間；孫中山先生之「有地立是」，護國軍有無「苦勞」呢？然而，唐繼堯卻左右不能逢瞟，受盡文人政客的窩囊氣，你說是咎由自取？還是「不壓壓老唐，怎麼會顯出咱們的威風」呢？

在雲南起義中，唐繼堯真有百非而無一是嗎？還是吹毛求疵││專找老唐缺點來攻擊唐繼堯？連雲南學校通通關門，把教育經費也挪作護國「軍費」的史實，也得不到論客們的同情││不是雲南「過分」愛國，便是雲南「太傻」。雲南俗語說：「買鞭炮給人燃放」，雲南人做的是不是傻事呢？「滇票」從一元貶為一角，誰說不是「護國」所賜？在論「護國之功」的文章裡，有幾篇提到雲南財政之窘困？有幾人知道雲南老百姓吃了通貨膨脹之苦││為的是再造共和？

渲染蔡鍔出京者說：蔡松坡先生是「裝瘋」逃出魔窟的。他們當然不說為了「政爭」，而是為了「共和」，松坡先生才在北京街頭「裝瘋」，「抓街上的雞大便吃」。我沒有到過北京，不知當時的北京街頭也像農村的「鄉街子」，滿街放養雞群，雞糞能夠「隨手可得」嗎？蔡鍔出京傳奇早就「訛傳」民間了。因為梁任公祇說「易裝以行」，祇是「托病」，並未說「裝瘋」。蔡公的秘書周鍾嶽副院長，也沒有在「蔡鍔稱病出京」記中，提到小鳳仙跟蔡將軍的「過從」││幫助革命。

對蔡鍔出京故事的傳奇誇大，便是對雲南起義的歪曲。這就是說，那些腳踏實地，從事「倒袁」活動的人和事，便被湮埋了。反過來說，不罵唐繼堯，便顯不出蔡鍔對共和政體的忠烈。因此，雲南起義明明是民國史上的一件全國性大事，卻被「論客「論來論去」，論成了蔡鍔及唐繼堯的功過之爭。粗看似為「個人之私」，功在蔡在唐，對國家而言，並不重要；袁世凱稱帝不成，才是關鍵。但從國民黨與進步黨的「惡戰苦鬥」看來，「貶唐」即所以「揚蔡」；而蔡的背後，還有一個影子││那就是他的恩師梁啟超。梁啟超者，在清為保皇黨要角，在「民」為袁世凱之支持者││進步黨之大佬也；在袁氏病斃之後，中國政局究屬「誰黨」天下？尚在未知之天。所以，誇大蔡鍔的大功，便可以增加恩師的政治地位。那麼，貶抑唐繼堯的「心惡行劣」，便是「揚蔡」的反面文章；「雲貴首義」為何不提唐繼堯及李烈鈞呢？

在雲南起義之前，在進行之時，袁世凱倒斃之後，唐繼堯是不是有可議之處呢？唐繼堯是不是「完人」呢？唐繼堯有沒有政見上的敵對者呢？

史實就是最好的答覆

一、唐繼堯是有可議之處；不但李烈鈞、呂志伊諸氏吃過「派頭」，而且王伯群早在蔡鍔入滇之前，就跑到昆明談論「活我民國」之事；唐繼堯說：「雲南很窮，財政困難，軍械不足，怎能打垮袁世凱」？一副難色。

癸丑二次革命失敗後，老袁的勢力如日中天，責大頭不但告訴洋鬼說「治安沒有問題」，稱帝之後誰敢怎樣？事實上搞得國民黨「鬧分裂」，孫中山之從轉入「地下」，必須打腳墨手印（指紋）才能加入「革命黨」。以黃興為首的國民黨人，又自成一派，以歐事研究會的招牌活動。在「革命黨」發出的第八號通告（一九一五，三，一○）中，有這樣的句子：「啟者：中日交涉事起，國人不明交涉之真相實由夫已氏（暗指袁世凱）賣國而來。乃與二次革命有關係者，借此為舉國一致之美名，有迎機投降者，如何梅鳴之自首者也；有恐夫己氏分謗而急欲自白者，如林虎等之通電國內各報館是也；有恐受借寇復仇之嫌疑而自供二次革命有罪（認革命為罪而不認私逃為罪）急向國人哀告老，如黃興等之通電宣言是也。獨孫先生對於此事默不一言……」從這些話中，便可看出當時的袁大頭，是如何的「威加海內」了。連革命黨也起來闢謠││並未與袁世凱「聯手」。

唐繼堯有多少「本錢」？除了像梁任公所說：「虛與尾蛇」、「韜光養晦」之外，要教唐繼堯「打明鼓，唱明歌」（爆光）去公開歡迎天下志士「反袁」，是不是不識時務？苛責古人？唐繼堯一再向「各方神聖」（志士）乞求，要錢，要槍，要人（鄰省響應倒袁），便是三合軍陣，不是好吃的果兒││「命」不是一「革」就倒的，矣丑第二次革命，殷鑑不遠。唐繼堯到底不是一位神人，在要人無人，要錢無錢，要槍無槍的情形下，袁世凱的魔爪，已伸入雲南，特務或第五縱隊已在雲南佈下天羅地網之時，唐繼堯的堂弟唐三將軍（繼禹）能夠遠赴境外迎接志士，還忍心罵人││排斥共和嗎？

雲南人常常說：「擁護共和」是全國大事；所以，不管你「騾子老表」，一律照單全收，就是這個道理。雲南或唐繼堯並非「倒袁」的「當然主人」。我們說雲南是「一片民主的淨土」，是說我國民主鬥士，為什麼不去經營雲南？護國軍到了四川，還要教雲南擔任「後勤」，不怪雲南是一個窮省，不說蔡鍔在前線「絕糧奮戰」，卻反咬一口，痛責唐繼堯不接濟蔡公？如朱不是蔡公「自想辦法」，這場反袁稱帝之戰，便不堪置想了││雲南真是罪該萬死嗎？

這是一個觀念問題嗎？不是，是一個「揚蔡貶唐」的可笑邏輯。請問││雲南人準備好黃金萬億兩，讓唐公及蔡公去「倒袁」嗎？蔡公既然是「雲貴首義的中心人物」，「中心」到了四川，「想」的是什麼「後勤辦法」呢？

這不是一個歷史公案，而是現實政治污染了史實。除了聽梁啟超的「聲音」外，那些「不偉大的」如李烈鈞、王伯群、周鍾嶽、李曰垓、呂志伊、羅佩金、黃毓成、趙復祥、鄧太中、楊蓁等有關之人的聲音，也得聽聽，才不會陷入現實政治的醜陋網羅中。

貶唐繼堯的話，雖然到了我們已是成人，還可以在昆明聽到││那就是雲南人也有人「貶唐」。唐繼堯在從黔督調任滇督之時，人事安排，恩怨頗多；也許是私心引來的怨恨。

有人說蔡公暗藏「手槍」一支，出席五華山反袁會議，唐公因受了袁大頭封爵，不肯倒袁。蔡公把手槍往桌面上一擺，說：「咱們槍是一把，血是一盆；你不倒寞，便同歸於盡。」後來唐繼堯答應出兵反袁，宣佈雲南獨立。這個故事說得有手有腳││說是蔡公使用的手槍，是從黃敏成家裡帶出的。事實上有沒有這樣的事呢？唐繼堯假如無心倒責，「願意穿馬褂」，自然六親不認││既不會讓梁任公先生「遙控」，也不會受一支手槍之脅迫。

早在武昌起義，雲南響應；南北和談之前，唐繼堯便受蔡鍔（在滇任革命後的都督）之命，任雲南北伐軍總司令，出滇支援武昌起義。後來南北統一，袁世凱做了大總統（取得法統）、唐繼堯也陰錯陽差，做了貴州都督。癸丑二次革命，老袁命滇督蔡鍔，黔督唐繼堯去打重慶的熊克武，但在暗中蔡唐二督卻「聯手合作」，出川支援二次革命；表面上還是「服從法統」，也就是梁啟超先生所說的「虛與尾蛇，韜光養晦」，「應付」老責。不意蔡鍔的恩師梁啟超做了袁政府的司法總長，蔡鍔也調離雲南，唐繼堯從貴州調同雲南││便是蔡公倒袁把希望放在雲南的主因。也是唐繼堯「虛與委蛇，韜光養晦」，希望蔡公能夠脫險離京，返滇共謀大計的前緣。

所以，蔡唐二人的真真假假，虛虛實實，祇有蔡唐二君自己明白，我們後來之人，替他們作「精神分析」，不是他們有毛病，而是我們冬烘於「鄉、黨、夤」的自私。站在國家的立場，我們祇能看實際表現出來的是什麼？正如一支革命隊伍中的成員，有的可能是失戀，可能是失業，可能是個人的任何因素，才來參加革命；如果說每一個人都是為了革命而革命，那就偏離事實了；唐繼堯擁護共和，雲南人作了最大的犧牲，這是一個史實。論客偏要曲解「虛與尾蛇」為非，不強調「苦肉計」之苦，那就是「史論家」在作孽，造成了唐繼堯「很難活」的尷尬之局。

雲南起義與國民黨

袁世凱密謀稱帝，並不「始」於「籌安會的發生」。換言之，在二次革命之前，就有人不滿袁大總統的所行所為了。二次革命失敗之後，國民黨人雖然被老袁搞得東逃西散，反袁之火，應未熄滅。

我們在上面說：一件「蔡、唐、李三雄合作」再造共和的全國大事卻被現實政治污染，變成了「蔡唐爭功」的下場。在雲南人來說，便是一件啼笑皆非的事。在蔡公的追悼會上，唐繼堯當眾宣佈││如果一定要說「雲南起義」是誰「首先發動」，應該是「孫先生」。

唐繼堯既是同盟會的會員，也是響應武昌起義，光復雲南的一分子。不管怎樣說，唐繼堯總是受孫先生薰陶的人；所以，譚人鳳記討袁一事說：「……愚見以為宜遣一使從湘、粵、滇三省獨立，再檄各省興問罪之師……」可見孫先生之徒，還想到雲南尚有一批「同志」，是以「首先聯絡」，可通「獨立」訊息，這是一九一三年二次革命以前的話。

二次革命失敗，國民黨分裂，孫中山另組革命黨，轉入地下，嚴格紀律，繼續「倒袁」。便有兩個雲南人受命討袁，一位是軍事方面的鄧泰中，一位是秘密活動的呂志伊。鄧泰中暗為革命黨的雲南司令長官，明為雲南武將軍（袁世凱所封）唐繼堯的部下，也就是首先入川激戰北洋軍的支隊長。呂志伊入滇之後，聯絡楊蓁、黃毓英、羅佩金、趙復祥、劉雲峯、申學如、李四垓、趙伸、謝樹瓊等，暗中進行倒袁，深得人心。

這些人是不是進步黨人呢？也不會是梁啟超的死士吧？他們多半是蔡公的部屬或寅友，參加過雲南光復（響應武昌起義）的同志；他們也多半是「孫先生」的信徒。在孫先生遠避日本，深悔不該寄望袁世凱太甚，另組革命黨，準備真刀真槍大幹一番之時，想到雲南還有一班老同志，派呂志伊去聯絡各方倒袁，並非奇怪的事，也不是為了跟進步黨爭功。

呂志伊在「雲南舉義實錄」裡說：「原乙卯之春，中日交涉（日本提出一一十一條）事起，予獲日京友人（指孫中山領導的革命黨徒）密函，知袁賊有運動帝制之詭謀……」可見孫先生之「倒袁」，早有此心，早在佈置，並非在籌安會發生之次日才合謀大計。

呂志伊也不是莽撞之人，在他「決計回滇，企圖進行」之前，曾函達滇省友人羅佩金、李曰垓、趙伸等先生，「代達鄙意於關武將軍唐公繼堯，得其允許。并函致居東（日本）友人李君根源，居君正，胡君漢民，略言緩進急進均不成問題，惟視吾人之實力何如耳……」。

這裡應該說明，唐繼堯有兩重身分，暗中是孫先生的信徒（同盟會），明裡是袁世凱各省都督「政權」後的開武將軍（雲南行政權握在進步黨人任可澄之手），有人罵唐繼堯為「風派」，或許與他的這雙重身分有關。讀了呂志伊的「雲南舉義實錄」，可以了解「革命黨」倒袁的艱苦，也可以了解唐繼堯的處境困難，更可以明瞭袁世凱實施了政策「分立」（將軍署及巡按使署）之後，都督已無「軍政一把抓」的大權，唐繼堯之畔有任可澄（巡按使、管政、進步黨）監視。

我們必須明白袁大總統時代，活動最多，鬥爭最烈的就是國民黨及進步黨。梁啟超是進步黨的老大，仍然承繼保皇黨的遺風，支持袁總統；所以，執政的進步黨（熊希齡內閣是梁啟超促成，梁任司法總長）與國民黨便處於「惡鬥」的局面││這就是老袁為何同意安排任可澄在唐繼堯之畔的答案。

事實上梁啟超也如孫中山一樣，受了袁世凱的烏龍││袁氏志在做皇帝，「事必躬親」，誰也不知袁大頭的悶葫蘆裡在賣什麼藥？國民黨卻早有發覺；但是二次革命失敗後，人心渙散，幾乎亡黨。元氣大傷之餘，手無寸鐵的孫中山來收拾殘局，他的方式也改變了││他認為同黨「聽他的話就好」，同志們不必高談濶論，大家也懂不了多少革命之道，「跟著我走準沒有錯」；一副「龍頭大爺」的模樣，確定袁世凱為革命對頭。梁啟超到籌安會的次日，才與蔡將軍鍔共商大計哩！

這祇能說梁氏受老袁的欺騙較深；但是，反過來說，袁大頭過分重視武力，將文人看扁了。所以，蔡鍔到滇，不必看成個人之功，而是老袁的做法，成了「眾怒難犯」，遲早都會有人揭竿而起的。所以，雲南起義的本質，如果必須一提政黨，便是國民黨人與進步黨人在沒有「合作」的口號之下，共同斡下來的「大事」；事實上雲南人在出錢出人，犧牲最大。為蔡公或唐公去爭功，算明智嗎？專門去挖蔡鍔及唐繼堯的瘡疤，不是幾近無聊嗎？

梁啟超將雲南起義的「金」，完全貼在自己的臉上，固然好笑。看看雲南起義的「在事人員」，以國民黨籍老為眾，便說這是國民黨「全力以赴」，也非事實。讀讀呂志伊（天民）的「雲南舉義實錄」，貶唐貶蔡，都是遺老遣少的妄行不足為訓。

到了今天，還在有人借雲南起義的「一面之詞」，加以「斷章取義」，要在現實政治中發生作用││這種走梁任公老路的打算，能夠有什麼新作為呢？因為史實祇能「靠史實」取勝，不是靠「論」可以「黑白講」的。好在雲南起義，不過是民國時代的一件大事而已，去古未遠、資料一天天豐富，已經不是「名家」或「權威」可以壟斷實史的時代了。例如「抗戰」是誰的功一樣，史實就是史實，不容辯來論去；還在企圖將黑的說成白的，祇能怪自己不進步，冬烘的頭腦，已經不是以取寵於民智已開的大眾了。

呂志伊「實錄的啟示」

在我個人看來，雲南起義之後，為什麼會「聚訟紛耘」？原因祇有一個：起於「愚眾可欺」。為什麼辛亥革命，祇有「誰開第一槍」之類的爭議？原因也祇有一個，就是保皇黨不好爭功，其他黨派還未誕生，談不上爭功。所以，便平安無事。到了袁大總統時代，至少有三股政治勢力在「纏鬥」，或明或暗，昧於黨派「自吹」的國人，頭暈目眩，不悉什麼是真？不明什麼是假？識者深水摸魚，趁眾人皆「醉」之時取利；無知無識的大眾，反正「國家事，管他娘」，任人偷雞摸狗，是非是白，也就真象不問了。三股勢力如次。

一是袁大頭所說：「百分責任，自擔八十分」。這位大權在握的大總統，滿腦子想的是做皇帝。既看不起搞政治的人，也不把「民意」放在眼裡。那些「蠅營狗苟」之輩，便成為袁皇帝暗盤上的要員；籌安會諸公，當然是「袁皇帝」精挑細選而來。那麼，執政的袁大頭，便利用公權力來鎮壓異端，公權力成了私權力，也就成了三股政治勢力之一││因刀槍在握，成為唯我獨尊的勢力。

一是二次革命失敗後的反對黨││國民黨人，分裂之餘，仍不甘心袁賊稱帝。雖如喪家之犬，仍懷推翻帝制壯志，到處尋找機會，趁機革命。

一是執政黨││進步黨頓失政權，已經義憤滿膺，加上籌安會的刺激，便大義凜然，跟老袁翻臉了。

在矛盾統一的「定律」之下，各路英雄向「雲南集中」，並不是什麼「神秘難解」之謎││大家都有「拯救祖國，倒袁第一」的共識，才會千里迢迢，跑到雲南去發難。

但是千萬不要「受惑」││假如唐繼堯不是「真心倒袁」，並與當權派││袁世凱及其特務，進步黨的雲南巡按使任可澄等「虛與尾蛇」，那些革命志士會有那麼傻？跑去雲南去自投羅網嗎？各方神聖是不是對唐繼堯有「信心」？念唐忠於共和？才會跑去雲南倒袁？這樣淺顯易懂的道理，竟使國人為處五里霧中，達半個世紀之久，寧非怪事。

唐繼堯蒙寃五十年，不管他地下有知無知，我認為都是近代中國知識界的「怪現象」；也是近代中國知識分子的一種恥辱；因為「以訛傳訛」這句成語，竟應驗在讀書不求甚解的「治近代史」諸先生之身上。

為什麼叫做「讀書不求甚解」呢？

一、蔡鍔領導的護國軍，為什麼要冠以一個地方性的形容詞？稱之曰「滇軍」？難道這種「中性」的形容詞，否定了他們的「革命性」也不知察覺嗎？雲南護國軍的革命性，列舉如次：

⑴滿清在滇的「新軍」推翻專制政體，造成了擁護共和的「時代趨勢」；後來雲南「各界」一致對袁世凱稱帝，並非任何個人的「英雄事業」，難道還不明白嗎？為什麼要刻意凸出「個人」？

⑵雲南護國軍是以反對「異族」（滿清）統治的姿態出現；所以，他們稱推翻朝廷成功為「光復雲南」。在漢、滿、蒙、回、藏諸族共和的觀點下，「光復」字樣是不是用的恰當？固然值得推敲；但是，革命黨人在「長期的驅逐韃虜的薰陶下」，說聲「光復雲南」，怎能據此排除革命陣營呢？何況是以「族」為分際，沒有畛域的意義。

⑶雲南響應武昌起義的革命軍，也像其他革命軍一樣，在「新軍」時代是由北洋軍系統所控制。但是，大多數被北洋軍官控制的新軍，雖然搖身一變而成共和革命軍，組織系統卻未遭破壞；所以，責世凱依然有「做皇帝夢」的本錢。祇有雲南的共和革命軍才逐殺將領，徹底奪得新軍的指揮權││也就是將校尉各級軍官，絕大多數都是孫中山先生的信徒。因此，這批新軍的特性是「革命」，不是「地區」││雲南；祇能突出他們的「畛域性」，放棄他們的「革命性」，誰說不是革命史上的敗筆呢？「倒袁」之日起應稱「護國軍」。

⑷雲南護國軍雖然以雲南人為多數；但是，他們的領導人都是孫中山之徒，他們的目標是共和革命││為何領導人是「全國性」的，被領導者也為「國事」而傷亡，為什麼不承認是全國性的隊伍呢？刻意凸出他們的「地方性」呢？

換言之，民初「將在滇軍人奪權成功的革命軍「地方化」，便造成國民黨人空談理論，但知問罪中原，缺乏腳踏實地，切實建立革命基地的成算││受袁世凱的「修理」，可以說「咎由自取」。

二、打擊唐繼堯並不等於「削藩」；因為唐繼堯與黨中央的矛盾，既非政治思潮（民主或專制）問題，也不是領導權誰屬（唐繼堯無打倒孫先生的野心）的問題；祇是達成民主制度的「策略問題」而已。

唐繼堯認為護國之役，雖然勝利了；但是，中國並未得到民主。護法之役，同樣採取「敵對」，中國依然沒有得到民主。倒不如採用美國的聯邦制度，劃分中央及地方的職權，用和平的方式，建立中國的民主政治；所以，唐繼堯很贊同聯省自治（地方自治）的構想。在行動上，唐繼堯一邊在雲南推行民主政治，一邊與主張聯省自治的各省實力人物掛鉤。

然而，袁世凱死後的北洋軍閥則是主張「武力統一中國」。也就是誰的「手臂粗」，誰就做老大；現在的中國不是這樣嗎？唐繼堯主張聯省自治，是從實踐（護國護法）中求得的結論，也就是主張和平統一中國。

以唐繼堯的觀點，用今天的話來說，祇是一個「軍隊國家化」的問題。可是，在國民黨受愚於袁世凱之後，才想到「革命尚未成功」，非自建武裝，掃除一切建國的障礙不可；因而不分清紅皂白，也不懂主要敵人與次要敵人的分野，更不知「不是敵人，便是朋友」的哲學，一律仇視，一律稱之曰軍閥，將昔日的信徒，也以軍閥視之。

這種過分中央集權的思想，必然造成自我意識的高張，個人崇拜便甚行於全中國了。不了解和平統一中國的意義，怎麼可以了解聯省自治的好處？今天，海峽兩岸的地方勢力，日越增強，美國式的聯邦思想，雖然沒有鼓吹，甚至避免談論，卻在不知不覺中茁壯，也是不爭的事實。所以，簡單的把唐繼堯歸類如北洋軍閥一般，不會是唐繼堯的錯，因為到了唐繼堯蓋棺空論之時，他反對的「新生事物」祇是中央集權，不是民主制度。除非老唐也贊成壓迫民主、不然，隨便罵罵唐繼堯是「什麼」，也是不符實際的；誰說不是罵大街呢？

有一本叫做「國民革命史」的書，可能是「揣測」有錯誤。作者雖未標明「貶唐揚蔡」的傳統觀點，字裡行間，仍以唐繼堯其人處於「被動」見責。為什麼不將唐繼堯派員與各省「接治倒袁」之史實正面報導，反說唐繼堯「因候蔡鍔意向」，才成為灰色人物。可見國民黨並未「搶」雲南起義的「鏡頭」，不過是讀書不求甚解之徒，不是以訛傳訛的妄人，便是安心效勞現實政治的勢利的小丑。雖至今日，「貶唐揚蔡」還在餘波蕩漾；由不得要問一聲：「蔡鍔身在北京，實等幽禁；見說客就要錢，要槍、要人；深感倒袁不易的唐繼堯，為什麼非候蔡鍔的『意向』不可？」如果唐某要穿「黃馬褂」，昆明有的是欽差大臣，唐某要打倒袁世凱，蔡鍔在天羅地網之中；唐繼堯真的沒頭沒腦嗎？

蔡不揚，進步黨實「……空名而已，別無何等勢力之可言。吾人撫今追往，轉不得不嘆賞曩時國民黨勇氣青年者流，果有先見之明，賢於吾輩萬萬也……」這才是為何貶唐的真實理由。（見一九一五年十一月八日中華新報，「進步黨員之憤慨」。袁大總統之命，赴京「養晦」之後，被唐繼堯「編餘」的軍官們，是如何熱心共和，跟呂志伊「暗中

呂志伊的「雲南舉義實錄」、（北京「民國新報」，一九一六年十一月三至十一日）便可看出在籌安會之前，國民黨人是怎樣不顧生死，要「創造時勢」，以拯救民國。同時也可看出唐繼堯在袁世凱的強大壓力下，為何「以假亂真」，達到陽奉陰違，以收「保存革命實力」之效。更可看出蔡鍔應結合倒袁」的情形。如果說唐繼堯受迫而倒袁，不是受迫於蔡鍔，是受迫於昔時的留日同學諸公及部隊幹部造成倒袁的「氣勢」。呂志伊到南洋去募款，便是「袁世凱乃龐然大物，非一省之力可以推翻，求助於革命之母」的鐵證。可惜國民黨的後死者不察，在編護國史的時候，還在相信幼年所讀的教書，誤導史實。

護國公案到了今天，還在冷鍋裡炸豆，也不過是不平則鳴的道理。如果史實就是史實，在事出力人員都有份，，如果國民黨人及進步黨人承認是在「沒有口號」的合作下推翻袁世凱，這場擾攘不休的「史論」還有什麼好論呢？

教科書是雲南人改的。

在我們街上，有一名姓席的老者，因為懂得「地理」（風水），又識文字，大家都很尊敬他。我讀小學，見席家二樓的窗門上，寫著斗大的「唐」字。這時，傳說「唐公」已經吞金自殺過世，唐的勢力不復存在，但席家窗上的「唐」字並未抹去。聽說書寫這個「唐」字的席老先生，在雲南內戰中是支持「唐派」，，但是，我們的小學老師對蔡鍔的「出京」，歌頌得如痴如狂。可見蔡唐二公，在雲南民間，都有「人緣」。

我在昆明新聞界服務的時候，已經是龍雲主政多年了，情形大有不同││蔡唐二公已經變成「唐蔡二公」去了。如果談到「軍中倫理」，蔡先唐後，理所當然。如果以護國論先後，唐既坐鎮後方，發號施令，自然應該唐先蔡後。可惜蔡唐二人均已作古，不知他們舉義之時，有沒有想到歌功頌德的後人，會在這個「排名」問題上作文一章。

並非所有的雲南人都是「唐」派；但是，有的雲南人祇願在私下（或不願透露姓名）罵唐繼堯。在正式場合，尤其在紀念「雲南起義」或「護國紀念」之日，都把護國起義之功，歸之於唐繼堯。蔡公不是敬陪末座，而是梁啟超「貪天之功」，歪曲事實，將雲南人流血汗的成果，都歸於他們師生兩人；所以，因為憤恨梁啟超祇提到蔡鍔在雲南起義中的作用，未提到雲南人對共和竭智盡力的辛勞，便對蔡公「淡化」了。

甚於有人說：梁啟超曾要唐繼堯出資七十萬銀元，讓進步黨有錢活動。梁派私下也說：四川前線戰況（護國）正緊，唐繼堯不肯供應蔡公薪餉彈藥。這種強調蔡唐之間有矛盾的說法，顯然各有漏洞││實際情形如何？大家都不願提││而是「是非一大堆」。

一九一六年二月二十一日蔡鍔存電唐繼堯：「急口雲南唐都督鑒：昆密。我軍激戰兼旬，耗彈頗多。炮彈現只存二百發，槍彈除原領者悉數用罄外，縱列彈藥亦耗三分之一。各部隊紛紛告急，請予補充。逆料在川境內，尚有數場惡戰，務乞飭兵站速配解炮彈三千顆，槍彈每支加發百發，趕運來瀘，不勝禱切。查滇存炮彈為數甚少，並懇向日本訂購兩三萬發，借資接濟。如何？乞示復。鍔叩。」

從這則電文裡，我們可以看出四件事：一、護國軍有必勝之心；二、前方急需彈藥；三、滇境存彈不多；四、主張舉外債革命。如果以蔡鍔過日的秘密借款所需時日而言（用於廣西護國軍），恐怕彈藥還沒有運到前線，袁世凱老早就死了。可見當時的雲南，羅掘已盡，才會想到「舉債」之法。然而，艱苦的歲月總算熬過去了；誰知「後人」竟將這種「窮得無奈」的史實，「反面處裡」，作為政訐唐繼堯的口實。

既然抓破了臉，便找弱點互相攻擊。蔡公不見得是「完人」││雲南人會這樣說：雲南人會這樣說：雲南是為約法（護憲）而戰，所以主張大總統死了（袁世凱），應該由副總統（黎元洪，曾參加武昌起義）繼任，為什麼蔡鍔要簽名推荐段祺瑞？顯然違背約法（憲法）。蔡鍔倒袁的目的，不是「護憲」，而是為了權勢。於是，蔡公說：簽名是別人代簽的。

換言之，唐繼堯堅持約法的立場，必須黎元洪繼任大總統；其他主張都是違背約法的。幸好蔡鍔早日蓋棺，得了「擁護共和」之名。但是，百足之蟲，死而不僵，據口耳相傳，蔡鍔出川的部下回滇，驅逐唐繼堯遠走香港，是袁世凱餘黨段祺瑞「運動」所造成。

這裡指的百足之蟲就是袁世凱││他雖然死了，但他的勢力並未作猢猻散；軍閥時代便正式在中國上演了。

不管時代如何變遷，對雲南人來說，大家還是忠於史實，不認為自己的祖先是後知後覺，也不認為自己的祖先沒有膽識，心中總是有不平之氣。每到十二月二十五日護國紀念日，大家都會想到蔡公及唐公。不論在台灣，在緬北，在泰北的雲南人，他們也不會相信蔡公牽著唐公的鼻子走嗎？

所以，雲南籍的中央民代，不祇一次，也不祇一人，不斷向執政然及政府有關部門陳情，闡述雲南起義並非蔡鍔師生二人導演的傀儡戲││政府編印教科的先生不察是情，採信梁啟超（政黨宣傳）一面之詞，作為史料，抹然了雲南志士的主動性，造成全國的錯覺；甚而版本不同的教科書，互相抄襲，以訛傳訛，殊非所宜，要求同歸正常，以史實為準。因此，現行的教科書根據史實編成，是雲南中央民意代表多年多次努力的結果，並非國民黨有意往自己的臉上貼金。

在我們雲南人看來，倒是國民黨麻木不仁；那麼多「黨籍志士」參加雲南起義，死的是國民黨分子，流血的是國民黨分子。可是「以黨治國」的政府單位，還是「懶於查證史實」，聽信進步黨人的「獨佔宣傳」，才會造成雲南人在流血流汗之餘，落得一個「傀儡之勇」的餘憾；時至今日，還要被遺老遺少「罵大街」，說成「風派」。

我在這裡祇說一句話：「為了某些政治勢力罵大街的時代已經過去了，史實才是最正確的答案。」以雲南起義來說，史料一天天的增加，擔任最後裁判的不是「斷章取義」，不是自說自話的「論說」宏文，而是史料。大陸為了護國（雲南起義）運動是中國現代史上一次重要的革命戰爭，我看到所出的兩本書：一是「護國運動資料選編」，一是「護國討袁親歷記」。希望對雲南起義有興趣的朋友，設法找來看看││因為這場近代史上的戰爭「進行訢」之時，共產黨還未成立，不會偏向某方。可惜的是唐繼堯為了「反對中央集權，主張聯省自治」；兩黨對他都很不愉快，雲南人遭到城門失火之殃，祇能怪地域觀念加上邏輯頭腦的不靈光了。

林虎之言──可以「攻錯」

寫李宗仁口述傳記的唐德剛教授說，李宗仁老愛談「護國」……意思好像在說：護國時代的李宗仁，不過是一名芝麻官，高談護國大政幹嘛？

我想問問讀者諸君：李宗仁高談護國，真的錯到那裡去？真是好管閒事嗎？我想，李宗仁錯不到那裡去。

護國倒袁革命，不是「一夜之間」發動起來的事，更不是三言兩語便能促成。蔡鍔十二月十九日到達昆明，二十三日唐繼堯及任可澄（袁政府之雲南開武將軍及雲南巡按使）等電袁世凱取消帝制…·；時間不過四、五天，請問任何話劇社；就算有了劇本，在這短短的時日內，能演出一齣話劇嗎？何況真刀真槍的倒袁？

護國之役，除了「雲貴」之外，還有許許多多參與其事的實例││廣西各級軍人，也是在「醞釀」中完成「護國倒袁」運動；怎能強迫李宗仁忘懷呢？

參與護國運動的人，不論軍職文職，不論職級大小，都投入一份「心力」。所以，老兵談護國、談倒袁，已是南中國人士的興致；因為這是他們生命史上的一段樂章。

林虎在「我與陸榮廷聯繫討袁護國的經過」一文中說：「迨雲南提出起義先決條件（唐繼堯「要人」││須得廣西保證支持）後，即由鈕永建和我由香港進南寧要求陸榮廷同意。」林虎等完成任務同港，「……突接楊永泰從上梅打來密電，報知蔡鍔已脫險離開北京，乘某輪來港，要我們接待他。我們當某輪到港時，就派人把蔡鍔接上來。這時蔡還不知道我們在雲南進行的情況，他只說他對袁世凱做皇帝非常憤慨，因而冒險離開北京，打算入雲南發動討袁，能夠發動一連算一連，不顧成敗利鈍。經我們把在雲南進行的情況告訴他，他大喜過望，說是非出京時意料所及。其時，雲南的情況漸趨明朗化，羅佩金，顧品珍等的活動成為公開的秘密……」。

不知梁任公再生，看了這篇文章作何感覺？

國民黨既然分裂了，各人的遭遇不同，感受也不一樣。我們祇好用唐繼堯說的話來作結論││若果一定要說誰發動雲南起義，這個人就是「孫先生」。

（轉載中外雜誌）

 

【本文收錄於《雲南文獻》第十八期；民國77年12月25日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