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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tle: 由騰衝教育看寸樹聲的教育實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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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pdated: "2023-11-27"
category: 雲南文獻全集目錄 / 第4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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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騰衝教育看寸樹聲的教育實踐

作者／劉春明

《兩年半的鄉村工作》一書，是寸樹聲先生於二十世紀四十年代返鄉施教的敘述與總結。

文章結構清新，語言樸實自然、生動流暢、議論精辟、理據充分、有說服力，讀起來讓人深思回味，意味無窮。這是一篇融會東西方教育理念的結晶之作，同時也可以說是寸樹聲先生教育實踐的經典之作，它體現了一個教育家對教育的深厚感情和執著的追求。

近幾年來，騰衝加強了騰越文化的宣傳力度，這當然是件好事。關於對寸樹聲先生的教育觀與教育實踐經驗的研究與出版，既是對騰越文化之研究，同時也是對騰衝教育思想的研究、繼承與發展。

自明代以來，為了邊防的安寧，中央朝廷採取了移民殖邊的果斷措施，特別是屯軍屯田，亦兵亦農，幾十萬大軍屯集邊城騰衝，可謂是歷史上的空前。據劉氏族譜《彭城春秋》記載，明洪武以來，僅劉氏落籍騰衝的屯軍將士後裔，到目前就已發展為三百四十二個支系，總人口達十餘萬人之多，而全縣各姓氏的屯軍將士的延襲人口，占全縣總人口的百分之八十以上。大量漢民族的遷入，不僅保障了騰衝地區邊土的安寧，而且給這裡帶來了豐富的中原文化與科技成果。由于中原文化與人才的輸入，大大促進了騰衝地區的政治、經濟、文化、教育、民風、民俗及生產、科技的全面改革和發展。

明正統十一年至十三年始建騰衝石城、城池的建立，進一步確立了騰衝政治、經濟、教育、文化的重要地位。明成化十六年，設廟學，建學宮；明弘治元年，創建「秀峰書院」；明嘉靖初年，改「秀峰書院」為「春秋書院」、「鳳山書院」；清康熙至道光年間，先後在城保、明朗、界頭、東練、和順、綺羅、界尾、大董、龍江、蒲窩、大西、北練、緬箐、瓦甸、小西、明光、古水、盞西、河西、清水、四彝莊、蠻東等鄉鎮創辦義學二十七所。清光緒九年，王承謨先生創辦私立「學館」於全仁街私宅，施教四十九年，培養學生二千餘人；光緒三十年，寸品揚先生在和順槐果樹創辦私立「明德學堂」，干崖土司刀京版、南甸土司襲緩均曾列其門牆；光緒三十三年，張礪先生在和順張家坡創辦「清河義學堂」，并開設緬語、英語教學；光緒末年，番綬昌、番國士父子在打苴創辦「育英館」；民國九年，楊春增先生在和順大莊創辦「弘農國學專修館」，歷經三十個春秋，培養學生六百餘人；民國二十六年，劉明德先生在城保創辦「淑九學堂」，學生來自城鄉各地，對騰衝的教育事業深有影響。清末民初，隨著全國教育體制的全面改革、中小學教育如雨後春筍，全縣創辦中學六所，職業學校一所，小學二○六所，幼稚園一所，全縣在校學生達三萬多人。這是騰衝戰前教育發展的基本狀況。

從上述資料可以說明，深厚的騰衝教育傳統，是寸樹聲先生立志鄉梓「棄大就小」，「棄內就邊」的根本原因，并非偶然。

我們再從戰前的教育思想來看，除了沿襲孔子教化的一整套學說之外，清朝末年，清廷學部公佈了「忠君、尊孔、尚公、尚武、尚實」的五端教育宗旨外，到了民國十八年，國民政府又公佈其宗旨為「中華民國之教育，根據三民主義，以充實人民生活，扶植社會生存，發展國民生計，延續民族生命為目的；務期民族獨立，民權普遍，民生發展，以促進世界大同」的訓令。并要求學生「明禮儀、知廉恥、厚忠孝、行仁義」。騰衝各學校遵從這一宗旨，普遍推行「四維」（禮、義、廉、恥）、「八德」（忠、孝、仁、愛、信、義、和、平）、「十二信條」（忠勇、孝順、仁愛、信義、和平、勤儉、節約、整潔、助人、服從、學問、有恆），以此作為經常教育學生的基本內容和準則。由於中原文化的輸入和延續，騰衝戰前的教育事業的發展在全省都很有影響，可見寸樹聲先生的教育實踐並非無源之水，無本之木，而是騰衝教育事業的繼承與發展。先生不僅延續了先輩們豐富的教育經驗，而且積累了國內外東西方的教育成果，即東方的孔子教育理論與西方的斯巴達尚武精神（註）兩者結合，構成他獨具特色的教育模式，並以創辦益群中學而付諸於實踐，這就是先生教育實踐的源泉所在。

寸樹聲先生不僅遵循古代東、西方之文明，而且就近代的孫中山先生之「三民主義」（即；民族主義、民權主義、民生主義）的建國方略為宗旨，作為一位全國知名的具有進步思想的民主戰士，在他的教育理念中集中體現了教育的民族性、教育的實踐性、教育的開放性、教育的社會性、教育的能動性和教育的迫切性的特點，形成了寸樹聲之教育體系。

一位高學歷的留日學生，一位最高學府的名牌教授，懷者對鄉梓的一往情深，毅然踏上返鄉的歸途，來到極邊之地騰衝，承擔起一個鄉村的中學校長，這是一般常人所難以理解的。然而，人們難以理解之處，正是先生之偉大所在。在他的五萬餘言的教育實踐總結中，將給我們以無數的啓迪和教誨，儘管歷經半個世紀後的今天，仍然具有普遍的指導意義。

從《兩年半的鄉村工作》中，使我感受最深的是先生強烈的民族意識。寸樹聲先生於一九一八年秋天，懷著振興國家、振興民族、振興鄉梓的大志赴日本九州帝國大學研讀政治經濟學十餘年。「九‧一八」事變後，他毅然拋妻別子離開日本回北平大學任教。他深感一個國家要擺脫貧窮和落後，最根本的原動力在於提高本民族的整體素質，提高民族素質的根本所在，又在於教育，而教育又必須從傳統的教育模式中解脫出來，實施一種最具時代性、最具民族性、最具實踐性的教育之坦途。這就是他多年來深思遠慮的結論。先生的夙願恰與家鄉人士之呼聲相吻合，這就是他決心返鄉創辦益群中學的基本思想，同時也是他後來的教育實踐的基本動力。

教育的實踐性與教育的社會性是寸樹聲先生教育理論與教育實踐區別於前人的基本點。通觀前人諸多辦學的大師們，他們雖也培養了不少優秀人才，其業績固然是令人景仰的。但從辦學的基本模式上看，都處於一種「唯教唯學」的傳統模式，而所培養的人才，則不得不受其教育理念的局限性。然而，寸樹聲先生所創辦的益群中學則與前人之辦學理念大相徑庭。他堅持開門辦學，教育與社會、教育與生產、教育與民生、教育與實踐緊密結合，走出一條前人未曾走過的路子。是他帶領學生成功試種小春；是他帶領學生開辟鄉村水利；是他帶領學生植樹造林；是他帶領學生改變鄉村衛生環境和消防安全；是他帶領學生挖游泳池、平體育場，為學生營造良好的學習環境等等，都在他的文中作了生動的記述。

寸樹聲先生的教育實踐與理論，最大限度地調動了學生學習的主動性、目的性和創造性，這是一個教育家的最偉大的收穫；一所鄉村中學，居然推動了鄉村生產、生活的改善，推動了社會的進步與繁榮，無疑也是偉大的收穫；一個鄉村中學的校長居然被廣大的民眾推舉為鄉長，這也是一件破天荒的奇跡……。

作為一個騰衝人，一個《兩年半的鄉村工作》的讀者，我深深為寸樹聲先生的精神所感動，也為和順益群中學的校風所感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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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收錄於《雲南文獻》第41期；民國100年12月25日出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