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適和魯迅

作者／李蒸民

胡適和魯迅，都是中國近代文化上的偉人，他們兩位，都各自對中國近代文化作了最重要、最偉大的貢獻，更具深遠廣大的影響；可以說，他們兩人的成就是各有千秋的。但是兩位的個性，迥然不同，魯迅罵胡適，不止一次；在他的筆下，每提到胡適，總是以輕蔑的口吻稱胡博士這樣，胡博士那樣。胡適則生性渾厚寬容，從來沒有罵過魯迅，文字提到過魯迅，對魯迅很尊重。

一九五八年，千家駒有一篇回憶胡適的文章（致唐德剛的一封信，曾在《傳記文學》發表），回憶他自己在一九三二年北京大學經濟系畢業時，胡適曾「自告奮勇，主動介紹我去陶孟和先生所主持的社會調查所工作……陶孟和是亦為五四新文化運動領導人之一，他對胡一向尊重，經胡一介紹，當然就成功了。但後來一打聽，我是北大學生會的一個頭頭。是北人著名的搗亂份子，可能是共產黨，陶先生便躇躊起來了，他又去問胡適，胡適回答陶說：『搗亂與做研究工作是兩碼事，會搗亂的人不一定做不好研究工作，況且一個研究機關，你怕他搗什麼亂呢？』經胡這麼一說，陶無話可說，於是我的工作便定下來了。」胡適的一生，像這類寬宏大度的事很多很多，很令人尊敬佩服。

大約已是二十年前，香港《大人》雜誌刊登幾篇文章，作者是當時知名的作家，也是胡的學生，我已不能記得其名，作者自述，曾受胡拜託，送物品給關於上海提籃橋監獄中的周作人。還記得好幾年前，讀過一篇上一次競選中華民國大總統，和李登輝、林洋港、陳履安是對手的彭明敏寫的一篇自敘文，記彭自己能到美國進修，全是賴胡適的大力相助。胡適像魯迅一樣惡毒地、尖酸刻薄地罵人，恐怕從未有過。

千家駒在回憶胡適的末段有云：「依我之見，胡適的洞察力，其深刻度遠不能與魯迅比。魯迅觀察問題之深刻，在現代文人中罕有其匹，胡則受杜威實驗主義哲學影響，難免流於浮淺。」千氏對胡、周兩位的這點說法，我也十分贊同。魯迅的個性，雖然十分尖刻而倔強，那時很多人都曾經被他罵過，提到林博士（語堂）、梅博士（蘭芳）都沒有好口氣。不過，他罵人，都一概不是為他的私怨，都是論述到社會或文化上的問題而罵。至於他和瞿秋白的關係，也是為了寫作、工作的關係而結為莫逆之交。瞿秋白一九一九在北京參加「五四」運動，與鄭振鐸等組織社會實進社，創辦《新社會》雜誌，一九二○年參加李大釗等發起組織的馬克思學說研究會①。一九二三年曾主編《新青年》雜誌。同年六月參加中共三大，主持起草工作。一九三一年後，在上海與魯迅等一起領導左翼革命文藝運動（同注①），瞿秋白編寫《蕭伯納在上海》一書，都是借用魯迅的筆名「樂雯」②。

魯迅一九三六年在上海逝世時，我曾從真茹（我就讀的大學）趕到滬西萬國殯儀館，忝列排隊長行，每四人一組，進入萬國殯儀館大禮堂前，最後瞻仰遺容，並行三鞠躬致敬，次日舉行安葬禮時，蔡元培、宋慶齡等曾致辭。

過後不久，我到萬國公墓的墓園遊玩，看到魯迅的墓地，只是在墓園的左側邊緣，佔一個單人床位的大小而已；而墓園中宋慶齡父母的墓地則佔地甚廣，比魯迅墓大數十倍之多，且建築宏偉，氣派非凡。那時，立那個大碑，下署六位鼎鼎大名的子女：宋子文、宋子安、宋子良、宋藹齡、宋慶齡、宋美齡，都還健在。

魯迅的墓已於一九五六年遷於東江灣路，全由花崗石構築，墓前草地上，有魯迅銅像供人憑弔，墓地範圍尚有「魯迅公園」及「魯迅紀念館」。

注：

①摘自中國國際廣播出版社出版之《中國近現代人名大辭典》，頁七五三。

②摘自浙江古籍出版社出版之《中國近現代人物名號大辭典》，頁八九二「魯迅」條目中。

（本文係轉載自一九九九年八月份明報月刊）

【本文收錄於《雲南文獻》第29期；民國88年12月25日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