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興齋在清末經營的南幫票號──同慶豐、天順祥簡史

陳鶴峰

前言

經濟史是一門極為重要的科學。在當前新的歷史時期，經濟建設已提到首要的地位，為了適應時代的需要，研究和編寫我省經濟史，對經濟發展有著重要意義，是一件不容忽視的事。

我省民族商業資本，到清末日益發展和擴大，同慶豐、天順祥的創設是其顯著的代表，有必要為他寫一簡史。該號系雲南廣西州（即今之瀘西縣及彌勒縣）十八寨（即今彌勒縣虹溪鎮）人王興齋（名王熾）所創設。總號設於昆明，名曰同慶豐，分號設於外埠，名曰天順祥。在清同治，光緒年間盛極一時，其歷史之悠久，營業之發達，信用之昭著，分布之廣闊（全國各大城市如北京、上海、漢口、廣州、九江、西安、濟南、重慶、敘府、成都、開封、長沙、南寧、貴陽、瀘州、福州、太原等地均有分號。當時全國共有十八省，該號已佔十五省，僅四川一省即設有分號四處，幾遍全國。在國外則香港有號，海防有代理處）。在當時全國商界中屆一指，凡提及王興齋三字，幾乎無人不知，該號之創設，對當時國內金融之流通、經濟之活躍、商業之繁榮、匯市之便利，達到一定之作用，但關於王興齋設號經過及該號數十年來的營業狀況，事隔多年，知者甚少，且傳說不一，多屬附會虛構之辭，而現在號中管事伙友均已作古，尤難訪問瞭解，設不於此時做好搶救工作，竭力搜求有關資料，並向各方面老年人士深入瞭解訪問，作成一較有系統之敘述，則以後再隔若干年，老成凋謝，該號史料無法著筆，將難於彌補。作者與王府有世誼兼親誼，王天船（名王楫）先生係王興齋之長孫，王小齋（名王鴻圖）之長子，平日常聞其談及乃祖設號經過，言之甚詳，並出示其保存之少許有關材料（此項資料據天船談及在十年浩劫中被紅衛兵抄家已遺失），由於作者水準低，掌握資料不多，內容錯誤和不足之處，在所難免，敬希讀者及熟悉該號情況的人士先進給予補充和教正，以匡不逮，是所至盼。

一、王興齋身世

王熾字昌國，號興齋。其先世原居應天府（今雲南京）山陽縣柳樹灣石門坎（該地在今南京中華門外），民國三十六年王天船到南京時，曾經親往其地訪問，據當地老農說，此地即系明太祖時代之兵營，明初沭英奉命征滇（一五三八年），所帶指揮官共十八人，第十八指揮官王××（名字已難查考）即系興齋之遠祖，隨同流英來滇，滇亂平，沭英續留雲南，實行屯兵務農的政策，帶來雲兵分別派往各地屯墾，王××封于廣西州彌勒虹溪，因王係第十八指揮官，故所住之地稱十八寨，王姓自此世居該地。興齋過去曾修過宗譜一份，存於虹溪祠堂，記載甚詳，以後虹溪匪亂（彼時天船約有七、八歲），祠堂被毀，宗譜亦被焚，故詳情無從查考，據說王姓這友人系分散於師宗、羅平、瀘西、彌勒等縣。父名勛業，有子四，興齋其季也。父及三兄均早故，家計甚窘，賴母紡織以謀生，興齋遂棄儒習賈，毀其母首飾等件，得銀十餘兩，作小本，貿易於婆分間，由於其善於經營，不數年家稍裕。

二、組織鄉勇　保衛桑梓

咸豐丙辰（一八五六）雲南回民起義，各處盜賊蜂起，十八寨亦岌岌可危。興齋乃將貿易所得，招集鄉勇，組織一部份力量，保衛桑梓。不數月資罄，乃於辦公之餘，仍兼營貿易，徒步往來於附近卅縣之間，或繞敵營而過，或親冒失石而行，不避險阻，屢瀕於危，所獲之利，即作軍餉。時婆分興竹園回眾相聯絡，圍攻十八寨，興齋牽鄉勇擊退，桑梓得以保全，從此興齋之名大著。既而敵復來，且甚眾，興齋見勢不支，仍牽牛擔酒，親赴臨安馬雲峰（即馬如龍）營，為其母祝壽，雲峰大喜，召飲興談，大為賞識，以英雄視之。興齋秉間言來意在弭兵，遂興鳥議和，梓里轉危為安。嗣州城戒嚴，勢甚危，刺史密召救援，興齋聞命帶鄉勇三、四十人奔至而城已陷，興齋呼城入，向頭目曉以大義，令速退，不允當死哉，頭目素聞興齋名，知不能抗，遂擁眾去，州城危而復安興齋之力也，後又解彌勒，普朋各處之圍，皆自備軍糧，至此名益著，而所獲之資漸晝矣。當道以興齋歷年勞績卓著，奏保武職，又委辦廣西四屬安撫事，皆宜辭不受。

三、天順祥發祥地│重慶

清同治四年（一八六五），雲南地方亂事稍平，興齋素抱雄心，有志遠方，適值川亂，乃率鄉子弟赴川投效，抵敘府，聞蜀亂平，遂決心就川貿易。赴重慶，見該地商業繁盛，為水陸交通要衝，條件尚優，宜于設莊貿易。且因初到之時，見一大魚擺於桌上，興齋即暗自喜曰：此乃吉慶有餘之兆，或發祥即在此地也。因取號曰天順祥。由滇省帶來之人，擇其老成諳練者留渝隨同貿易，其不相宜者則給資遣散回籍。彼時興齋資本不過數百金，難敷周轉，適值滇省富戶逃難在渝者甚多，平日對興齋極信任，於是有借助資金者，有托寄銀兩回家者，共籌獲千金，因而資金問題得到順利解決。乃在渝正式設立天順祥字號，開始營業，（在未正式設立天順祥之前，興齋由重慶帶鄉勇趕馬幫回滇，有該地某大商人委托興齋押運貨物一批來滇，行至途中，被匪攔劫，興齋甚機智，思得一計，親往見其頭目，告以此批貨物係某商人因慕頭目之名，特托其帶送頭目者。頭目聞之大喜，告知興齋當飭其所部，以後途中見有王四（興齋係行四）旗幟的馬幫即予放行，決不為難，並當面轉告其他同伙者。興齋回渝後，某商人得悉此種情況，認為興齋機智，應付得宜，以後多次托興齋押運大宗貨物來滇，途中得以暢行無阻。興齋在渝籌備設號時，某商人曾助以資金）。並於敘府設立分莊，派孔孝綱為管事，重慶則由席茂之、王佐、姜大有等人負責，興齋親自趕馬幫運貨回滇，駐於公盛行，將天順祥招牌附設該號內。自此重慶、敘府、昆明均有分號，由四川辦貨來滇，又由滇辦貨運川，絡繹不絕，興齋本人則來往於滇川之間，戊辰年（同治七年一八六八年）滇亂大作，省城被圍，捐榆逼迫，無法應付，當時天順祥雖在滇設號，但頗受當時西幫在滇之各莊打擊，乃將昆明之莊收束赴渝。此後貨物之運往敘府、昭通兩地估賣，由於興齋經營得法，億則屢中，生意做得活，業務日益發達，不數年間獲資甚巨，天順祥之名日更顯著矣。

四、在商場大顯身手

其次，川道東庫急需解款三萬金，向重慶各匯號挪借，均無應者，興齋慨然應之。川東道姚某大奇之，勸其開設匯號，興齋頗以為然。又某次唐鄂生中丞（名唐烔，號鄂生，貴州遵義人，道光舉人，曾任雲南巡撫）奉命來滇，督辦川省鹽務，急需銀十萬兩，向重慶各票號商借，亦無應者，因數字既大，不易籌足，且恐墊出之後，將來還款有問題也。興齋聞此事，請同鄉張海槎（昆明人，當時在重慶任鹽務委員與唐鄂生相識）面告唐鄂生願借此款。唐聞之大駭曰：各大票號均不敢承認，伊乃一生意字號，曷敢任之，爾去請他來，吾見一面，方能決定。次日海槎、興齋同去見唐，唐以優禮待之，再三詢問其有無把握，興齋毅然表示，不出十天即可一次交足，決無問題。唐大喜，惟匯費每百兩只給銀三兩，興齋亦無異言，回號後清點號上存款，不敷之數，以辦貨需款為詞，密向西幫票號，生意幫及同鄉富有者商借，因興齋平日信用昭著，故有求必應，果然在八天內即將銀十萬兩全數湊足，仍請張海槎面報唐鄂生，王興齋之銀十萬兩、是今晚八點送到。興齋先已做好紙燈籠一百盞，每盞皆寫天順祥字號，是晚雇挑夫一百名，每挑裝銀一千兩，並掛燈籠一盞，共計一百挑，由興齋親自率領前往。重慶係一山城，街道忽高忽低，經過之處觀望者摩肩接踵，途為之塞，一時轟動全城，人人稱奇，自經此舉，興齋身價百倍，名更顯著，興官府，商場來往日益增多，有存放銀兩者，有向客幫買貨只須訂期盤而不必先付現款者，得心應手，一帆風順，為今後營業上之發展創造了有利條件，打下了牢固的基礎。

五、從經營貿易到添設票號

票號主要業務是辦理存款和匯兌，始創於山西太原，陸續推行全國，最盛時期在清光緒中葉以後，清末在昆明設票號者有山西幫之百川通、寶豐隆，浙江幫之乾盛京、盈泰興等家。本省設票號者有同慶豐（即天順祥）、興順和等家。此外又有以商號而兼營票號業務者有福春恒、雲豐祥、茂延記等家。當時在雲南票號不論外幫及本地幫應推同慶豐、天順祥為首，茲將王興齋從經營貿易到添設票號經過情形略述如後：

興齋自借墊川東道庫巨款三萬金後，川東道姚某勸其開設匯號，以應當時各方面需要。同時重慶乾盛京管事孟××與興齋相好，亦力主添設匯號。興齋根據當時實際情況和有利條件，多方考慮，亦認為添設匯號大有前途。乃隨時向孟學習匯兌方面的經驗及有關匯兌業務規章制度，以作今後添設匯兌擴充業務之準備。興齋代唐鄂生所墊之款十萬金交唐後，即派管事席茂之帶領司事二人，持唐所發領款文憑赴京領兌，並決定在北京、上海兩地設莊，經營貿易兼辦匯兌。席茂之到京將款收獲後，即照興齋計劃在北京、上海分別設莊，正式成立天順祥，開始營業，並由上海領回重慶一部份墊款作還借款之用。此項借款皆訂三月歸還，但實際不到三月即已全部還清。由上海匯重慶每百兩得二兩匯費，此一件生意，除付息外，共有三千數百金之利，匯兌生意如此利厚，興齋更決心加以推廣。唐鄂生尤器重之，餉項鹽岸均委其兼辦。從此得公私方面信任，匯兌源源不絕，營業日益扶搖直上矣。

六、昆明同慶豐之設立

天順祥自添設匯兌以來，營業日益發達，國內重要商埠均陸續設號（至於何年何月在何處增設分號，因民國廾六年同慶豐本號號址電線走火焚燒，所有各號來往函件及一切帳冊，均遭焚毀，無從查考）。惟滇省乃家鄉根本之地，自戊辰年（同治七年│一八六八年）收莊後，停頓多年尚未恢復，是一憾事，興齋乃決心在昆明設號，積極物色可靠人才，以為己用。適有同鄉俞獻廷在渝，為人正直可靠而又精明幹練，能勝任匯號管事之職，因約其到滇籌辦設號。天順祥過去在昆明本設過分號，戊辰年（同治七年│一八六八年）因受官廳捐榆逼迫及當時西幫之打擊，不得已只好停辦。興齋在收莊赴渝時曾經發過誓言，天順祥永不來滇設莊，故此次在昆明設號，號以同慶豐三字為招牌，號名雖各有不同，而實際則天順祥，同慶豐同係一號也。昆明決定設號，對於股金之劃分有必要另加調整，興齋與俞獻廷、孔孝綱、席茂之諸人在渝商定辦法如下：最初在渝成立天順祥時，係興齋與孔孝綱、席茂之三人合伙，但孔、席兩人均無銀本，僅興齋－人有本，當時曾向外借過一部份資金！由於三人同心協力，營業有發展，每至年終結帳均有贏餘，但未定股數，視獲利多寡，作分配標準，獲利多則多分，獲利少則少分，彼此均無異言，現俞獻廷入號亦無銀本，來日方長，不能不訂一辦法，俾資遵守，以前之帳截至壬申年（同治十一年│一八七二年）止，告一段落，以後之帳，自癸酉年（同治十二年│一八七三年）起定為四十二股。孔孝綱分人力紅利十股，席茂之分人力紅利十股，俞獻廷分人力紅利十股，王興齋分十股、另提二股作酬勞號上職工之用，此分股之大概情況也。至業務仍以買賣貨物兼營匯兌為主，數年後統算大帳除開用外，可剩紅利銀即作銀本，以上辦法決定後，即照此進行。至滇號所需人才，由獻廷到滇挑選，如有品學兼優者，可以派渝量才使用，適有黃桂山老成練達，亦邀約進號，同俞獻廷由渝押運大宗貨物來滇設莊，到滇後，因原日在開設之公慎行已停業，乃租其原屋為號址，成立同慶豐，正式營業，自設立之後，又先後物色湯午橋、龔志卿、劉賡堂、李茂卿、趙潤、劉茂、劉榮、楊興、戚懷卿、張貴、胡得發等人先後進號，分別擔任書啓、帳務、銀錢、趕場、押運等職務，由於獻廷善於交際，與各方接洽連絡，當時江蘇協滇餉銀每年十萬兩，委托該號辦理，派黃桂山到江蘇坐收，陸續收陸續解，得此巨款週轉，對該號之營業收到長袖善舞之效矣。

七、中法戰役墊鉅款作軍餉

清光緒九年（一八八三年），法人出兵犯越南，清廷以越南久列藩國，不能坐視不救，命雲南巡撫岑毓英督師出關救援，並派鮑超來滇協助。當時軍情緊急，需餉甚巨，岑毓英飭昆明各匯號月借餉銀六萬兩，皆以為難，無敢應者，興齋挺身而出，往見岑、鮑二人，毅然獨往，其中有一小插曲，略敘於下：興齋初見岑毓英時，辦法何在，岑問，此係軍餉大事，萬不能誤，爾既有此膽量承認，辦法何在，可試言之。興齋當即由衣袋中取出制錢一文，置於案上。岑大怒，以為戲己也，命將興齋牽出劈之。興齋當時神色自若，極為鎮定，謂岑曰。請公息怒，容我一言，旁坐之人亦有相勸者，岑曰：好！我倒要聽聽你有怎樣講的。興齋指桌上之錢請岑一看，錢上有什麼字。岑謂錢上有「通寶」二字。興齋曰：「錢乃寶也，寶貴流通，始便接濟，否則即失去通寶本意，如何使之流通，我擬隨軍設辦事處，由本記印發銀票，見票兌銀，資金由我負全責，請公放心，絕無貽誤，如有貽誤，願受軍法懲處。岑聞之大喜，以禮相見，暢談甚久，遂決定將此重任委托興齋辦理。時有某巨公與岑毓英有隙，使人怵以危辭，戒無應，興齋不可，曰：設餉銀不繼，兵勇嘩潰，大局將不可收拾。越與吾滇唇齒相依，越亡滇亦不保，區區私財尚有何耶？足先後墊軍餉六十餘萬兩金。此項墊餉，為了出征部隊攜帶方便，由同慶豐印發臨時銀票，票面金額分為十兩、五兩、三、二兩或幾錢不等，持此銀票，可向昆明、蒙自兩地同慶豐號兌取現銀。此外，並派有隨軍辦事處，便於兌收銀票，由於同慶豐信用昭著；見票即兌，故人多皆樂用。戰事結束後，岑毓英返滇，據興齋手曰：「微子力，吾事幾不辦」。並贈由越捕獲之幼虎一隻作為見儀，賜額曰「急公好義」。厥後鮑超在裁撤兵勇時餉復拮据，興齋多方籌款解往曲靖，始將兵勇餉糧發清，遣散回里，鮑超感激之餘，為賜額曰「義重指困」。此次戰役經數次激戰，卒將法兵擊退，使外人不敢輕視中國，意義至為重大。興齋以一商人能明大義，識大體，毅然借墊鉅款作軍餉，與法帝國主義作鬥爭，愛國熱忱，實屬可風，興齋一生事跡，我認為此一端大可取也。

八、天順祥、同慶豐極盛時期

天順祥、同慶豐自創設以來，業務蒸蒸日上，特別是兼營匯兌以來，由於該號信用昭著，自墊軍餉之後，興齋身價倍增，與官方往來甚眾，所有成都協餉、瀘州協餉、江蘇協餉、北京協餉概歸領匯、匯兌日繁，買賣貨物，不暇兼顧，乃停止貿易來做匯兌，資金日益雄厚，範圍日益擴大，所設之號，遍及全國，並開到海外，儼然執全國商界牛耳，天順祥、同慶豐能享數十年盛名，終興齋之世而不袞，是與其人之善於廣攬人才，知人善任，用人不疑分不開的。興齋自設號以來，先後延致人才在數百人之多，其中得力之人有李耀廷、孔孝綱、席茂之、俞獻廷、陳曼堂諸人。次則有王佐、姜大有、黃挂山、于懷清、湯午橋、龔志卿、劉賡堂、張貴、胡得發、胡文廷、趙和卿、王亦舫、方聚春、王靜齋、王一侖、劉菊生、王敬臣、趙典三、王頤齋、丁子貞、倪賓谷、方恕齋、王繼善、馬玉書、何子泉、夏禹臣、徐香泉、王德齋、張陶卿、趙煥廷、張濟川等數百人，其他不勝列舉。茲舉下列一事，可以說明王興齋之求賢如渴，愛才如命。李耀廷，昭通縣人、原係敘府榮茂公伙友，其人老成練達，乃商界中之姣姣者，戊辰年（同治七年│一八六八年）興齋由昆明收莊赴渝，與榮茂公交涉，得識耀廷，一見如故，大為器重，彼時即有意約伊進號，因耀廷係榮茂公伙友，不便邀約，只好作罷，至庚辰年（光緒六年│一八八○年）孔孝綱由敘報渝，「榮茂公已收庄，耀廷托人推荐入號，但榮茂公生意有虧折，欠本紀（指天順祥）銀二千五百金，欠外款五千數百金，必須籌還欠款後方能脫身」等語，興齋接信後，當即覆孝綱信云：「欠本紀之款不必追討，言明由伊緩後歸還。至欠外之款本紀負責代認，不出五年還清，如債主允許，囑耀廷速將首尾事宜及帳務截清，即約伊進號，請伊速來渝面商」。孝綱接信後，將原信交與耀廷閱看，耀廷看後十分感動，與孝綱言：「我與興齋不過一面之交，對我為此厚愛，我將何以圖報知遇於萬一。」一月後，耀廷將原號上事務結束清楚，計欠天順祥銀二千五百七十兩，以後歸還。至欠外之五千兩，由天順祥負責代還，出字據交與榮茂公各欠戶收執。此兩柱欠款，後來在丙戍年（光緒十二年│一八八六年）及已丑年（光緒十五年│一八八九年）分別還清，耀廷即進號任職。休息月餘，來渝與興齋暢談，極得興齋歡心，認為李之精明練達在孔、席二人之上。並將股金重新劃分，因以前席茂之、孔孝綱、俞獻廷三人均無銀本入伙，由興齋每人分與人力紅利十股。今耀廷入號亦無銀本入伙，仍照分股利十股，興齋佔十股，公股佔二股，共計五十二股，將前帳截至已卯年止，告一結束。耀廷自庚辰年（光緒六年│一八八○年）進號，以後自該年起每三年算大帳一次，長則照分？抑者照抬，俟三年算帳後，所分紅利，除支用外，餘存之數即作本金，如存銀一千兩，下帳如分銀本紅利一股，存銀一萬兩，加分銀本紅利十股、一萬之外，縱有三、五萬均不能作銀本分紅，只能照算息銀，所存紅利不可妄用，使數帳以後，為人之根底加厚，號內之資本亦固，如存銀有虧，下帳既無銀本分紅。耀廷對此決定，認為合理合情，公私兼顧，感佩不已。興齋及耀廷等又親赴各埠各地如上海、漢口、長沙、北京等地，深入調查了解商業情形及各地風土人情，人民生活需要，結合實際情況，更將地制定規劃、因地制宜，把生意做得很活，因而加快了業務發展的步伐。

九、庚子之亂為清廷效力

庚子（光緒二十六年│一九○○年）之亂，西太后由北京出奔西安，一般王公大臣，由於平日利用權勢，極盡貪污剝削的能事，大都擁有鉅額資金，北京即不保，只有採取三十六計走為上計的一法，但攜帶鉅金，既感不便，且易發生危險，向京內各大商號存款均無敢收者。當時北京天順祥管事陳爰堂善於觀察當時形勢，毅然表示，該號願負責代存，於是王公大臣紛紛將鉅金存入該號，為數甚多，此時京城秩序混亂，物價暴跌，一般商店皆拋售貨物，改存現款，陳愛堂即利用王公大臣所存之款，以廉價購進大宗貨物，分存於北京之內外東西六城臨時所租房屋內，派專人負責保管。並與各保管人約定，如貨物有損失惟彼等是問！如無損失，俟亂事平息，售出貨物所得贏利，按照成數提百分之十作為保管人獎勵。不久，八國聯軍退出北京，地方秩序恢復，該號所保存之貨物陸續售出，獲利甚巨，對各保管人員亦按照前約給予獎勵。此舉說明同慶豐、天順祥之所以能發財致富，原因之一，由其善於結納官府，利用機會，然非有獨到的眼光和魄力不敢冒此大險也。

抓西太后逃到西安後，開用浩大，由國庫帶往之款很快用完，無法應付，乃由西安天順祥源源接濟，有求必應。由於以上各種原因，天順祥大得清廷信任，與官府交往頻繁，彼時北京之天順祥實際等於清廷之國庫也。西太后回京，對興齋大為賞識，下旨召見，因病未果，旋即逝世，由清廷賜於一品封典。在封建五朝時代，興齋以一商人能邀西太后之寵，在當時全國商界中尚屬罕見。

十、建立完整管理規章制度

光緒庚辰年（一八八○年），興齋接母噩耗，準備回籍奔喪，請李耀廷回渝代理號務。興齋攜眷返滇，將喪事辦畢，由十八寨│即現今之彌勒縣虹溪鎮│回省城，租華國寺巷房屋一晚居住，每日到號（在昆明為同慶豐）與俞獻廷籌商生意事。正擬擴充滇莊後再為回渝，不料獻廷一病不起，號務無人繼任，興齋不能不留滇主持，乃決定調李耀廷為渝號管事，坐鎮重慶，興齋坐鎮昆明，親身主持，以昆明滇號同慶豐為總號，總理各埠事務，以重慶為分號，分理外埠事務。凡外埠之管事，司事均由滇派出，飭令先到重慶與李耀廷晤面後，即由渝派往接事。滇號與埠匯兌，勿論收支均報渝號過帳，每月由滇開一總冊寄渝查對，如有不合即更正。凡號信只報匯兌及買賣貨物等事，至一切抽調接濟之事另以密信商酌辦理，遇有緊急要事皆專快信報聞。此外，在經營管理和公私股份劃分帳務處理各方面制訂了下列規章制度：

⒈號中伙友，無論新老，皆未入過銀本，均係根據任事之大小、學識之深淺，表現之情況，酌上人力紅利股，故不立合同。

⒉伙友已上人力紅利股，即無薪工酬勞，按以三年以上之股份紅利，加上一厘紅利股每月支三十兩，無利，餘則照加。

⒊司事進號，根據任事之繁簡，學識之深淺，表現之情況，酌給薪工，出外者則優給之，俟三年大帳，論功酬勞，酌給下帳薪工。

⒋伙友息銀存項週年以六厘加息，贏項以八厘加息，司事存款，贏項以八厘加息。

⒌各埠帳務，每年皆截至冬月底，詳細開列一冊，先寄渝號查閱後再寄滇號。每年臘月初一即為次年正月初一日，凡年帳不得過次年三月，即要報到滇號。

⒍三年大帳，各埠須將每年所長紅利，撥歸渝號管事支用，並由滇出外司事支用，由渝撥滇過帳。如由渝派出司事支用，須撥渝過帳，然後統由渝開算薪工支用手摺寄滇，以便酌送酬勞。其各埠三年所長紅利經渝號匯齊，一概撥滇過帳，並將帳冊寄滇。

⒎外埠司事之勤惰優劣，先由耀廷密開一單，預擬酬勞銀數，並加考語，吾見此單方好加減酬勞，功則嘉勉，過則加責，批於摺尾，以示獎懲。

⒏公股乃初成立之名，以後改為護本，此護本係每三年算大帳，除提分各伙友之外，下餘之數或數萬，或數十萬即撥為護本，或加入司事長支，或收得已銷舊帳，或加得客號鉅息，皆撥入護本，又或補各伙友息銀，給司事酬勞，皆由護本出帳或外埠撥來，應除則由護本除，應入則由護本入，有此護本存款，日積月累，散布各埠，則本號之根基將日益穩固，縱某埠有大損失，亦不致發生危險，興齋自決定此項辦法後，多年來行之有效，最顯著之例，為興齋病故後，由其長子小齋接辦，某年廣州天順祥因管事王鳳皋對業務處置失當，並受人欺騙，虧折數百萬金之多，以致廣州莊關閉。所幸虧折之數，均由各省分號調來護本，以資彌補，如無此項款護本，則此次之虧損將無法挽回，不僅廣州分號例閉，必致牽動大局，各分號均要蒙受巨大影響。但始終由於廣州分號之損失太大，致使天順祥，同慶豐元氣大傷，造成後來之一蹶不振，對廣州之用人不當，以致號務失敗，為主要之一原因。

同慶豐號址，原係租用公盛行上房，由於業務日益發達，地址狹窄，不敷應用，乃購獲三牌坊邱家巷（即今之昆明市正義路現已全拆除）孔鑒庵的住房三院，空地一塊，新蓋房屋一院，將該號遷入，興齋眷屬則遷入右側之舊屋居住。

昆明總號，自得興齋親自坐鎮主持，經營得法，業務飛躍發展，在國內各大城市陸續設分號。外埠各莊由於得所領各處協餉及銅本，每年在數百萬兩之多，抽調接濟，源源不絕，長袖善舞，扶搖直上。而重慶方面又得李耀廷坐鎮主持，北京方面又得陳慶堂當其重任，指揮籌謀得宜，應付裕如。人才方面經耀廷延攬入號者，自遲從吾（昭通人，名興周，號從吾）以次計百餘人。興齋在滇延攬入號者亦在數百人，人才濟濟，盛極一時，各埠管事司事在興齋及耀廷領導下，協力同心，團結一致，因而在管業上取得了極大成就，在此期間，同慶豐，天順祥在全國商業戰線上首屈一指。

十一、團結職工關心福利

興齋待人忠厚，關心職工，對號內職工福利之照顧，無微不至，凡進號任職之人，均發給單、夾、皮、棉四季衣服，每人並發給水靴一雙，方盒燈籠一罩，油紙傘一把，每晚由號上回家時得臘燭兩隻，一切細微之事，無不照顧週到。職工的住房多採係由號上以廉價分給。興齋每天三餐皆與號上先生同在一起吃，向不單獨吃，以示平等之意。職工有婚喪嫁娶事件，饋送從優，特別是有死亡，撫恤更屬備至，如滇號管事俞獻廷病故，除代料理喪葬並照分應得紅利外，又送酬勞銀六千兩。又如管事席茂之在漢口病故，派人將靈柩及全眷送回昆明，安葬於舊化寺後，並將其本人之帳結算清楚，所存之款，由號所買之房屋數院，照原價分售于其子席竹衣執契管業，除房價外，所餘之數，照數兌交竹衣收清。諸如此類，不勝枚舉。總之，凡在該號擔任職工者，對衣食住及身後問題，照顧週到，均可得到滿意解決，是故人皆懷德，盡忠職務，極積性大大鼓勵和提高了，緊緊地團結在興齋週圍，數十年來，該號業務之得以大有發展，此亦主要因素之一也。興齋待人寬厚，律己亦嚴，每日起居生活有一定規律，凡事以身作則，毫不苟且，處理號務，井井有條，從不沾染一般富商大賈之惡習。

十二、辦銅礦任總辦

光緒十三年（一八八七年）唐烔（號鄂生）任過雲南巡撫，在雲南做官多年，對銅政情況很熟悉，奉派來滇督辦礦務，成立礦務局，招商設股，組設礦務公司，奉派興齋充任公司總辦。十餘年來，苦心籌劃，不遺餘力，興齋先後所墊之款在數十萬金之多，當時鄉黨有諫阻者，以免將來受累。興齋以發展地方資源為重，明知事屬棘手，困難大，問題多，但決心全力以赴，不為所動，任勞任怨，毫不諉卸。唐烔對興齋倚如左右手，但結果成效不大，興齋死後，不久即停辦。

十三、創設興文當

雲南典當業以光緒十九年（一八九三年）成立之興文公當為最大。創辦人係前清鹽法道湯小秋及三迤士紳王熾（即王興齋）、羅瑞圖（護國中任過四川督軍羅佩金的祖父）、萬征衡、吳永安、呂德祥等人，資本來源，初創時由鹽道署厘金外銀款項下籌撥紋銀一萬五千兩，士紳王熾、吳永安各捐一千五百兩，共為一萬八千兩，當號設於本市三牌坊邱家巷同慶豐隔壁。此當號設立之目的，是為了振興地方教育文化及解決辦理地方公益事業籌款的困難。該當取名興文，故所辦之事著重在文化事業方面，如補助省城經正書院高材生膏火（即伙食）「該院係陳岷山先生建議創設，於光緒十七年（一八九一年）雲貴總督王文韶，巡撫譚鈞培興建，為當時滇省最高學府。設山長（即書院院長）一人，由督撫選聘，初為許廣文先生繼之者為陳榮昌（小圃先生），督學皆滇中名宿。在該院肄業者名曰高材生，均係三迤品學兼優的知名之士，有昆明李坤、錢用中、熊廷模、張學智、石屏表嘉穀，呈貢秦光正，瀘西陳度，晉寧宋嘉彥，蒙化饒重慶，大關吳良桐及余之先祖父陳西屏等九十多人」，及補助三迤進京會考者的旅費甘，對當時我省文化之振興，人材之培養，做到了很大的作用，與一般當飾的性質有所不同。

興文公當經過若干年後，積存有卷金費一筆公款，因在清朝帝制時代，雲南從未有人中過狀元，故決定將此款作為獎給本省中狀元者之用，以示鼓勵。後來石屏表嘉穀雖考中經濟特科第一名（經濟特科是光緒二十九年（一九○三年）特開的，應試者由各部院，各省督撫保送，考試要求是「通知時務」，只能算做半個狀元，故將此款以一半送表，一半蓋狀元樓（樓在今拓東路，現已拆除），樓上有匾題「大魁天下」四字。）此事乃係專制腐朽之滿清皇朝，用以麻醉當時一般讀書人士，竭畢生之力，熱衷於功名富貴，顯親揚名，光大名庭，科舉之害至深至巨。興文當雖以興文為名，但該號與普通一般以營利為目的當號，情況又有所不同，未可厚非，其可取之處：

第一、對振興文化，培植人材，辦理公益事業，不無裨益。

第二、當價較一般當戶可以提高。

第三、利息比一般的收得低。

第四、當期比一般的定得長（期滿如一時無力贖取，可以請予延長，限制不太嚴格）。

當時頗受人稱道，特別是為一般貧困戶所歡迎。民國成立以後，此當仍繼續經營，那時在北京、武昌等地讀書的學生，也每月得到一此資助。該當經過數十年的經營，歷史悠久，基礎穩固，信用良好，後來除經營當業外，也兼做存放業務，名為當號，實際上已帶有錢莊性質矣。

民國成立後，該當撥歸雲南實業廳管理，一九一四年改由雲南財政司管轄，中間經過幾次改變，由興文當改為興文官銀號，再改為興文銀行。改為興文銀行後，為雲南省政府所有，為當時雲南最有實力的地方銀行，彼時許多地方銀行遇到「頭寸」有問題，無法應付時，都向該行告急，因而有「小中央銀行」之稱。並與勸業、礦業、僑民、益華各銀行形成為雲南最大的一個集團。

十四、熱心公益，為人慷慨

興齋對辦理地方公益，不遺餘力，凡有所求，不論多寡，慷慨無吝色。在鄉里為捐資重建虹溪書院、虹溪試館、設義倉、興義塾、造盤江鐵索橋，在省城如設興文公當，牛痘局、施藥餌，並捐萬數金置房產送入卷金會，以其租息作三迤舉貢赴京資金，在遠方如庚子京師變亂，滇人居京乏食者籌款以濟之，山、陝災民甚眾，報效數千金賬濟之，癸卯臨安發生亂事，地方被蹂躪捐巨金以賬濟之，又由彌勒竹園購米百餘石運往發放，其他善舉甚多，不能一一列舉。興齋雖富有，然肯為人民為地方做好事，誠屬難能可貴，較諸一般巨商大賈，富而不仁，技一毛而利天下不為也之輩，不可以道里計也。

十五、王興齋主要特點

天順祥、同慶豐之所以獲得較大成就，是有其一定主客觀條件的因素，當時的客觀歷史條件和王興齋本人的主觀努力，互為影響，互起作用，從而在事業上取得了成功。興齋在創業中具有幾個方面的特點：

第一、知人善任，用人不疑；

第二、有眼光，有魄力；

第三、重信用，不說偽話，對人不欺；

第四、建立了一套完整的合理的規章制度；

第五、待人忠厚，當罰嚴明，團結職工，關心職工福利。

該號數十年來之所以能興旺發達，譽滿全國，取得很大成就，是與其本人的上述特點分不開的。同慶豐、天順祥之創設，其目的自是為了追求利潤，發財致富。同慶豐、天順祥發展的過程，反映了當時商業資本一般發展過程，該號主要業務除貿易外，是經營匯兌和存放款，由於興齋善於經營，八面玲瓏，上自西太后及王公大臣，督撫（為與雲貴總督岑毓英、雲南巡撫唐鄂生、湖南提督鮑超均有深交），藩台、臬台、司道等，下至各衙門均有來往，獨攬了全省協餉，丁賦、丁銀等收解專權，名利雙收，一舉數得。與河內總督及法國駐滇領事均有交往，與東方匯理銀行亦相互借款等等，舉此一、二端，可知其餘，但就其生平為人處事而言，自有其獨特之見地與可取之處。

結語

興齋於光緒二十九年（一九○三年）十一月七日卒於昆明，享年六十八歲，有子二，長鴻圖，字小齋；次堯圖，字幼齋。女三人，興齋死後，天順祥、同慶豐業務由長子小齋繼續經營。但小齋既無乃父之才幹，更無乃父之魄力，保守思想極重，且不善於用人，性復多疑，以致營業不振，相繼失敗，只好將各埠業務陸續收束，創業難，守業亦不易也。小齋雖遠不如乃父，但對地方公益事業，尚能熱心盡力而為，如創設耀龍電燈公司，為昆明創近代照明設備，盡了很大努力，作出貢獻。公司在宣統二年（一九一○年）一月成立，係官商合辦，股本總額二十五萬六千九百九十元，官股七萬六千五百八十元，商股十八萬零四百一十元，發電廠在石龍壩、這是我國最早的第一個水力發電站，比著名的東北豐滿水電站發電尚早廾七年。當時小齋任雲南商會總理，對公司的創辦，自始至終，任勞任怨，終於圓滿完成，為人民做了一件好事。

撰寫本文時，承王天船（名王楫，興齋長孫，小齋之子，現已去世）先生提供有關資料（多數珍貴資料均已散失），並承雲南大學歷史系及雲南省金融研究與各方人士給予大力支持，提供了許多寶貴意見，謹致以衷心的感謝。

---

【本文收錄於《雲南文獻》第28期；民國87年12月25日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