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戰時期的昆明金融

作者／羅雯錦

金融是經濟的血液，近代我國的金融佈局，從晚清到民國都是重沿江沿海而輕內地，這種偏向的不合理性，造成國家經濟發展的過度失衡。此現象雖然由於歷史原因如當時交通不便，經濟落後，資力薄弱等客觀因素所使然，但後方是有廣闊天地，有它發展前途的。抗日戰爭前夕，國民政府開始有所重視：在統一實行法幣政策的基礎上，制定一系列戰時財政經濟戰略措施，立足於西南地區，有意識地建立後方金融網點，並將它納入全國金融體系之中，增強戰時金融實力。

雲南地處祖國西南邊陲，歷來經濟基礎薄弱，是一個較為貧瘠的邊遠省份。民國初期，先後有護國、靖國諸役，接著內戰不已。籌措軍費補給頻繁，造成幣制紊亂，民生凋蔽。自龍雲主政以後，為鞏固他的統治地位，便著手整頓金融：在省會昆明成立了富滇新銀行，發行新滇幣，加強稅收管理，增設雲南錫業公司使所提煉的99精錫能直接運銷香港、倫敦等國際市場，增加外匯收入。還採取了一系列措施，使雲南的地方財政收入大大改觀，初步奠定了當時雲南地方經濟基礎。

抗戰軍興，我國軍隊在正面戰場上一再失利，祖國大片國土相繼淪陷。東南沿海淪陷區工商、金融企業紛紛內遷。由於雲南與越南、緬甸接壤，有滇越鐵路和滇緬公路聯通海防和仰光兩個出海口，滇越鐵路和滇緬公路中斷後又開闢中印空運航線和陳納德飛虎隊軍用飛機來往於昆明和加爾各答之間，後方進出口物質便大都集中在昆明，同時也促進了生產力的發展，昆明市成為大後方的金融中心之一，佔有十分重要的地位。

從一九三七年底開始，國民政府領導的中央、中國、交通、農民四行及中央信託局、中央郵政儲金匯業局先後來昆設行，省外各商業銀行也爭先恐後地來昆建立分支機構。至一九三八年四月，昆明已有銀行二十七家。屬中央系統的有中央、中國、交通、農民四行及中信、中儲兩局六家；外省銀行有：金城銀行、聚興誠銀行、四川美豐銀行、重慶銀行、上海商業儲蓄銀行、浙江興業銀行、廣東省銀行、川鹽銀行、川康平民商業銀行、新華信託儲蓄銀行、中國農工銀行、合成銀行等十二家；地方金融機構有：富滇新銀行、興文銀行、雲南勸業銀行、雲南礦業銀行、雲南實業銀行、昆明商業銀行、益華銀行、省合作金庫、昆明農民合作銀行等九家。另行還有省外錢莊如宜豐錢莊、金沆錢莊等六家；信託組織如上海信託公司兩家；保險業八家，以上總共為四十三家。此時昆明設立的金融機構，可算達到了空前的規模。

在上述銀行業中，按性質可區分為官辦銀行、雲南地方銀行、外省銀行、商業銀行。按地區，則形成三個幫，即：⑴本地幫，如富滇新、實業、興文、勸業、礦業及益華銀行等；⑵四川幫，包括聚興誠、重慶、美豐、川鹽、合成、川康、亞西、其昌銀行等；⑶下江幫，具代表性的有：上海商業儲蓄銀行、中國工礦銀行、中國農工銀行、新華信託儲蓄銀行等。

昆明金融機構驟然增加，相應產生了銀行業同業公會和保險業同業公會兩個行業組織。前者於一九三九年四月二十六日成立；後者於一九四一年底成立。兩組織均以增進同業之利益，共謀業務之發展，加強同業之間的聯繫為宗旨。

昆明金融業的三大幫，各幫有其各自的追求，但都要充分利用當時的特定條件，在戰時巨額資金大量流入的情勢下，以求保存和發展自己。例如川幫地處內地，許多銀行來昆經營業務，其主要目的是吸收戰時昆明充裕的資金以解決大批工業遷川所產生的資金不足問題，因四川利率比雲南高，從中可獲較多的利潤。

戰前，雲南在貿易方面一直是入超，隨著戰局的變化，盟軍的入滇，黑市買賣興旺，外匯、黃金交易空前活躍，所以昆明市大多數銀錢業商人都抓住這個機會，大肆參與金融投機，一買一賣之問，即可坐獲巨利，顯然使市場變成了賭場，受害者自然是廣大民眾？

抗戰期間，昆明人口增長速度極快，約為戰前的一倍以上，加上後期法幣大幅度貶值，物價不斷高漲，經商有利可圖，不少商人利用當時昆明的大後方重要金融中心地位，從國外、省外調運貨物到昆，伺機出售，牟取暴利；不少行莊也從事同樣的商業活動。當時雖然由於政治、軍事形勢的需要以及地方當局從自身利益出發，在工商業生產上也有很大投資，對大西南社會經濟的發展起過一定的作用；但是戰時昆明的經濟金融繁榮率竟是虛假的，帶有投機性的。

在抗戰期間，國民政府的經濟勢力從各個領域滲進雲南。從一九三八年起法幣逐漸代替滇幣取得統治地位，昆明中央銀行逐步取代了富滇新銀行的領導地位。一九四○年以後，社會游資多半投向商業和其他投機事業，因此，昆明的金融市場即產生了有形的資金市場。如：貨幣市場、匯兌市場、折借市場和黃金市場。現將這些市場的情況分述如次：

㈠貨幣市場

昆明的貨幣市場由來已久。自晚清到民國長達六十餘年的歷史，幣制從未真正統一，其貨幣既複雜又特殊。原雲南省政府為整理金融，規定從一九三○年一月一日起，凡釐金煙酒等稅率以現金（雲南半開）為本位，稅收改徵現金。富滇新銀行成立，發行可以兌換現金的新滇幣，規定半開二枚（一元）為新滇幣的單位，紙幣與現金同時在市面流通，公私單位一律以新滇幣計價。至此，正式確立了以半開銀幣為單位的地方貨幣制度，在全國來說是比較特殊的。半開銀幣是雲南普遍通行的銀幣，實際上就是雲南的主幣。

早在清光緒年間，鴉片販運出省；清政府調撥四川、湖北的「協餉」相繼來滇，昆明市場上就開始有了省外的銀錠、銀元，以兌換銀錢為主的錢莊、錢舖隨之興旺起來。一九四二年以前，昆明錢莊的主要業務是兌換本省貨幣和港幣、法紙（越幣），從中獲利。貨幣市場就從銀錢兌換發展到硬幣與紙幣；地方幣與法幣；國幣與外幣之問的兌換買賣，交易品種增多，交易方法和規模隨著客觀形勢的需要變得十分複雜。

昆明貨幣市場能經久不衰，有它一定的特點：其一，辛亥革命以後－，無論雲南富滇銀行、富滇新銀行都在發行紙幣的同時，也鑄造了銀元、半開、銀角、銅元以及紀念金幣等；一九二三年因白銀缺乏，又從日本購買鎳原料，鑄造輔幣一角和五分兩種，於是，雲南發行的地方貨幣就有金、銀、銅、鎳四種硬幣和新老紙幣。說明雲南貨幣種類之繁多是全國罕見的，從而助長兌換業務的發達。其二，法國殖民主義者根據中法戰爭後簽定的『中法新約』於一九一八年強行在昆明設立的法商東方匯理銀行控制雲南金融後，抬高越幣（法紙）身價，貶低滇幣地位，使外幣操縱昆明貨幣市場達二十年之久。其三，一九三五年國民政府實施幣制改革，採用法幣政策，規定以中央、中國、交通三行所發行的鈔票為法幣，所有民間持有的銀幣、生銀都必須向中央銀行調換法幣，雲南省政府以收兌困難為由，直到一九三七年四月才宣佈執行法幣政策，且仍以富滇新幣作為法幣的舖幣，按二比一的比值使用，故法幣與滇幣很長一段時間內在雲南混合流通。其四，抗戰後期，昆明為同盟國反攻基地，美軍及其在昆家屬，帶來大量美鈔，當時由於法幣貶值，物價上漲，美鈔便成為人們爭相搶購的最吃香的外幣。以上種種特殊現象就是促進昆明貨幣市場經久不衰的主要原因。

㈡匯兌市場

抗戰前，昆明的銀錢匯兌，主要由票號或大商號承辦。一九一二年富滇銀行成立，在省內外重要商埠設立了分支機構，匯款不限額，降低匯率，這樣，昆明匯兌才有了較快的發展。

對外貿易，就當時中國來說，首先是用來換取外匯，用外匯購買槍枝彈藥以及國防工業的物質技術設備，因此，對外貿易在抗戰期間佔有特殊地位，具有重要意義。外銷物資是否充沛，又對開展貿易起著決定性作用。雲南昆明在對外貿易上的特色產品有：大錫、銅、豬鬃、桐油、麝香、蟲草、三七、茶葉、苧麻、煙草等類，有的以品質優良取勝，有的以產量多而見長，有的則兩者兼備。昆明當時為國內外物資集散地，商品交易活躍，工商業資金匯劃數額很大，對爭取外匯方面起到一些作用。

最初匯兌交易都是上門洽談，一九四五年，川幫銀行組成了匯兌小組聚會交易，省內外銀行也都來參加，從此形成匯兌市場。匯兌業務以其種類分有信匯、電匯、票匯三種；以時間來分有即期和遠期兩種，還有匯出匯入，即「買入匯款」和「匯出匯款」兩種。昆明的匯兌市場在抗戰期間一直未衰，乃因其所具有的地理條件，海外僑胞匯入的也不少，外匯買賣較為自由，出口結匯和進口申請外匯，基本上都能滿足需要，加上官商大賈們在昆大搞金鈔投機生意的種種緣故。

當時國民政府指定昆明辦理外匯的銀行有十一家，以中國銀行居首。一九四二年是中國銀行辦理外匯最活跌的一半，原因是太平洋戰爭發生，香港淪陷，昆明進口商均轉向仰光購貨，同時也是國民政府搶運貨物時期，因此昆明中央銀行為運貨、貨價之結匯申請感到應接不暇；中國銀行承擔此任後，當年在兌入、兌出外幣，買賣美金、美磅、緬幣、印幣、盧比中的盈餘，據官方統計竟達二、一○九萬餘元，外匯業務為其主要生命線，也就是昆明匯兌市場的極盛時期。

㈢拆借市場

抗戰八年中，昆明工商業發展迅速，市場畸形繁榮，從而資金劃撥、票據結算、信用拆借、匯款買賣隨之異常活跌。為了適應當時的形勢需要，昆明銀行同業公會設立昆明銀行同業公會業務會，凡屬銀錢同業人員，均可參加，於是同業拆借市場從此形成。

同業間的拆借形式，性質上可分：信用拆借和質押拆借。昆明銀行同業與「比期」業務習慣，同業間的資金融通，都用面議使用以天計數方式，按每千元日拆利息，稱為「拆息」。

一九四四年十一月，昆明中央銀行設立專門辦理同城票據交換，監督執行同業行莊間的債權、債務事宜的機關。同業拆借的交易日漸增加，他們的票據交換都集中在中央銀行交換科辦理，各行交換員把應提出的他行票據分別計算出金額數字後，帶到交換科換回他行提出應由本行承付的票據。提出票據的總金額大於本行應承付票據的總額時，即為「軋入」；反之便為「軋出」。「軋出」的金額一定要在規定時間內，一般是在當天把差額填補進去，否則就要受到停業清理的處分。在這個緊張的關鍵時刻，只有兩種辦法：一種是不足的差額比較小，本行庫存有足夠的現金，可以立即送存現金補足；另一種是差額數字較大，本行的庫存現金又不夠彌補，就不得不向頭寸多餘的同業商請拆借，補足差額。所以在票據交換後到規定補足時間前的一個多小時內，是同業拆借無形市場最活躍的時刻。特別在市場銀根吃緊，要求拆入的行莊又多的情況下，各行莊這時就像「八仙過海」一樣地要「各顯神通」了。誰最有辦法，就靠平時活動力的強大和善於「巴結」、「奉承」的本領，特別要看和掌握市場情況最清楚的中央銀行交換科經辦人的交情。對夠交情的某銀行差頭寸時，他就會透露出哪家銀行的頭寸多，然后電話聯繫拆借，開給你轉帳申請專送中央銀行「軋平」；否則就束手無策地「軋不平」！

㈣黃金市場

抗日戰爭時期，國民政府對黃金買賣採取明禁暗開的政策，黃金因而源源流入昆明。大致有下述四方面的渠道：一、國民政府向美國借款中有一部份是黃金；二、一九四○年陳納德領導的美國空軍志願隊總部遷來昆明，一九四一年又擴大為美國第十四航空隊，駐昆美軍人員不斷增加，空軍地勤和家屬總共約萬人，他們每月的薪餉，均由加爾各答帶來美鈔或黃金發給；三、走私商人利用昆明經加爾各答到香港的中國航空公司班機帶回大量「托拉」；四、當時省外人口源源遷來昆明，攜帶了不少金貨。因此，散存於民間的黃金日益增多。

昆明的黃金市場以金業公會為中心，大額多數在譬成交；也有在金店門市交易者，熱鬧時一天交易三次，行情有開盤、午盤、收盤之別。上市的金貨有印度金幣托拉、中央造幣廠的廠條，成色均在九九五以上，但以托拉為主，因其造型精美，成色穩定，每枚份量基數為三‧七三錢，分一、五、十、二十、二十五、五十枚等多種份量的檔次，最受大、中、小戶歡迎，因而市場上均視托拉為標金。

黃金市場與貨幣市場、匯兌市場、拆借市場互有聯繫，黃金價格與國際金融市場緊緊地掛著鉤，更與國內政治、經濟形勢互有關連，物價與黃金價格的升降牽動著資金的調撥和銀根的鬆緊。許多銀行參與黃金市場活動，目的是為了掌握經濟信息，便於匡計頭寸，運用資金。增加收益；有的是借銀行名義，吸收存款大搞金鈔買賣，從中獲取暴利。

一九四七年一月，黃金改用新衡：新稱一兩合老稱○‧八三七五兩；老稱一兩合新稱的一‧一九四○三兩。政府又禁止黃金買賣，至四月底止，收購數量極少，由於金鈔停止交易，金店大多歇業，有一部份則轉營白銀，白銀就重新在市場上公開買賣，黃金交易便轉入黑市。

由於政治、經濟、地理等原因，昆明的金融市場較之沿海城市和內地其他的經濟發達地區，中形成較晚。及至抗日戰爭和太平洋戰爭暴發，昆明成為我國的唯一國際通道和進出口物資的集散樞紐，市場因而繁榮，加上中、中、交、農四行，中信、中郵兩局和省外的許多商業銀行相繼來昆設立分支機構，才促進了昆明金融業逐漸開放和發展。

抗日戰爭之所以取得勝利，原因當然很多，其中，在金融方面，國民政府首先在一九三五年幣制改革中實行法幣政策為基礎所建立的金融體制及其一系列措施；繼而把過去只重沿江沿海而轉移到以西南為大後方的經濟中心，再加上西南地區在各方的全力配合，也包括昆明的金融市場空前繁榮，以其特產的物資在國際貿易上為國家爭取大量外匯，給持久的八年抗戰起到一定作用。

一九九二年八月於昆明

【本文收錄於《雲南文獻》第22期；民國81年12月25日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