滇商名人王熾──富而不吝，樂善好施，急國之難，勇於捐輸

轉載自：雲南法制報

晚清時期雲南出了一位「販夫」而家貲巨萬，「富甲全滇」，能以財力急國家之難，且熱心公益事業的企業家──王熾。

王熾字興齊（一八三六──一九○三），彌勒縣虹溪人，他從小行商起家，五十年間，勤勞致富，所設商號遍及滇、川、黔、冀和兩粵、兩湖、上海、北京等省市，他的事跡，頗類于近代浙江巨商胡雪岩，而其識見和行事，卻又高出胡氏，在雲南近代史上，留下了令人矚目的一頁。

貧家之子，經商發家

道光十六年（一八三六）四月，王熾生於廣西直隸州西彌勒縣虹溪十八寨村一個沒落的武將家庭。父兄早亡，依靠母親手工紡織，維持家庭生活，長大成人後，母親變賣了全部值錢的首飾衣服，湊得二十兩銀子，讓他學著經商。

王熾有了本錢，決定購買土布，南下販遠到竹園、婆兮，再從那裡販糖回鄉。由於他吃苦耐勞，節儉樸素，幾年間就積攬得紋銀百錢，隨著資金的增值，他擴大了經營項目和範圍，跟隨馬幫，往返販運土雜貨於臨安（建水）府屬各州縣和彌勒家鄉之間。咸豐五年（一八五五）王熾二十歲時，他們的家已經成為小康之家。此後六、七年間，在波瀾壯闊的滇南回民起義中，由於他常處在臨安府，結識了不少回族弟兄，他的商業活動得以照常經營，當義軍進入他的家鄉時，他既有過出資訓練鄉勇，衛村保家的行動，也有過向義軍首領「牛酒為壽」，相約不相侵犯的舉措，當局見他有謀有勇，打算授他游擊守備的軍職，讓他組訓軍隊，鎮壓起義軍。他以自己不會做官為藉口，婉言推拒。同治二年（一八六三）前後，他隨身攜帶四五百兩銀子，繞道離滇赴川，尋求新的發展。

過去的年代雲南人大都因循守舊，寧願守在家鄉過窮日子，不願離滇尋求出路，對那些敢於出川的人，民間都很誇讚！

其能幹、有作為。而王熾也真的由於「出川」而闖出大局面來了。

出川開號，開門不利

王熾到達重慶，開設了一個天順祥商號，四五百兩銀子的本錢，大生意不能做，但小買小賣就綽綽有餘了。他根據川西川南，交通梗塞，雲南物資短缺的特點，首先組織馬幫，就地購買川煙川豐，土產土染，販運回滇，他的三四十匹馬組成的馬幫，特別懸出「滇南王四」（王熾有兄三人，早故，他排行第四）的旗幟，由重慶向西南行經會理，進入滇境，沿途邊賣邊買，從中取利。

同治三年七月，王四馬幫由王熾親自押運，首途載貨回滇。

那時，川滇一帶民不聊生，匪盜蜂起，會理北方，昭覺、寧角之間，嘯聚著數以百計的「捧老二」，經常打劫經過商客，從昭覺南行不到二十里，山中就常出匪首「曾ㄠ爸」嘍囉三十多人。「馬鍋頭」（趕馬人）見來了土匪，四散逃命，只有王熾，屹立不動。

王熾為人精明，出行前，對沿途情況都詳加了解過，也知道「曾ㄠ爸」手下綠林客不時路劫。他當時的想法是，要創出番事業，就得不畏風險。如果前怕虎後怕狼，裹足不前，就沒有事業可言。何況風險如果善加利用，說不定還能化險為夷，順利行進。自然，他並非先知先覺者，這次出行，也存著僥倖碰不到匪徒心理。但現在，真的遇到土匪，便得隨機應變了！

王熾故作鎮靜，迎向一個腰插利刃，正在牽馬的「捧老二」。此人見王熾走向自己，初則大聲吆喝，繼則拔刀相向。王熾當下告訴土匪，他正是來會曾ㄠ爸的，既然有幸遇上ㄠ爸的弟兄，那就相煩帶路，連同全部馬馱，一道去拜會ㄠ爸。

土匪見王熾赤手空拳，估量不會出岔，便帶領王熾進山去見匪首曾ㄠ爸。

身入匪穴，因禍得福

曾某聽說有人隻身求見，感到十分詫異。立即在鴉片床邊會見王熾。

王熾從容不迫，訴說自己由滇入川，打算經營馬幫，謀求糊口。因聞曾么爸講義氣，特意首批辦了點土貨，前來拜會，望予笑納，說完深了一揖。

曾某聽他這樣說，請王熾坐下敘話，當時彼此談得十分相投，待到告辭時，曾ㄠ爸說，王老闆既出於一片誠心，土貨他收下一半，作為弟兄們的犒賞，其餘的連同空馬，依然發還。而且還進一步表示，他得關照手下，今後見到插有「王四馬幫」旗幟馱馬，一律不准侵犯。

王熾憑自己的機智，保住了一半貨物。而且因禍得福，此後，他的馬幫路過川西南時，竟真的沒有再受匪禍！

這件事在重慶傳開後，川幫中也有人托王熾馬幫在川、滇往返運貨，厚計運價。就這樣，王熾的生意越做越大，馬幫中也請了辦庶務和管帳的先生。

資本積累逐步增多後，王熾在重慶買了房子，認真地掛出了天順祥的招牌。當時，雲南財主們避戰入川的不少，王四馬幫坐地開號的事鼓舞了他們，願意出錢入股分紅的人也有了。

資金來源不愁，業務逐日擴大。王熾不久便在敘府，雲南府城昆明增設了分號。

天順祥的業務主要在四川開發，是四川的名牌商號，它在昆明的分號，卻沒有一帆風順，在業務開展並不順利的情況下，並不眷念雲南省城，相反，卻關閉了天順祥滇分號，集中資本和精力，致力於四川的經營。

巨額白銀，坦然借出

天順祥除進行土雜貨貿易外，也兼辦匯款業務，因信用昭著，委託該號匯兌的客戶很多。以王熾待人誠懇坦率，商界中有著不少彼此信任的朋友，互相支援，為開展匯兌事業，打下了堅實的基礎。

同治末年，川東道一次需向四川布政司解繳白銀二萬兩，一時無法湊足全數，道署厲官在重慶向川部洽借，沒有一家願意借給。後來找到天順祥，王熾答應全數借給，不要利息。

這種事發生後，天順祥的聲譽大噪，官府也知道王熾是個有見識的奇商，府州官員都樂於登門候教，和他往來。

光緒六年（一八八○）新任四川鹽茶道員唐炯，為改善川鹽生產設備，需要八萬兩銀子，由於布政司庫存無銀可撥，只得到重慶向商界洽借。

一般富商認為：鹽茶道借款，全省鹽井都可以算得擔保品，但發展鹽務，並非三年五年可以見效。何時能收回本金，遙遙無期。大家都不願擔受風險，貿然借八萬紋銀。

道署委員詹海槎是雲南人，找到王熾，說明借款本意，請他相助，王熾立即應允，表示七天之內，設法湊足八萬兩白銀，交由鹽茶道使用。這時，天順祥的資本雖比較雄厚，但一次拿出八萬兩還是有困難的。第二天，王熾就奔四處求貸，果然在一週之內，湊足八萬借給鹽茶道。

唐炯聽說滇幫借出了銀子，大喜過望，設宴邀請王熾。席間，讚揚他急公好義，同時也告訴他，生意人的錢，貴在流通。鹽道借款，也並非「長把傘」，歸還無期，等年底各鹽井解交鹽課，就盡量歸還借款，照付利息。

王熾借款給鹽茶道，不是為了巴結官府，有所企求。他的主導思想，在於由經營川鹽運滇銷售過程中，看出川鹽在滇受到歡迎，一般人家不僅以為調味品，而且還當清熱藥用。而雲南鹽政，對省內鹽井的供應地點，都有明確規定，常供不應求，他願支持四川發展食鹽生產，是從長遠的運售利益著眼。同時，也有顯示自己和一般生意人見識不同的用意。

後來，借款如期收回，利息不少一厘，王熾在官商兩界的聲譽也因此而大為提高，這都是萬金難買的。

兼辦票號，回鄉開業

清末，郵政開辦以前，國內沒有公辦匯兌機構，官商匯款，都依靠專營存款和匯款的票號辦理。在川幫票號友人勸說下，王熾鑒於川滇等地，舉人入京會試或候選，所需銀兩都就地找票號匯出，匯費一般在百分之二、三間。特別是雲南，當時僅有贛班寶豐、浙幫興順等四、五家。如果開設票號，頗有發展前途。於是，天順祥增加了匯兌業務，在北京、上海兩地也開起了天順祥分店，後來由於業務日益擴大，廣西、廣東、貴州、湖廣等地，也相繼設起了分號。

與此同時，王熾又想回滇設號，當初，天順祥滇號的關閉，雖說是由於時局動盪，然而，和競爭不過歷史較久的滇西幫也不無關係。這次他在雲南府城開設的商號叫同慶豐商號，除運銷貨物外，兼辦匯款存款業務。實際上，依然是天順祥的分號。

省外天順祥也好，省內同慶豐也罷，都把信用放在首位，接待顧客誠實不欺，到光緒初年，王熾已成為雲南巨富之一。正如雲南學者陳榮昌所說「十年而富，二十年而大富，富將王侯」（虹溪王君墓表）。

中法戰爭，勇赴國難

昆明同慶豐開業後，王熾從此以雲南作為「大本營」。雖說經常往來川滇，有時還到京、滬去住上幾天，但以留住昆明和故鄉虹溪的時間為多。

光緒九年，中法戰爭爆發，法國侵略軍由越南河內北進，企圖佔領全越和滇、桂邊地，雲貴總督岑毓英奉命率軍出鎮南關，駐守越南所屬山西境內。次年正月，滇軍到達興化，由於東路桂軍接戰失利，滇軍缺乏糧餉退屯保勝。岑毓英以未奉旨即撤退，受到降兩級的處分。

唐炯此時已升任雲南布政使，原率滇軍駐防越南北圻。岑毓英出關後，命他急速回滇籌糧。

法軍侵越的消息傳到雲南，激起了全省民眾的義憤，要求保鄉衛國，出越抗法。然而，省城一些富商巨賈，認為法國在越南得手，雲南也岌岌可危，紛紛準備出逃。因此，唐炯向他們借餉時二沒有一個肯解囊相助，以急國難。

王熾認識到國事危急，無鄉則無我，於是主動找到唐炯，表示願意借銀助餉，詢問要多少銀子，才能濟急。

唐炯見王熾居住雲南省城，大喜過望，說是初步估算，需銀六十萬兩，他還以為王熾拿不出這許多，誰知王熾一口應承，同時說明，軍情急如火，三天內他就可以全數借出，如果現銀湊不足，那就以同慶豐發行的小額銀票代替，發給士兵作為餉銀，不日凱旋，在蒙自同慶豐分號和省城總號，都能憑票兌現。

有了王熾的幫助，滇軍缺乏糧餉的問題得以順利解決。光緒十年七月，在黑旗軍配合下，滇軍反攻，連克越南鎮安、清波諸縣，接著大敗侵略法軍於宣光、臨洮，進逼山西、河內，東線桂軍也取得了諒山大捷。

此時，清廷正和法國議和，居然在軍事獲勝的情況下，糊裡糊塗地簽訂了「中法簡明條約」。停戰撤兵。

借餉防亂，錢貴流通

越境局勢日益嚴重的時刻，清廷曾命病假中的湖南提督鮑超，率部隊南下，駐防滇邊馬白關外，警戒邊疆，防止法軍乘虛犯境。

鮑超久經戰陣，是清王朝的名將，曾因鎮壓太平天國革命有功，被封為一等子爵。中法停戰後，奉命撤防返回原籍四川。

鮑超軍強悍，因為白銀不繼，已經發生過掠民事件。鮑超也無法約束，風聲外傳後，王熾正住在十八寨家中，考慮到鮑超將取道雲南四川，搶掠行為勢不可免，將給雲南百姓帶來深重的禍患，他憂心仲仲，攜帶著五千兩銀子和一些銀票，南行到開化（文山），在途中迎候鮑超。

鮑超籍貫四川，當然知道天順祥的歷史，聽說王熾前來借讓，吃了一驚，兩人會面後，鮑超問他，彼此素無往來，慷慨借銀助軍，有什麼意圖？

王熾坦率地告訴他，軍隊缺餉，必將為亂，兵亂則傷國，得餉則亂止。邊說邊從身邊掏出文制錢，放在茶几上，用手指著「通寶」兩個字說：錢貴在流通，方能成寶。有錢不願流通，那就成為守財奴了。何況借銀防亂，能避免發生兵亂騷擾地方，何樂不為？

這番言論，使鮑超深深贊服，向他借了現銀，解決了糧餉的問題，也借了面額一兩，五錢的銀票，作為發餉之用。鮑軍多為川人，因慶豐的銀票可在雲南兌現，到四川同樣可以照兌，全軍士兵樂於接受，鮑軍因此順利的撤出了雲南。

唐炯後來調任雲南礦務大臣，派王熾為礦務公司總辦。王先後墊白銀十萬兩作為基金。策劃開發滇省礦業，並建議仿照國外公司法，組銅務局，開發會澤府的銅礦，又投巨資創辦耀龍電力公司（為我國第一座水力發電廠）。一時成為「富甲全滇」的企業家。

致富之後，不忘公益

光緒中期，瀘州跨江大木橋被水沖塌，作為「滇黔北來之中」的瀘州，只能依靠木船過江、商旅行人，大感不便。王熾得知此事表示願意出錢修築一座跨江鐵索橋，而且說建就建，僱請工役，準備材料，在地方人士的協助下，終於建成鐵橋。

王熾的義舉震動了四川，經川督劉秉璋題奏，清廷特賞以王家三代一品封典。地方為之建坊旌功，在川宦遊的雲南釗川人趙藩為牌坊題聯：

一品服三代崇封，前培其派，後食其報

千尺橋萬年利涉，人享厥逸，已任厥勞

光緒二十二年（一八九六），王熾故鄉橫跨盤江的大橋被水沖毀，為了一勞永逸，王熾再次捐資興建盤江鐵索橋，二十四年，鐵橋修成後，經雲貴總督崧蕃等申報入朝，王熾妻李氏又得封一品夫人，他本人也得到受賞花翎並授任二品銜的候選道員。

王熾一生；不當守財奴，除了捐資興辦公益事業，還在故鄉重建虹溪書院，捐置學田，興學齊才，賙貧濟苦，修橋鋪路，做了不少好事，本文不再一一贅舉。

光緒二十九年（一九○三）十一月，王熾病故昆明，縱觀化畢生事業成功之道，除了他本人精明幹練，具有遠見，重視誠實信用之處，和他的善於用人，和能商號員工，同甘共苦，賞罰嚴明的經商之道也是分不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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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附雷萬鈞先生輯

王熾的故事

一、百燈夜送十萬銀：

王熾（一八三六──一九○三）是清代同緒年間雲南首富，彌勒人氏，發跡重慶，後在昆明設「同慶豐總號」，外埠分號皆叫「天順祥」，遍及國內各大商埠、香港，海防也有分號。

大約同治十二年（一八七三年）貴州遵義人唐炯奉命督辦四川鹽務，急需十萬兩，向重慶各票號借款，無人敢應者。熾聞之，請同鄉張海槎《昆明人，在渝任鹽務委員，與唐相識）面告願借此款。唐大涼曰：「天順祥乃生意字號，曷敢任之，爾去領來，再作決定。次日王、張往見，唐再三詢問有無把握，熾表示不出十天，一次交足。回號清點不敷之數，以辦貨款，密向山西幫票號及同行商借，果於八天內全部湊足，仍請海搓面報，今晚八點送到。

王熾事前已派人做好紙燈籠百照，每照皆大書天順祥三字，是晚雇挑夫百名，每挑裝錢一千兩，並掛燈籠一照，前面有天順祥字號的大紅紗燈兩對引路，鼓鑼齊鳴，由王熾親自率領送往唐大人官邸。所經之處，觀者摩肩接踵，途為之塞，一時轟動山城。自此熾身價更高，商場往來更密。

二、籌巨餉抗侵略：

清光緒九年（一八八三年）法國出兵越南，因唇齒相依關係，清廷命雲南巡撫岑毓英督師出關救援。軍情緊急，需餉甚巨，岑向昆明各匯號月借餉錢六萬兩，無敢應者，獨王熾挺身往見，岑問「此係軍餉大事，萬不能誤，爾既有此膽量，辦法何在，可試言之。王熾即由衣袋中取出制銀一枚，置案上。岑大怒，以為戲已，命將熾拉出劈之。熾神態自若曰：「請公息怒，容我一言。」幕僚亦紛紛勸阻，岑曰：本撫倒要聽聽你有何高見。熾指桌上制錢，問有何字？岑謂無非「通寶」二字。熾曰：錢乃寶也，寶貴流通，如何使之流通，我擬隨軍設辦事處，由本號印發銀票，見票兌銀，資金商民負全責，絕無貽誤，如有貽誤，願受軍法。岑聞後大喜，重新以禮相見。暢談甚久，遂委以籌餉重任。

王熾即用同慶豐號名印發十兩、五兩、三、二兩或幾錢不等面值銀票，既便出征將士攜帶，如有需要也可向隨軍辦事處或昆明、蒙自同慶豐兌取現銀，戰事結束，岑毓英回昆，緊握熾手曰：「無子力，吾事幾不辦。」贈在越捕獲幼虎一隻，賜「急公好義」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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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

一、「滇商名人王熾」一文，原載於一九九五年六月廿日雲南法制報，特陳載以供同鄉先進研參。

二、上文由王熾侄孫王檢於民國八十五年五月返鄉探親時所蒐集抄錄攜台提供本刊。

三、有關王熾一生經商致富及樂施好善，勇於捐輸之義行，史蹟資料記載甚多，如雲南昆明市圖書館、縣諸檔案均有史料可供研究參考，據聞現雲南大學經濟系所，已組成研究小組蒐集各項資料，從事研究工作。

四、「王興齋行狀」一文，係由山東提學史陳榮昌（一八六○──一九三五）於辛亥春所書並填諱，經遺失近廿年，始於今一九九六年八月尋獲，完整如初，因限於篇幅無法刊出，下期繼刊，以供參研，「王興齋在清末經營的南幫票號──同慶豐天順祥簡史」另擇期續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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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收錄於《雲南文獻》第26期；民國85年12月25日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