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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tle: 袁嘉谷先生評傳──紀念袁嘉谷先生逝世六十週年
description: 作者／張誠、閻秀冬 雲南地處邊陲，舉人上京會試，僅路途之遙，也是令一般內地人難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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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pdated: "2023-11-13"
category: 雲南文獻全集目錄 / 第27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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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袁嘉谷先生評傳──紀念袁嘉谷先生逝世六十週年

作者／張誠、閻秀冬

雲南地處邊陲，舉人上京會試，僅路途之遙，也是令一般內地人難以想像的。若要取得功名，那就不簡單了，倘要再成就一番事業，那就更不容易了。

在袁嘉谷以前，雲南歷史上一直沒有出過狀元。有人認為是風水不好，於是在昆明市拓東路口接近古幢公園外建蓋了一座牌樓，雄峙金汁河上，名曰聚奎樓。重修該樓時，袁嘉谷當時還捐過香資，名勒功德碑最后。（筆者幼時曾見過）樓成之后，立一《碑記》，碑文最后有：「大魁天下，可拭目俟之矣！」之句。建樓和修樓的目的，是祈願雲南由此而出狀元。修樓不久，清光緒二十九年（公元一九○三年），袁嘉谷三十二歲果然考中經濟特科一等第一名（相當于狀元）。雲貴總督魏午座令黔中書家錢登照書「大魁天下」四字，立于樓上，以志紀念。其時科舉將廢，但不少人沿襲舊制，仍尊稱袁嘉谷為狀元。自此，聚奎樓也就被呼之為狀元樓。實際上，袁嘉谷在當年四月已考中進士，經保荐六月應經濟特科試，考取「經濟特科」第一名比狀元更難。因為清代先后共開過三次特科，即康熙十八年（公元一六七九年）的博學鴻詞特科、乾隆二年（公元一七三七年）的博學鴻詞科和袁嘉谷這次所考的經濟特科。有清以來二百六十七年間，共產生狀元一一二人，中特科第一僅三人而已。故袁嘉谷老家的二門頭上曾掛過一塊匾，上書「國朝第三人」。

過去曾有人胡編一些傳說，把袁嘉谷得中「經濟特科」第一說成是很偶然的事。一說：袁嘉谷在進京趕考前，曾住在筇竹寺複習功課。寺內的五百阿羅漢塑像栩栩如生，遠近聞名。他就向老和尚一一請教，把五百阿羅漢的名字都記下了。后來袁嘉谷進京殿試，正好遇到考「五百阿羅漢的名字」這道難題。許多人都被難倒了，只有袁嘉谷還記得，因此中了狀元。又一說：袁嘉谷在修聚奎樓時捐了香資，雖然功德碑名列最后，陰陽相易，故中了「經濟特科」第一。當然，這些傳說是不可信的。袁嘉谷中狀元主要是他自己勸奮用功，當時雲南教育已達全國先進水平，主掌全省教育者為滇中宿儒教育家陳榮昌。袁嘉谷是陳榮昌的高足弟子，多年受筱圃先生的悉心培育。其實，清廷會試出題，哪有五百阿羅漢姓名之類的謬題。當時袁嘉谷在皇宮保和殿的殿試分兩場，每場均考內政外交論文和施政策略。袁嘉谷兩場考試的策論均獲最佳成績，他接題后，成竹在胸，以優美的王、歐書體，下筆萬言。這在他「大魁天下」的論文試卷《〈周禮〉農工商諸政各有專官論》中可以看出，如果沒有淵博的古今知識，精湛的文辭修養，經世濟民的政見，決寫不出此洋洋洒洒的論文。主考閱卷官體仁閣大學士張之洞的批語為：「精博和厚，似姚秋農一流文字。」會試大總裁、朝考閱卷大臣，體仁閣大學士孫家鼎的批語為：「弁冕群英，足添玉堂佳話。」其它閱卷大臣去語為：「萬言書如一筆書，非枝枝節節而為之者。」「廷試卷三十二開，一筆寫成，都下盛傳為三十二開學士。」（附袁嘉谷《〈周禮〉農工商諸政各有專官論》試卷論文全文）袁嘉谷迺邀睿賞，褒然首選。此科參試三百零六人，江蘇多至六十一人，雲南僅二人。四川參試十二人，其中有光緒二十一年（公元一八九五年）乙未科狀元駱成驪。可見高手如林，競爭激烈。科舉三年即有一狀元，清代共產生過狀元一一二人，而清特科奪魁者僅三人而已。

袁嘉谷，字樹五，號樹圃或屏山居士，清同治十一年（公元一八七二年）生于滇南石屏縣。石屏縣是雲南文化比較發達的縣份，在舊時的縣街上，常可看到很多人家都掛有御賜或地方官府獎給的旌褒匾額。可謂「五步一舉人，七步一進士。」足見其文風之盛。他自幼好學，有異稟，強記憶。他的伯兄嘉樂，嫻詩文經史；仲兄嘉謨，嫻詩賦；叔兄嘉猷，嫻書法，嘉谷皆從學。石屏的山川靈秀，家學淵源，為袁嘉谷的成長創造了有利的條件。袁的開蒙老師是著名學者許印芳（石屏人）；光緒十九年（公元一八九三年）袁嘉谷中秀才第一，經推荐到昆明經正書院讀書，受業陳榮昌先生。次年應鄉試，中舉人第二名。戊戍年（公元一八九八年），赴京應試，不第回滇。這一年，康、梁推行變法，袁嘉谷的思想也受到影響。當時法帝國主義奪得了在雲南修築鐵路的權力，全國輿論沸騰，他上書皇帝，據理力爭，但如石沉大海。於是下決心發憤攻書，終於考中經濟特科第一名。

光緒三十年（公元一九○四年），袁嘉谷奉派到日本考察教育兼任雲南留日學生監督。日本自明治維新后的一切教育措施，都使他受到啓發：國家的富強要靠人材，人材的培養要靠教育。他在日本購買了許多書籍（包括百科全書）捐給雲南省學堂。一九○五年筱圃先生赴日本考察學政，與袁嘉谷同往北海道參觀，共同研討日本學務。

日本歸來，袁嘉谷任學部編譯圖書局局長，廣攬博學能文之士，編譯中西名著和學校各科教科書。中國學校之有統一的教科書，即從先生主持編譯圖書局始。袁先生獎掖後進，提拔人才，當時在學部編譯圖書局任職的有著名翻譯家嚴復、學者王國維、樊炳清、蔣君甫、劉大紳等均在其門下供職，深受先生所愛重。在袁嘉谷先生主事期間，編輯、翻譯了全國大、中、小學各科教科書及參考書，為中國新文化奠定了基礎。先生一九○五年底在學部任職期間，當時全國都還不知敦煌有何寶物。法國漢學家伯希和因其通曉漢文漢語，對漢學很有修養，所知極多。他繼英國人斯坦因之后攜資到敦煌買了三十四箱石室內珍藏的經卷，大部分經卷已由俄國西伯利亞運回法國，他僅隨身攜帶二箱至京。聲稱佳品均已運走，嘉谷先生在學部看到他所帶石室經卷並問及運走經卷的內容，果是我國稀世之寶。先生一方面立即向學部報告，一方面急電甘肅總督，凡敦煌石室內一縑一字，立即封存全部送京師交學部，不得再有遺失。此時，德國已備下大量錢幣派員到甘，正想全數購買這些經卷，聽說已運送北京，只得悵悵而去。這些石室經卷后存入京師圖書館（今北京圖書館）內，保存至今。至此，嘉谷先生為保護敦煌文物不再流失國外做了很大的貢獻。

宣統元年（公元一九○九年）袁嘉谷先生調任浙江提學使兼浙江布政史。江、浙兩省皆我國歷代文化發達地區，非飽學之士無疾充任學使。在浙期間，他立即改革浙江全省學堂，在杭州召開全省中學會議，師範會議，大力倡導教育事業的發展。他到任一年，就在浙江全省推設兩級師範、工校、農校、醫校、法政、水產學校等四十餘所。興建西湖圖書館，除撥款購置新書外，還將文瀾閣（清乾隆時藏《四庫全書》之藏書樓，今在杭州）藏書移于館中，供民眾參閱。先生盡心盡力，不避勞怨，與浙省科員同堂辦公于學務公所，浙人感佩，稱贊他為小學台，他當時年僅三十九歲。

辛亥革命后，他回到雲南，當過國會議員，做過雲南鹽運使。但主要的活動是從事教育活動，著書立說，服務桑梓，他先后在東陸大學、雲南大學任教授。主要著述有《滇繹》、《雲南大事記》、《滇南金石萃編》、《臥雪堂文集》等。

袁嘉谷先生善詩，他的詩作清新生動，特別注重字句的錘煉，在外辱內亂的滿清末年，他的不少詩篇洋縊著憂國憂民的情感。他早年讀書和晚年教書都在雲南，尤以在昆明時間為長，留下了大量詠雲南山水，描繪雲南風情的詩作。情景交融，文筆生動，樸實無華，意境雋永。也正因為如此，他的詩作影響了他的書法造詣。他十二歲從叔兄嘉猷學書法，得其之長。書工行楷，尤以行書見長，以王、歐為本，兼取褚、米，自創一體，以峭拔俊秀稱勝，見者呼為袁家書。古人說：「書貴有書卷氣」，這對評價袁嘉谷的書法來說是比較確切的。雲南不少名勝區留有袁嘉谷先生的手筆，例如楊升庵祠對聯：「經籍之光，古書渾渾灝灝爾；湖山在抱，佳氣郁郁蔥蔥然。」欣賞袁嘉谷先生的作品，一定要把書法和詩詞緊密地聯繫在一起品評。現存昆明翠湖公園「湖心一早」三字，就是他的手筆，「湖心亭」書法蒼勁有力，筆酣墨暢，特別「心」字的處理安排獨具匠心。他以飛快的筆勢完成了「湖」字，又飽沾了墨汁把沉重厚樸的「心」字的三筆一氣呵成，接著從容地完成了「亭」字。這是「袁家書」的代表作，識者無不留步觀賞，頗有暢情逸懷之感。袁嘉谷的書法在全國各地存留的也不少，三十年代出版的《當代名人書林》一書，亦輯入先生條幅一幀。友人求書，他幾乎有求必應，常常整日揮翰，日給不暇。有一次，一個農民拿了幾個鴨蛋來向他求書，說：「我想請先生給我寫一帖字，我沒有哪樣敬贈，這幾個鴨蛋，請收下吧！」袁狀元聽了哈哈大笑，說道：「王羲之的字可以換鵝，蘇東坡的字可以換羊肉，我的字寫得不好，看來只可以換鴨蛋啦。」說罷，樂呵呵地為農民寫了一個條幅。縱觀袁嘉谷先生的書法，給人一種氣勢流暢的感覺，簡言之就是鬥氣貫」，往往不是寫字而是寫意，倘若你再仔細看一下「湖心亭」三字，就會更有這種感受。

先生非常熱心對鄉賢遺跡的褒揚，一九二五年他擔任雲南省圖書博物館副館長時，曾與趙藩、陳筱圃等先生發起舉辦過公私收藏的滇人書畫展覽，收集了明清滇人的書畫作品百餘件，在昆明舉辦了「滇中書畫展覽會」。並從書畫展中擇其精品編為《滇南書畫集》二十集，其中書法十四集，畫六集，袁嘉谷親自寫總序一篇、付商務印書館以坷羅版印行，正開印時，日機轟炸上海，選品同付一炬。嗚呼！日寇毀我精華，罪孽何其深重乃爾！一九二七年，他又為明處士忠節薛爾望先生、清御史錢南園立故里碑于薛家巷及太和街，供后人景仰，永志不忘。可惜此兩碑毀于「文革」。他對滇中金石書畫的鑒定考證不遺餘力，很多名家字畫上常有他的題跋，他對《孟孝琚碑》的考證也很有創見。

袁嘉谷晚年皈依佛門，自號屏山居士。他目睹了軍閥混戰，日寇入侵，對世事已無太大興趣，除著述外，閉門抄經。先生曾手書佛教經典百餘種，如《涅槃經》、《義經》、《阿彌陀經》、《觀無量佛經》等。遠寄藏于江浙名山大寺及滇中名山佛寺，並寫《阿彌陀經》寄歐美各國。「七七」蘆溝橋事變后，日寇對我全面侵略。北平、南京相繼淪陷，先生雖入佛門，卻未能清淨，他憂國憂民成疾。臨終前對床前的兒女們說：「人知愛國愛家，必以學問經濟立其根本。國民知識淺陋，自顧不暇。以國大自豪，敵人犯我，倉猝應戰。人民受盡痛苦。我不忍再見此局面了。」說完含淚離開人世。先生一生以教育、學問為己任，「悲憤填膺，以憂致疾」于一九三七年十二月廿三日與世長辭，享年六十六歲。葬于昆明東部金馬山之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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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收錄於《雲南文獻》第27期；民國86年12月25日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