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遺忘的媽媽們

劉　彥
日月潭，這是我關於台灣的最初想像，而當我真正踏上這片土地，一個被稱為「台灣雲南人」的地方卻成為我的全部想像。台灣「雲南人」這個稱號既是自稱，也是他稱，他們中意這個名號，也樂意外來人這樣稱呼。
2019年9月2日，我和博士生楊開院從昆明啟程經過三個半小時的旅程來到了台灣，在新竹清華大學短暫地待了一個月後，10月3號的早上，三哥開車他得意的奔馳將我從清華大學帶到了清境，即以「雲南人」著稱的地方。「清境」一詞取自蔣經國的「清境空氣任君取，境地幽雅是仙居」一句詩文。初入清境，已是午後，從霧社、廬山、春陽、平靜等方向撲面來的白霧將清境塞進合歡山、中央山脈、奇萊山及能高山的懷抱，能見度極低，幾乎窺視不見這其中的私密，掩映其間的民宿和餐廳若隱若現地露出尖頭，試圖將這囂張的霧氣打散，來了一個要和這場霧氣鬥個你輸我贏的場面，幾個鐘頭過後，這場鬥爭歸於平靜，大霧將萬里晴空歸還了清境，或許這是蔣經國先生將這裡取名於「清境」的緣故。
於清境，無論是人還是物，這裡就是我所熟悉的「雲南」，這大概就是一種同鄉情感在作祟吧。可能正是這熟悉感，所以一切都變得那麼的自然，可又是這份熟悉感使得我不知怎樣去認識這個小社會，因為它和我所處的家鄉世界並沒有兩樣，而家鄉哪有去琢磨和參悟的道理呢。可是，畢竟我是來這裡了解他們是如何將家鄉的文化移植到這裡進行創造的，所以將平常和熟悉轉變為陌生，在陌生深處尋覓到一種熟悉，這便是我來到這裡的初衷。
當探究成為一種習慣的時候，有關我們雲南人的話題便是極其豐富的。一個場景抑或一個話題便足夠引起我的注意。有一天我和尹姐姐跑步回來，正遇見桂姐們在一起品嚐程姐姐的廚藝，不用說，這種品嚐飲食的場合是沒有理由不加入的。除了我和尹姐姐外，大家人手一小瓶罐裝bar啤酒，邊喝邊聊：聊廚藝，聊人生，聊她們生命裡為愛情拼命的樣子。後來，我們又聊到了這裡的媽媽，不知何種緣故，平時不愛說話的程姐姐欲言又止地跟我說：「老師，我發現噶，我們這裡好像只有爸爸的故事，你看耶，這裡那裡，喏，牆上、畫上、書上，幾乎都是爸爸，而沒有媽媽，你說怎麼可能沒有媽媽呢？我們需要有媽媽們的故事，她們太不容易了。她們那麼小就跟著爸爸們來到這裡受罪，即要照顧年邁的爸爸，還要種地養家糊口，所以我覺得最應該說的故事是這些媽媽們。我記得有一次我問我的媽媽：『媽，你給知道您媽媽長什麼樣了？』她不說話，沉默了很久，突然，她指著電視裡頭的罌粟花告訴我：『你看，老家有種這個花』，我當時就心疼，現在回想起來，我還是心疼，心酸，她竟然連我外婆長什麼樣都不記得了，只記得鴉片花。我沒有辦法去幫助她們。她們年紀都大了，已經沒有幾位媽媽了。」
她的話像針一樣刺痛著我。是呀！每一天當我經過松崗那排老房子的時候，總會遇見一兩位媽媽獨自坐在家門口，孤獨地曬著太陽，不時的拍打著來回侵犯她們的蚊蟲，四處打量周圍來往的人群，但奇怪的是她們不但會有意打量我，不時的還問一句：「你從哪裡來呀？」眼神裡透露出關切和好奇，似乎從長相和走路她們都看得出我來自雲南。當聽到她們的問候，我興奮地跑到她們身邊坐了下來，原本想好好問候一下媽媽們，但因為老人家們的身體原因，要嘛聽不清我在講什麼，要嘛就是我聽不出她們又在講什麼，我知道她們跟我說的每一句話已經是用了很大的力氣，所以，只能陪她們坐坐，即使沒有一句話，也是一種安心。但每次當我起身離開，回頭再看她們的時候，她們也會用不捨的眼神看著我，心裡總是溢滿酸楚和某種不捨。看著歲月的皺紋爬滿她們的臉蛋和雙手，或許生命的限度在瞬刻間可能就到達了盡頭。我們又要如何在她們生命的限度裡將她們留下，好像真的是一件很深刻的事情…不，真的是一件深刻的事情！
程姐姐的提議將姐姐們的情緒與情感調動了起來，我們開始策劃了一個方案，預想把博望、壽亭、定遠的媽媽們都請到一起，給她們準備一些點心和她們愛吃的辣椒、糯米飯、酸菜等，試圖一舉「解決」媽媽們的故事。可這個發熱的方案固然可行，但於媽媽們極為地不便：有些媽媽生病住院生死未卜，有些媽媽們腿腳不好不易出門走動，有些媽媽耳背口齒不清，如果將媽媽們貿然都請到一起，必然會給媽媽們及兒女們帶來很大的負擔，也會影響媽媽們講故事的完整性。於是我索性告訴姐姐們，我可以一家一家去走，這樣會比較好一點，因為這樣就可以最大限度的照顧到所有的媽媽，以及媽媽們所經歷的周遭世界和不能言語的內心之情，儘管她只有一句話，一個眼神，一個肢體動作，我都希望見到她們本人，了解她們對生命過程的訴求和真知灼見。
對此，姐姐們並無意見，她們會盡最大可能給我創造機會，或者打聽各種消息，比如哪些老人在家，哪些老人在醫院，哪些媽媽能講，哪些媽媽脾氣怎麼樣等，源源不斷地將這些信息告訴給我，讓我做好應對的準備，然後將我送到這裡，送到哪裡，還要給我準備各種東西。
第一次訪談是在壽亭，因為壽亭媽媽比較多。2019年11月13號的中午，大姐和二姐將我送到壽亭，馬姐姐、段姐姐、張大哥等問訊特地趕來和大家一起聚聚，當然也是來看望媽媽們。
我們剛到壽亭，碰巧遇見馬媽媽要出門，她全副武裝將自己遮得嚴嚴實實，以防被太陽曬黑，當她看到我們，害羞地笑了一下，立馬回到家裡將桌子和椅子趕緊搬出來給我們坐，又是跑前跑後的給我們準備這準備哪，整個過程都停不下來了，姐姐們說：「她一輩子忙慣了，總是停不下來。我們的媽媽都是這樣。」或許是知道我們今天要來訪談她，所以她趕緊將家裡有關阿公的所有照片都翻出來等待我們看（在她的觀念和習慣裡，似乎我們只是來了解爸爸的，而與她無關），並還不好意思地說：「我不知道講什麼嘍，我啥都不會講嘍，我們壽亭的媽媽比較多，待會我把她們都叫來，大家一起講。」不一會兒，在馬媽媽和張大哥的張羅下，又來了四五個媽媽：一個是老黑（拉祜族）的馬媽媽、阮媽媽和張媽媽等。於是年輕一輩的姐姐們形成一個圈開聊起她們的人生，而我和媽媽們在屋子外面聊起了逃難。
有趣的是，在各位媽媽聊起她們的故事前，各自又謙讓的一番，一個說另一個講得好，始終不肯第一個先說。沒有辦法，我只好將一些我感興趣的部分拋出來，讓大家互相交流。還好阮媽媽開了頭，因為其她媽媽認為阮媽媽的逃難時間長，逃難故事更精彩，講話有條理，所以請阮媽媽先講，阮媽媽沒有推脫，她從自己的身世、語言、如何被逼與漢人結婚、帶領國民黨老兵的眷屬逃難、如何躲避槍聲、又是如何喬裝打扮應付不同人群以及如何與國民黨軍官周璇來到台灣，後又是如何在清境艱難的生存下來等方面，將她的故事娓娓道來，似乎這些事就發生在昨天一樣，清晰、自然而又充滿力量。
她講完後，其她媽媽也安耐不住傾訴的心情，好不謙讓的講起自己的故事，馬蘭媽媽說：「妹耶，我們苦喲！沒有那個有我們苦過。我才十四歲就嫁人了，是她們用槍逼的。那個時候，如果不同意嫁給他們，就要被他們用槍打死。你不知道喲！那個時候我還是在湄公河哪裡逃難，那個湄公河的水呀全部是紅的，上面還漂著女的頭，還有頭髮，怕呀。這些死去的人都是因為不嫁人才被投進湄公河的。我沒有辦法，只有嫁了……」碧雲姐姐的媽媽接著說到：「在戰爭年代，我們不有選擇。我雖然沒有像她們一樣我是在緬甸的華僑，我是在緬甸仰光生的，從小在緬甸長大，只會說緬甸話噶！我才十五歲的時候，就遇著你阿公，那個時候她在我們仰光開了一家照相館，以前他是在緬甸當老師。哎呦！每天照相館門口呀，熱鬧得很，人多，後來經人介紹，他來跟我爸媽提親，當時還小，根本不懂事，我爸爸就說噶，我二姐跟著老緬跑了，讓我一定要嫁給漢人，沒有辦法噶，我就听我爸爸的。哎呦！你不曉得嘍，才嫁給他，他就被老緬抓，說他是國民黨的人，必須把他抓起來，因為我已經嫁給他了嘛，沒有辦法，就跟著他一起逃難……來到台灣噶，失望嘍！將我們安排在這裡，那個時候這裡什麼都不有，全部是大森林，土地也沒得，全部是我們一鋤頭鋤頭開墾出來的，剛來的時候噶，我們也沒有帶其他衣服，被冷得要命噶，有些受不得吊死的都有噶。還好那個時候，美國還給我們一些資助，衣服之類的都有，但是噶，她們的衣服好大滴，我們就把這些衣服剪小，重新縫來穿，一縫就縫了好幾年，我們膝蓋這裡是縫了很幾層的。我們就這樣走過來的，這些苦沒有人能夠了解，也沒有辦法跟別人說，因為那個時候我不會國語，也不會擺夷話，很多事情也不可能跟阿公說噶，所以只有放在心裡面……」。幾位媽媽你一句我一句，聊完之後，大概已是下午六點左右，為了讓媽媽好好休息，我們起身和媽媽告別。
第二天，我和二姐（尹姐姐）又開車來到壽亭，雖沒有提前打招呼，但可以預見媽媽們肯定在村子裡。這一次還是在馬媽媽的張羅下，我們有幸又和江媽媽、張媽媽及馬媽媽見面。江媽媽住院才回來，媽媽們說她懂得很多，張媽媽又會唱大陸的紅太陽，所以讓我多跟這幾位媽媽多聊聊。
江媽媽和張媽媽是很好的姐妹，都是從雲南墨江逃難來到台灣的，現在又是隔壁鄰居，這緣分真是不淺。因為江媽媽的身體原因，不能讓她多說話，所以，這一次主要是聽張媽媽和馬媽媽講。張媽媽說：「我家在雲南的墨江，當時我家在大陸還比較有錢的，那個時候共產黨來到我們這個地方，我就加入了青年農學會，每天學習毛澤東語錄，唱共產黨的歌，那個時候共產黨對我們很好。後來不知怎麼滴，就劃分土地嘍，我家被劃分為富農，所以就要把我家的土地、養的豬、房子都要分一些給哪些貧下中農，我家啥都沒有吃地，我父母就帶我出來逃難了，共產黨還來勸我們回去，說是保證我們家的東西不分出去，但他們沒有兌現承諾，我們回去啥都沒有，後來又偷偷地逃了出來，就再也沒有回去過。我們逃到了緬甸，後來聽說泰國安全，我們又在哪些少數民族的幫助下逃到了泰國，在泰國就遇到國民黨的一個兵，當時也不知道是什麼兵了，他來向我父親提親，我父親就要我嫁給他，我就嫁了，不管了，只要來提親就闊以嫁嘛，後來就來到台灣……」就這些嘍，張媽媽說完，還手舞足蹈的唱起了《東方紅》和《共產黨》這兩首革命歌曲，據說，張媽媽已失智多年，現在竟然還記得這些，可見這兩首革命老歌在張媽媽的記憶裡意義非同一般。江媽媽結過話講道：「我們都是皇帝的子孫，老毛老蔣兩兄弟打來打去，打不散我們是皇帝的子孫，現在大陸有人來看我的，我都把他們當成自己人。」當兩位媽媽聊完後，時間已跑到了十二點，該是媽媽們吃飯和休息的時間，我和二姐便起身告別媽媽們回到了博望。
經過兩次的訪談，我越加發現，雖然大歷史的邏輯框架一致，但是媽媽們的故事卻各有不同，為了了解更多的不同，楊媽又專門帶著我來到了埔里，找她的乾媽—余娥媽媽。在《從異域到新故鄉：清境社區五十年曆史專輯》這本書裡有一張她非常經典的照片，據她說，這張照片是一位記者偷拍的，後來這位記者還將這張照片放大洗出來送給她，直到現在她還一直保存著，可以看出這張照片對她的重要意義。
2019年11月15號的下午，楊媽開車帶著我來到了埔里余阿婆家裡，剛下車，阿婆早已等候在家門口，透過車窗看到阿婆時，驚嘆她竟然與年輕時候的模樣出入不大，而且身體硬朗。下車後，她將我們迎到家裡，熱情的給我們切水果，然後坐下來跟我們閒聊，可能她也知道我是來聽講她逃難故事的。所以，在我提出一些問題後，她便開始講述起來：「我的家是在泰國，家裡生活比較富裕，我們家的孩子都不需要幹活的，每天吃完飯就可以出去遊逛，玩樂，什麼都不考慮。後來有一天我回家的時候，突然看到我家很熱鬧，我不知道這是怎麼回事，就有人告訴我說今天是我結婚的日子，我沒有相信，怎麼可能？我結婚怎麼連我都不知道，我跑去問我爸爸，他說是我結婚，是跟一個漢人結婚。我一下子不知所措，我爸爸說，他也是剛知道，是姐夫介紹了。沒有辦法，就這樣我就結婚了，結完婚以後。我的老公就回去部隊了，他回去以後，我就試圖逃跑，但逃跑過三次都沒有成功，每一次都被國民黨給抓回來，因為我們結婚後，上面就會把我們的名字和住址報上去，我們是逃不了，後來就跟著他來到了台灣。當時他還不想來台灣呢！我說我想去台灣，我想去坐飛機，飛機很好玩。因為我要來，他也跟著我來到了台灣。」說道這裡，停頓了很久，接著她又跟我講到了她來台灣發生的一切，包括如何做飯、如何與周邊人交流、如何做生意、又是如何照顧中風癱瘓的老公等等，從下午四點我們一直聊到了晚上八點半，整整四個半小時，四個小時候的時間，余媽媽竟然看不出半點累，而我聽到開小差。為了讓余媽媽休息，我和楊媽起身向她告別，驅車回了博望。
回到博望的住處，激動的心情久久不能平復，躺在床上，腦海裡一直是這些媽媽在緬甸九死一生的逃難和到台灣奮苦生活的情景。如果將她們的故事與爸爸們的英雄事蹟故事比起來，這些故事顯得支離破碎，不成體系，也微不足道，竟是一些只知道槍聲、被逼結婚、逃跑、辛苦勞作等這些上不了檯面的東西，在歷史的檔案中容不下這些非理性的聲音，因為這些對政治和歷史起不來多少作用，而且在世俗的觀念裡面，似乎還有損於家的顏面。但當我們真正審視這段歷史的時候，戰爭的成敗或許本身並不在於其功績有多大，而是女性在這場戰爭中的境遇與評價，抑或是她們所經歷的東西。這些所謂非理性的東西恰恰是人類走向一個怎樣世界的起點。她是戰爭的警示，也是一種告誡。如果男性的故事可以銘記於歷史，那麼女性的故事理應得到道德和人倫的呵護，也必將以神話的方式銘記於人間廟堂。
我知道記錄媽媽們的故事絕非一件簡單的事情，這其中倒不是因為記錄者要花多少精力，走多少路途，而是媽媽們的一生如何用簡約深刻的文字將她們的故事講述出來，這些故事又將如何真切地還原為她們真正地靈魂體驗，又或者是她們生命的全部。一個外來者，又是一個無論是年紀、經驗還是閱歷都尚淺的我，又如何將這些故事帶入歷史的深處啟迪人們？生命的真切與豐富大於文字的雕琢，這份深沉注定需要一種生活的磨練。但無論我的筆力多少的淺顯，但當盡力而為，必能留下她們過往的足跡，也算是一種幸事！
註：這篇小文章得以完成，首先得感謝各位媽媽，以及大姐（尹芳子）、二姐（尹光秀）、楊媽（楊秀英）、程姐姐、段姐姐、桂姐、馬姐姐等的大力幫助，在此深表感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