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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tle: 楊耿光將軍傳記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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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pdated: "2023-11-14"
category: 雲南文獻全集目錄 / 第29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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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楊耿光將軍傳記資料

目錄

- [1. ㈠雲南講武堂留日預備班](#i)
- [2. ㈡日本陸軍大學在學中之耿光將軍](#i-2)
- [3. ㈢北伐前豫陝軍事活動成果](#i-3)
- [4. ㈣耿光將軍名言讜論摘要集](#i-4)

作者／馬崇六

楊杰、字耿光，雲南大理人，是我國現代傑出的軍事理論家，茲將其重要事跡陳述於後：

### ㈠雲南講武堂留日預備班

民國十年（一九二一年），顧品珍以滇軍總司令摧毀唐繼堯主滇政權，由川回主滇政，旋即決定派遣留日陸軍學生，赴日分別入陸軍大學及陸軍士官學校。耿光將軍以學識品德，素為雲南父老所推重，兼以護國靖國兩役，功勛赫赫，蒙知于顧先生，決定保送赴日入陸大深造。並就雲南講武堂，成立留日陸軍學生預備班，遴選現職優秀軍官三名（楊杲、王學林、楊文宗）皆為當時中尉級中考績甲等者，講武堂第十五期學生七名（楊楨、陳之毅、李增潤、華世鐸、洪澎、李汝炯、沈資文），第十五期華僑學生五名（余華沐、李乾元、陳隱冀、陳哲、區乃洲），並就一九二○年中學畢業生中選考六名（萬保邦、殷祖彭、尹守廉、尹隆舉、董學周、馬崇六），當時雲南中學多已實施軍事訓練。是年三月初于講武堂小花園內講武堂教職長官俱樂部，成立留日學生預備班，即以耿光將軍任留日陸軍學生監督並兼預備班主任，開始集訓，耿光將軍親授軍事學及日語課。

一九二一年七月耿光將軍帶領學生十九名（楊文宗以軍職重要未克偕往）乘滇越鐵路火車經海防香港，于中秋節抵達上海，改乘日輪于八月末到達日本神戶，改搭火車到東京寓神田山崎館旅舍。一周後進入成城中學特為本班所設之補習班，學習日本語文並補習數學理化各科。抵達日本後之一切，除耿光將軍隨時指導訓誨外，深蒙當時任雲南駐日普通學生監督之張天放先生隨時幫助，耿光將軍偕夫人則移往千馱谷所租之寓所，每周到成城中學二三次考核學科，詢問生活情形，直到一九二二年四月初，各人分發進入所屬兵科之聯隊為止（楊文宗以軍職未能入學，到日本後以貴州毛景周選補，全班仍足二十人之數）耿光將軍待學生如子侄，關心學業，注意生活，每項訓誨，均激發愛國情緒，實諸生所不能忘者也。

### ㈡日本陸軍大學在學中之耿光將軍

一九二二年四月進入日本陸軍大學，同時入學者有曹浩森、熊式暉、陳銳，均為江西人乃李烈鈞先生所保送者。同年三月，楊杰夫人進入東京女子高等學校。

一九二二年十月陸軍大學舉行現地戰術，地區為上（上野）信（長野）越（新瀉）地方，耿光將軍被選為東軍師團之參謀副長（即中國之參謀處長），以圖上作業配合現地指導，深為指導教官所稱道，視為具有軍事優秀學力之奇才，為中日同學所敬服。

一九二三年六月參加陸大戰史旅行，赴旅順就現地作「日俄戰爭」，檢討戰爭起因、經過、及戰果，其旅行總結報告，被認為客觀批判中之大作，但于敬服之餘，多露不滿之意，此後耿光將軍之行動、言論，常為日方所注意。

一九二四年七月，日本于關東平原舉行三年一度之陸軍大演習，東西兩軍各為三個師團，全演習計劃之作戰指導，系由參謀本部負責，陸軍省則詳盡檢點裝備之改進，主要為武器、服裝、交通、通信之項上充實，教育總監部則注意適應未來戰爭之教育訓練之改善補益，而後勤補給之力求完善，尤加以不遺餘力之點檢。陸大各期學生，則分別配屬于東西兩軍軍司令部或所屬師團司令部及後勤司令部，耿光將軍被配屬于東軍軍司令部之參謀處，在演習之一周間，不眠不息，從參謀業務、軍團戰略佈署，各師團之戰略行動、以迄聯隊之戰術協同、中隊小隊之戰鬥動作，均一一筆記，並加評論，認為此次演習，實為日本陸軍已向未來戰略、戰術、戰鬥對未來世紀開一轉換出新之路徑，惟對後勤補給方面，嚴保機密，不讓外國學生公開參與，認為是莫大缺陷。並對所定演習地區之關東平原，寄以深切之憂慮，認為日本軍國主義未來戰爭目標，意有所指，深為不安。更以飛行機及裝甲軍之參加演習，尤多焦慮。演習完畢後，曾于休息日之間，邀集中國陸軍士官學生于青山五丁目寓所，作詳細報告，除于圖上說明演習經過外，對日本侵華野心，予以痛擊、對國內軍閥割居、政治之腐敗、外國在華之非法特權、以及經濟侵略，幾至聲淚俱下，聽者莫不感動，目眥盡裂，實為畢業後全部赴粵參加革命戰爭之原動力。同年七月留日陸軍士官學生（中國學生隊第十五期）畢業典禮，日本攝政王裕仁親臨主持，耿光將軍以學生監督參加，馬崇六、李汝炯、余華沐名列前三名，各獲日本天皇所賜之紀念銀杯，第一名並獲陸軍大臣所贈軍刀。耿光將軍代表中國政府，致感謝辭，強調今後中日和平相處，為世界和平之基本原則，日本官生，頗為動容。廣東大元帥府亦派虎門要塞司令林振雄將軍率領畢業諸生乘船赴廣東，林振雄將軍與耿光將軍為留日士官學校同學，曾任雲南講武堂工兵科長多年，後曾兼任黃埔軍校工兵科長，大元帥府高級參謀等職，追隨中山先生甚久，當時為大本營參謀長許崇智之得力助手。

一九二五年三月，耿光將軍畢業于日本陸軍大學，夫人趙女士亦畢業于東京高等女子學校（日本女子大學前身，當時日本尚無女子大學）半月後即乘「上海丸」輪船歸國，抵達上海未幾，即赴開封，展開北伐前奏之豫陝軍事活動。

在日本陸大留學三年中，曾上書中山先生並與程潛將軍（大本營軍政部長）、許崇智將軍時有通信聯絡，建議北伐前應有之諸計劃。

### ㈢北伐前豫陝軍事活動成果

一九二四年九月北方軍閥直奉戰爭爆發，廣東大本營派大本營總參議葉荃將軍為大元帥特使，率大本營參謀馬崇六、副官李筱池，由上海乘日輪經大連轉乘火車赴瀋陽，由張作霖派參謀處長余一之迎住大紅袍胡同吳俊升宅行館，當晚歡宴，翌日會談，並與葉將軍定金蘭之交，旋即乘專車赴錦州大字營奉軍一三聯軍總司令部，總司令姜登選、副總司令韓麟春、張學良俱到車站歡迎（聯軍總部參謀長戢翼翹、副官長鄒禮臣，炮兵司令部鄒作華、參謀何柱國、楊安銘，均為日本士官先後同學。姜登選、戢翼翹均為同盟會會員）一九二四年十月戰事結束，奉軍入關，葉荃將軍赴津恭候中山先生北上，中山先生于十二月底到達北京，葉荃將軍亦隨同入京。

國民軍總司令馮玉祥所統率之第一軍為原西北軍，馮兼軍長，第二軍為陝軍，軍長胡景翼，第三軍為曹吳舊屬所混編，軍長孫岳。孫岳原為同盟會會員與葉荃將軍為生死莫逆之交，過去同致力於辛亥革命，並曾同為四川總督王人文（雲南大理人）所賞識，同任軍職於四川，堅約葉荃將軍為其國民第三軍之副司令，得中山先生許可，並指令耿光將軍為其參謀長，組織副總司令部所屬十五、十六兩混成旅，旋即發表王允恭及何遂兩將軍分任兩混成旅長，以馬崇六為警衛營長，在保定組織就緒後，即開赴河南鄭州集訓。時國民軍第二軍軍長胡景翼與葉荃將軍，過去有深切交情，以兼任河南省軍事善後督辦，每月撥發軍費二十萬元，耿光將軍亦于是年四月到鄭州就任副總司令部之參謀長職，並以江西王澤民為參謀處長，展開軍事教育、創設河南陸軍訓練處，耿光將軍兼任處長，以胡文斗任總教官、張斡為步兵科長、馬崇六兼任工兵科長、沈資文任炮兵科長，由國民第二、三兩軍及老毅軍（司令米振標）遴選現職軍官及優秀學生，保送入學。除講授現代軍事學術外，並灌輸革命理論，為中國北方樹立一嶄新軍事學府，達成在中原建立軍事基地，為北伐軍樹立據點之目的和任務。此為耿光將軍于留學日本陸大時上中山先生書中所強調之策略之一，故不惜稍耗篇幅，詳述一切，用補北伐事功之前奏有曲也。

國民第三軍在河南徹底摧毀劉鎮華鎮嵩軍之全部武裝力量，掃除吳佩孚在洛陽之深厚巢穴，其作戰計劃均出耿光將軍之手，動員軍隊不多而戰果碩大，戰前眾議譁然，戰後莫不敬服，孫岳以此被任為陝西軍事善後督辦，並促葉荃將軍速赴西安，當葉荃將軍及耿光將軍在河南協同國民第二軍，整軍經武期間，國民黨元老如居正、于右任、李根源、張繼、田桐、但懋辛、馬程遠、董干臣諸先生俱後來訪，三處招待所，接待常數十位之多，及葉荃將軍赴陝時，居正、田桐、但懋辛、馬程遠諸先生亦隨往，抵西安後始悉馮玉祥、孫岳兩將軍共荐葉荃將軍任甘肅軍事善後督辦，已歷三月，迄未發表，蓋由于甘、寧、青五馬集團所反對，其意蓋恐國民黨之革命勢力侵入後，足以削弱甚至消滅其封建勢力也。時國民黨鑒于豫陝軍事政治佈置，已超過預期想像，更不願挑起甘寧青民族感情，而北伐之布署　准備已達完成，電葉荃將軍及耿光將軍迅速赴粵共商北伐之大計，並對已展開之軍事布置及教育設施作適當之處置安排，葉荃將軍旋應同班同學閻錫山之邀請，轉赴太原小住，北上五台山休養，後經包頭返上海。負留守河南整理訓練全責之耿光將軍亦作妥善結束安排後，取道經滬返粵。未幾，業已退出關外之奉軍重復入關，侵入河北、河南、山東、安徽及湖北各省區，與五省聯軍之孫傳芳相呼應，以阻止北伐軍之北上，逐一為北伐軍所擊破，其間得力于豫、陝、晉各軍紛起影響之力不少。

### ㈣耿光將軍名言讜論摘要集

⑴留日期間之訓誨：

來日本留學，除對軍事學術或其他專業學科，應努力修習外，並應對這一國家的地理、歷史、民族性格、社會情況、政府組織以及社會形成，都應有深刻認識，徹底了解！若單注意專業之修習，忘卻這個國家之未來發展及其對立國之野心，縱然學成歸國，亦難適應國家未來的需要。│（成城中學入學典禮時訓話）。

日本自明治維新以來，改變鎖國政策，發布憲法，完成君主立憲國家之組織，高唱「脫亞入歐」之論調，與「和魂漢才」之精神相結合，採取歐美資本主義之經濟結構，發展工商業，整軍經武，海軍則以英國為楷模，並與英國結同盟之好，陸軍則以德國為規範，儼然成為東亞強國，遂于一八九四年發動中日戰爭（甲午之役）一戰而大勝，席捲朝鮮半島，侵占琉球、台灣，成為世界強大國家之一，更于一九○四年發動日俄戰爭，再勝而取得帝　俄在東北境內之既得權益，于是其對中國之侵略野心，益更積極而不可抑制。租界領館遍布沿海及腹心內地，浪人間謀，橫行大陸，而我國人醉生夢死，毫無醒覺，軍閥割據，政治腐敗，而帝國主義經濟之買辦階級，形成為虎作倀之吸血鬼魔，甘心媚外之漢奸洋奴，更加喪盡廉恥，出賣祖宗父母，我等畢業返國，應本五‧四運動之偉大精神，喚醒同胞，促進統一，以抗拒深入腹心，永無止境之強大敵人。│（一九二一年除夕聚餐會之主要訓話）。

日本國勢之能蒸蒸日上，得力于明治維新後之種種改革，首先為義務教育之大力推行，使民智日益增長普及，奠定教育之堅固基礎，以明治天皇之「教育敕令」為中心思想，開拓日本史上空前之國運。以警察制度為輔佐，安定社會秩序，成為世界上有數之警察國家，防止一切違反國益之思想。以資本主義之理論，效法歐美，擴大工業生產，以增大富強之基盤。綜合以上之勢力，完成其整軍經武之實力，遂一躍而成為世界上富強國家之一，而首當其衝者，厥為蹋茸不振之中國，實為吾人應加以深思熟慮，急起直追之警鐘，不可稍忽者也。（一九二四年七月陸軍學生畢業回國送別會上之訓誨）。

⑵在河南開封訓練處之訓話摘錄：

開學時之訓話要點：

凡是炎黃子孫，都是中國人，中國人都應該熱愛自己的民族和國家，既當了中國的軍官，就應該負起保護國家的責任。在國家陷于分崩離亂的時代，尤應感到自己責任的重大，對內謀求國家的統一，准備對抗列強的侵略和壓迫。

本處各兵科之科長教官，都是具有現代軍事學識的優秀軍人，各學員應當堅定愛民族愛國家的決心，努力學習，成為真正之國家軍人。

結業時之訓話要點：

在這一年集訓期間，各學員都能努力不懈，熱心向上，無論講堂、操場、野外都能修習到綿密的教育，充實個人在國家混亂期間撥亂反正的應有學識，希望回到部隊後，利用所學，無論在精神方面，技術方面力求精進，努力鍛煉，改變我國部隊腐敗墮落的傳統，適應內求統一，外御強敵的神聖使命。國家需要我們，我們何以報答國家，是我們應當平心靜氣，以堅定之決心，共同努力的最大課題。

⑶政府決定抗戰之初，程潛將軍受軍事委員會之再三邀請，出任國民政府之參謀總長，以耿光將軍任參謀本部第一次長（仍兼陸軍大學教育長，校長為蔣自兼），曾于參謀本部舉行會議，由耿光將軍作對日冠作戰之戰略判斷，其要旨如下：

Ａ、日本雖擁有強大之陸軍力量，同時亦對空軍之發展具有一定成果，但未形成一獨立兵種，尚在分隸于陸軍海軍之階段，未能構成戰略空軍之強大力量，如美英德法諸國皆然。

Ｂ、日本陸海軍，仍承長閥薩閥之過去傳統，形成對立，當戰爭發動之前，海軍則主南下，陸軍則主北進，因陸海軍之對立，迄難調整，陸海軍主從之戰略行動，形成各自行動，使戰爭成為不協調之戰爭。

Ｃ、此次戰爭為全世界對德、意、日三國所結成之軸心戰爭，而所謂軸心系以德國希特勒之法西斯主義為中心思想的結合，違反民主自由之法西斯主義已為全人類所不能接受，而愿不惜任何犧牲以撲滅此一滅絕人性之思想，美國之暫持旁觀態度，亦難持久，一旦美國以強大兵力及工業生產力量，參與歐洲戰場，則德意之敗亡必可立待，腹心告潰，日本何能支撐。

Ｄ、日本海軍既主南向發展，必將配合相應陸軍兵力侵犯東南亞各國及太平諸島，戰場既廣，海上補給自當大感困難，而海軍之活動抽調亦將大感困難。

Ｅ、日本陸軍平時為二十五個師團，戰爭初期動員預備兵力，可增加二十至二十五個師團，除以十至十二個師團協同海軍南進外，以十個師團保守本土，其可用于中國戰場者約二十個師團（駐防朝鮮及關東軍各有任務，均難參加對中國侵攻之用）。

日本侵華進攻之登陸點，除以淞滬為中心外，可能逐次擴至蘇浙沿岸及山東半島，以中國國力及軍力論，不能不抱絕大犧牲之決心，無法避免大陸後退作戰之宿命，以堅守險要據點，進退自如，游擊破壞，疏散糧秣，以廣大之空間，拖延時間，以確切之勝算，予以疏于防範之打擊，不惜艱苦轉進，逐漸消耗其實力，以待歐洲強敵之消滅，得國際海空軍之外援，或待日本國內對師老無功，國力消盡所引起之變化。

Ｆ、日本陸軍向稱強大，其戰鬥力向超英法而比肩德國，戰術之指揮和運用，亦稱成熟，但對戰略之研究，則頗形粗疏，勇於鬥力，拙於鬥智之傳統所致，國軍上下若能本其弱點，以智求勝，則拖延時日，減少犧牲，亦非絕不可能也，天使中國有廣大之國土，有不甘屈辱之國民，有無盡之蘊藏資源，而無可資敵用之生產加工設備，日本縱有百萬大軍，分散於此一廣大無垠之半開發大陸上，既需維持後方侵占之城市，又需侵擾各地之軍事要點，形成分散之大小分立之局地戰場，屆時內地交通通信設備脆弱之劣勢，亦將成為困敵、擾敵、殲敵之優勢條件，堅持不和談不妥協之原則，利用舉國義憤填膺之民心，殲彼氣短易怒，久戰疲惰之雄師，借解決歐洲戰場後轉援之國際海空力量，攻其所必守之本土，則必可使侵我敵冠，盡入羅網，則最後勝利，捨我其誰。（按：此為筆者參加會議時所親聆之訓示，曾詳為記錄亦即耿光將軍為參謀本部擬定之「抗戰戰略總綱」之內容大綱，而為軍事委員會所採納制定「抗戰策略」發動學校內遷、工業分散、加強軍力編組、組織各地民兵，增固外交陣容等種種設施之張本以迄抗戰勝利之來臨，故詳為記錄，供耿光將軍傳記筆者之參考，兼為抗戰史增一少為人知道之重要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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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收錄於《雲南文獻》第29期；民國88年12月25日出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