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史學觀點論中國現代史中有關雲南的兩個問題

作者／林翠

幾年以前，我在「政治評論」上分別發過兩篇中國現代史中有關雲南的幾個問題。其中包括了「誰是雲南護國起義的主動」；所謂『英雄豪傑』在歷史中的作用；「地方民族性」等問題。近四年來，筆者執教於大專，與學生們經常要討論到中國現代史的問題，因此不得不作嚴肅的思考和發掘新的資料。所以在本文中想作更進一步的研究。

新的史學觀點下──雲南起義主動者不是蔡鍔，也不是唐繼堯，應歸功於當時思想進步而優秀的全體軍政人員及雲南人民

討論此一問題時，首先牽涉到的是一個歷史的「觀點」，過往的時代和歷史學者們，往往所寫的大部份是「帝王將相」史，以「英雄造時勢」，「時勢造英雄」，作為歷史的經緯，在一個教育不普及，民智不發達的時代中，少數的英雄豪傑實在對於歷史有著決定性的「作用」。但中國自跨入「現代史」後，此一「觀點」就大大值得「商榷」？特別是民國六十年來的「歷史」，已經絕不是幾是「偉人」便可「寫成」或「包辦」了。

自從一八四○年的鴉片戰爭之役，中國人受到了重大的刺激，因此他們向世界文化的瞭解而「進軍」，在此一大的時代思潮中，中國已逐漸進入一個「科學的羣眾時代」，而非再是「帝王將相的歷史時代」。

基於此一論點，時代已經變更，如果依然用舊的史學方法來求證，其結果自然是大有「問題」？

對於雲南護國起義的主動者為何？在舊的史學觀點下始終成為中國現代史一個糾纏不清的問題，蔡鍔的師友如梁啟超之流，自然要大捧特捧自己的「得意門生」；這當然要引起批評，於是唐繼堯「主動」或蔡鍔「主動」便成為一個爭論不休的問題。

但是，從實際的真相來看！雲南護國起義在當時實在是一件驚天動地的大事，以一隅之地來對抗「洪憲帝國」，這樣的「大事」豈是遠在北京而匆匆趕返雲南的蔡鍔一人所能「主動」，關乎到近千萬雲南人民的生命財產「大事」，又豈是唐繼堯一人所能獨自「主動」和「作主」。當時的雲南因靠近越南，故優秀人才往國外深造者甚多（特別是日本）。從同盟會員名冊中查看，當時滇籍人士所佔的比例還是在全國各省中的前幾名，這可說明當時雲南人的思想相當開明而進步，已經普遍受到新的革命思潮的影響，再以當時的「雲南講武堂」來言！可說是集一時俊傑之士，造就出了很多文武雙全的好軍官。「雲南講武堂」在當時是聞名於全國。因此，許我們如此說：當時雲南的軍政幹部們大多都是有理想、有朝氣、有知識的好青年，因而，他們擁護共和，堅決反對帝制，因而願為此抛頭顱、洒鮮血，犧牲一切，在此一巨大的洪流中，唐繼堯和蔡鍔只不過是他們象徵性的代表而已。如果沒有此種「時代背景」，唐、蔡又能有多大作為──甚而也可說是此一偉大的革命洪流，推動或帶動了唐、蔡兩氏。袁世凱以「一世之雄」，當他違反了時代潮流雖兵多將廣仍然遭到失敗的命運。便是一個很好證明。

筆者先嚴林公桂清，雲南護國起義時任第二十三團團長（護國軍共二十八團）。筆者幼時曾聽他講述當時情景。指出此一壯舉時為全體優秀雲南人民的共同願望與意志。這是很符合歷史事實的。

早年的唐繼堯可敬佩，晚年的唐繼堯則否

雲南護國起義時的督軍唐繼堯確是一個有理想有抱負有才氣值得人敬仰的好榜樣。但是晚年的唐繼堯卻是蛻化而有點重視地盤的人物──這又牽涉到筆者提出的新史學觀點！對人物的評論不是完全「靜態」或「片面」的，應該是「動態」而「全面」的。如此才能真正的判明是非黑白。

從政治理想來看！晚年的唐繼不能接受當時最進步的思潮，因是被譏「擁兵自重」做「雲南王」「西南王」，自封為「東大陸主人」，想開「歷史的倒車」。庚戍正月昆明道中偶成的一首詩中：

磊落襟懷唱大同，昆池水淺且潛龍，願銷天下蒼生苦，都入堯雲舜雨中。

雄才幾輩傲崑華，千古功名未足誇，蔓草他年收拾淨，江山裁遍自由花。

那種有「大同」有「自由花」有「未足誇」、充滿了「堯雲舜雨」的氣慨已退色。不知道時代的列車已開向民主羣眾時代，仍陶醉在「歷史英雄夢」裡。把早年的理想抱負都拋在九霄雲外。

晚年的唐繼堯是不值得欽佩的。歷史對一個人的評價是點點滴流累積而成的，一個人的奮鬪向上也是一生的，不能因為有一點「成就」後便驕大、腐化而變質。只要活在人世一天，便應向「理想」邁進！

【本文收錄於《雲南文獻》第01期；民國60年12月25日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