撫今憶昔談民主──簡述民主思想的流程，兼談我對民主憲政的體驗

作者／朱心一

民主淺釋

「民主」不是一個空洞的名詞。美統一後的首任總統林肯說：「民主政府是一種民有、民治、民享的政府」；嗣第三任總統傑佛遜也說：「凡是主權在人民手中，人民有約定與限制政府的權力，就是民主政府」；質言之，「一個國家的主權在於全體人民的就是民主」。亦即我　國父孫中山先生釋示的「主權在民」是也。

具體的說：「民主」是一種名詞，一種制度，一種價值，一種實作的政治體系。其思惟淵源，在西方可溯自古希臘柏拉圖的「國家論」；在我國應溯自二千八百年前的「書經」有曰：「民為邦本，本固邦寧」。又「孟子」亦說：「民為貴，君為輕，社稷次之」的至理名言。

「民主」大別為「政治民主」與「經濟民主」兩者，前者注重個人權利自由，可以歐美等「資本主義」國家為代表，後者注重人民生活受－益平等，則可以「社會主義」或「共產主義」國家為代表。至於民主體系的形成和功能，必須獲得政治、經濟、社會（民智）諸方面的適切配合，尤以普及教育（法治）為首要。否則即會形成浪漫的「無政府主義」，或封建的「帝王獨裁」抑「政黨獨裁」。

民主思想流程

「民主」絕不是一蹴可及或短期所能展示的。即以歐、美先進開發的國家來說：自十八世紀初期，西方民主思潮澎湃，並以英、法、美諸國為主軸。由於人民所具的政治理念和修養日益成熟，普遍認知「民主」的真諦，並能切實遵循「民主」的法則；緣以英國于一二一五年公佈的「大憲章」案，其主旨雖非「民主憲政」的典範（大小貴族為保障既得利益，而反對帝王的統治），然確已奠定「君主立憲」的始基。

迨至十七、八世紀期間，西歐各大城市掀起「文藝復興」及「宗教改革」運動，並激發為「產業（工業）革命」和「民主革命」；時一七八三年至一七九五年，法國曾發生三次大革命，產生了第三、四共合國憲法，其間（一七八九年）曾發表「人權與公民權」宣言，亦奠定了「民主憲政」的宏基，與英國的「君主立憲」相互輝映，贏得舉世的推崇。又美國于一七七六年宣告獨立，曾發表「獨立宣言」，至一七八七年建立「北美洲聯邦共合國」，其「民主憲政」的運作及成效，較諸西歐各國尤盛。至於一九一九年德國的「魏瑪憲法」，與一九三六年蘇聯的「聯邦共和國憲法」，皆為名實不符的「法西斯獨裁」和「共產專政獨裁」或「無產階級專政」的獨裁。

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一九四五年），蘇、中兩共產集團（國家），為搞「革命輸出」而相繼發生了韓戰、越戰及其以、阿等戰爭；斯時全球土地約有百分之五八變色呈現紅色恐怖。相對的，在全球共產暨附庸國家週邊和內部，亦持續不斷地展開了「民主運動」或「自由化運動」；蘇共為因應變局而採行局部的「修正主義」，除形成與中共分裂外，並導致蘇共集團暨－東歐共產國家的澈底潰亡，洵為「民主思潮」的大豐收，亦乃我先總統蔣公預言「亡共在共」－睿智的鐵證。

正當民主思潮席捲西歐及北美地區，並有向東方湧現的時期，適我國滿清後期，由於國勢積弱，內憂外患頻仍，備受西方政、經、軍、文等之衝擊，而力事改革以振奮人心；爰於光緒卅四年頒佈「憲法大綱」卅三條，嗣於宣統復公佈「十九信條」，決採行君主立憲制。唯為時已晚，清廷終被　國父孫中山先生領導之「辛亥革命」所推翻，結束了四千餘年的帝王（君主）專制政體，創立了「民主憲政」的中華民國，洵為開啓亞太地區民主思潮的先河。

我國民主憲政的歷程

民國肇造，辛亥年各省代表集會武昌，通過「中華民國臨時政府組織大綱」，計廿一條；民國元年參議院通過「臨時約法」五十六條，採行內閣制，二年十月草成「中華民國憲法」一三○條（天壇憲法），唯被袁世凱掣肘不能施行，亟圖變法起代，旋於三年五月一日公佈「御用約法」藉以竊國稱帝；翌年（四）十二月廿五日雲南「護國起義」成功，袁遂羞憤致死，頓時形成無憲法狀態。

民國十二年國會復會，十月十日正式通過「天壇憲法」並予公佈；時曹錕賄選總統，甚多國會議員竟被收買而改行「曹錕憲法」，其內容不無訾議，未受各省（市）贊同遂行。十七年由先總統　蔣公領導的北伐成功，國府旋於十月公佈「國民政府組織法」，採行五院制；二十年五月五日國民黨召開國民會議，制定「訓政時期約法」，同年六月一日公佈施行，凡八九條附則八條，是為開國以來首行較完整之約法。廿二年五月中央增設憲法起草委員會，廿三年三月公佈初稿，迄廿五年五月五日正式公佈而稱「五五憲草」，全案計一四八條，嗣於廿六年四月經國民黨中常委刪減為一四七條，計分九章；全文與　國父思想契合，允宜並較完整。「五五憲草」公佈後，中樞原訂全年十一月十二日，召集首次國民大會研議草案完成憲法定案要務；時中、日關係日愈緊張，卒于七月七日爆發抗戰，行憲暫行停頓。迄至卅四年九月抗戰勝利，翌年（卅五）十一月十五日國民大會預備會於南京集議，依據「五五憲草」及政治協商會議原則，綜合各黨派（中共曾派代表嗣又退席）意見，完成現行憲法之修訂，仝月（十一）廿五日召開首次國民大會，旋於十二月廿五日通過「中華民國憲法」，決於卅六年十二月廿五日實施憲政，並於卅六年元旦由國府頒令公布。

我對憲政基層工作的體驗

民國卅二年十月我奉派回邑（滇中宜良縣）籌建三民主義青年團分團部，充任書記兼組訓組長。翌年（卅三）秋初，國軍自緬北反攻節節勝利，依據「抗戰建國綱領」，滇省奉令試行「新縣制」（地方自治），並指定昆明市、縣及宜良、玉溪等十縣市為示範縣（市）。七月縣府黨政會報決定推派我為西浦（故邑）、長安、鳳來等三鄉宣導員，以宣導地方基層組織及選舉辦法（含行政及民代兩部門）為主；並規定儘十月底前完成，時以正值秋收農穫期間，而延於年底完成。由於宜良向以農作為主，農民朝夕忙碌，白天實在無暇抽空集會；復以我於仝年（卅三）春又奉派任西浦中心學校校長，並受聘兼任縣中教員，白天也難能抽空巡迴宣導（以村或保為單位），唯以每晚黃昏時分至八時許集會為宜。

憶及當年（卅三）從事「地方自治」組織及選舉工作之宣導，旨在宣達國民黨「還政於民」之決心，和「基層選舉」之作法等，以迎接抗戰勝利及民主憲政之到臨；無奈當時（卅二年冬）國軍自緬北反攻雖告勝利，唯在黔、桂、湘等地異常吃緊，致滇省民心士氣不穩，其對我所受派之巡迴宣導工作影響殊甚。

自卅三年十月起至十二月底止，我曾遍歷西浦、長安、鳳來等三鄉所轄的村、保百餘個，每到一地即舉辦一場次集會，風雨無阻，全為夜問，唯煤氣燈一盞照明。到會人數規定每戶一人最多者百餘人，少者僅三、四十人，據悉多為文盲（約百分之八十五）；不論男女他們都較我年長，所以我在言態上均謙沖客氣，但是不到終場（訂兩小時）他們竟自行離去半數，會場中時有人來叫「媽媽，囡囡哭了」；「爹爹，牛欄裡的牛跑出去了」，或是「明天的柴火還沒有劈好…」等情。這些都是事實，何奈！

每一場次集會，都預留半小時的發問時間，時有人問我：你所說的「主權在民」，自古以來都沒有過，這等於水中撈月，怎麼可能？總之，我們所企求的是│家家戶戶都有房子住，人人都能吃飽肚子，縣衙門裡或鄉公所的人少來找麻煩，那就最好了。至於「選舉」，因為我們大多數人都不識字，舉舉手可以，若要拿筆寫字或認字圈名，實在是做不到。這都是當年的社情民意，也是民主憲政帶礙難行，亟待化解的重大課題。

歷時三月的宣導工作，在極為艱辛難耐的情況下勉力完成，但確開啓了我對「民主憲政」的認知，和參與「地方自治」的興趣和計議。除趕寫了一篇簡要的工作報告外（要義誌后）；又要忙著籌辦青年團區、分隊長，和小學六年級學生會考等事宜，我實在有分身乏術之苦。

在「地方自治」宣導工作的報告中，我曾作成七點擷要具體的檢討和建議：㈠地治工作的首要在「普及教育」，以培養基層幹部，㈡及早實施「民生主義」，有效縮短貧富差距，㈢澈底消除軍閥暨貪官土劣為患的禍害，㈣慎選各級民意代表，落實民意伸張，㈤提振司法聲譽，確切紆解民怨，㈥試行鄉、鎮「教、民合一」（中心學校校長兼代表會主席，小學教員兼村、保長或鄉民代表），㈦村、保長為直選（舉手），鄉、鎮長以上為委選。此議甚獲縣長關汝賢先生重視，並囑分向省級有關長官逕呈。

三十四年元旦假期，關縣長竟連續召見我兩次，告知「鄉鎮民代表會」及「縣參議會」，都須要在三月底前分別組成開議，並諄囑我參選西浦鄉代主席及縣參議員。聆示後我立即以「年輕識淺，幼稚無能」，且不足法定年齡（廿二周歲）等為由而婉謝；復承他告以此項安排在數月前即已決定，並已徵得多位鄉賢長輩的同意，至於年齡不是問題，再囑我積極準備。奉諭後除向有關上級報備外，旋即分別進行參選（縣參議員向縣級四職業聯合公會登記），迄元月底完成；結果鄉代及縣參議員皆倖獲全票當選（由於原名馨逸筆劃較多，間有筆誤而成廢票）時以社風良好，選前既未送禮，亦未請客，僅於倉促中遍訪有關長輩暨親友拜託，並為不速之客，待如上賓；獲此殊榮，倍感幸欣和意外！

三十四年四月我又奉派鄰縣路南籌建青年分團，添充主任，由於是升調，宜邑向極愛護我的〕長上皆不便挽留，除懇辭小學校長等兼職外，其餘鄉代主席及縣參議員兩職甫即當選而無法辭卸，俟任期各滿兩年後即未再參選。

在忝充首屆民選的鄉、縣兩級民代期間，我自省年輕識淺，人微言輕，愧無顯著建白，實有負地方父老深切的寄望為憾！唯以我賦性耿介，質諫無忌，只要是對國家民族暨地方民眾有利的話，向本「知無不言，言無不盡」的心智而為，是以開罪的主官（管）世友不知凡幾？尤以對縣議員暨鄉民代表同仁，我時以必須「自清自律」，「以身作則」等箴言而自省互勉，雖蒙多數贊同，惟以有損既得利益，而也招致無端的忌刻和讒謗，唯我問心無愧無怨，詳容另文縷陳。

回首五十年前塵往事，於今猶備感殊榮而堪以自我慰勉的，一為在漸變的政治環境中（左傾學風日盛），我曾勉力（出力出錢）穩步的籌建了兩個三民主義青年團的縣分團，有效爭取並轉化了部份左傾青年學生的思想路線。另為首度參選我國行憲前奉核定為「示範縣」的鄉、縣兩級民意代表，並俱獲全票當選；嗣承關汝賢縣長，汪祥麟議長分授予「青年楷模」、「議壇鐸聲」及長安鄉長湯敏撰書「代表全縣全鄉全保，青年敢說敢做敢當」的佳聯聯惠勉；每憶及此，實感慨難忘！復以現在台北定居的前宜良縣長（卅四年十一月繼關汝賢先生出任）邱名棟先生（故邱清泉將軍介弟），在年餘四次的集會議席上，由於我們彼此都年青氣盛，各有立場，在質答之間，時有爭議而弄得面紅聲吭，但從未發生過爭吵漫罵的激情，最後仍作理性的結束，那有當前此間「流氓問政」的偏向和歪向。由於他為官清廉，在滇做了兩任（宜良和大理）縣長，於卅八年十二月初辭卸急欲離滇赴台前夕，竟缺少兩張機票，我得悉後立即為他籌措應急，似此情事，也許是絕無僅有的。

結語

盱衡現勢，當前台灣朝野上下都高唱「打拼文化」，並正值選舉熱潮沸騰的關鍵時刻；唯冀所有參選立委及正副總統的大員或選舉人，必須都看看我國實施「民主憲政」的歷程和前人（大陸時代）運作的的艱辛（地方全無薪給）。總之，「民主憲政」絕非一蹴可及，也絕不是何來－的大仙或奇人高手所能「澈底執行」或完成的，必須適度的時、空、力相配合，循序漸進，次第達成，其歷程更不是僅有「兩歲半」；五十年前我曾預判，最少需要一代人（三十年），於今已不意而言中。

【本文收錄於《雲南文獻》第25期；民國84年12月25日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