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亥革命•重九起義與護國首義的傳承關係

張一方（雲南大學教授）

辛亥革命（包括武昌首義、昆明重九起義以及其他各省起義）和雲南護國首義，是近代史上最重要的兩大政治事件。二者之間，在很多方面都有相同或相似之處，具有傳承關係。

最早將兩次起義聯繫在一起進行歷史性概述的是中華民國的締造者孫中山先生。一九一六年五月一日，孫先生回國後在上海參加雲南都督府駐滬代表李宗黃主持的歡迎宴會時發表的講話中稱：

『雲南起義，其目標之正確，信心之堅強，士氣之昂揚，作戰之英勇以及民心之振奮，回應之迅速，與黃花崗之役，辛亥武昌之役，可謂先後輝映，毫無軒輊，充分表露中華民族之正氣，中華革命黨之革命精神。不唯使籌安丑類膽戰心驚，即袁世凱亦何異天奪其魄。勝負之數，不待蓍龜而可卜。另一方面，作偽心勞日拙，公道自在人心，彼貪天之功以為己力，假獨立之名以遂行其私欲的，其最後必然歸於失敗，殆無疑義』。（註一）

兩者的傳承關係主要體現在：

一、孫中山先生是兩次起義的精神導師、思想先驅和政治領袖

辛亥革命前，孫先生為了推翻清王朝的專制統治，在建立革命組織、確定政治綱領、推動輿論宣傳、發動武裝起義等方面，作了大量工作。一九○五年八月二○日創建的中國同盟會，制定了「驅逐韃虜，恢復中華，創立民國，平均地權」的政治綱領，並積極推動各省在東京的留學生建立同盟會地方組織，擴大會員。一九○六年初，同盟會雲南支部正式成立，推舉呂志伊為支部長。孫先生和黃興還約見了楊振鴻、呂志伊、李根源、趙伸、羅佩金等人，強調「籌辦雲南地方刊物為刻不容緩之任務」。雲南同盟會支部接受孫、黃建議，積極著手籌辦。當年十月十五日《雲南》雜誌創刊號正式出版發行，至一九一一年武昌首義後停刊，五年內共發行二十三期。在各省同盟會創辦刊物中，是辦得最早、堅持時間最久、發行期數最多的刊物，在宣傳民主革命思想、反對英法帝國主義方面發揮了重要的輿論作用。

辛亥革命•重九起義就是在孫中山先生革命思想的指引下，以雲南同盟會員及其他革命人士為主體，領導和發動起來，並取得完全勝利的。

從護國首義來講，早在一九一五年春，呂志伊受孫先生派遣，作為中華革命黨代表前來昆明，策動起義。一九一六年一月在護國戰爭打響後，李宗黃受雲南都督唐繼堯委派，持唐氏上孫先生信，于一月九日抵達上海，面見中華革命黨總務部長陳英士（曾任滬軍都督），托陳將信轉孫。唐信全文如下：

『中山先生侍右：君主肆虐，荼毒人民，我公以旋乾轉坤之手，建熙天耀日之勳，革除專制，還我民權。方謂永享共和，與歐美各先進國並駕齊驅，胥世界于文明之域。乃梟雄竊柄，大盜移國，會設籌安，實行帝制，舉國靡靡，誰敢抗顏？繼堯自入同盟會以來，受我公革命之灌輸，始終無貳。甯忍以先烈士艱難締造之共和國家，斷送于袁逆之手？用是厲兵秣馬，決與周旋。雲南全省人民，亦復憤慨填膺，誓不與此獠共茲視息。然而地瘠民貧，兵單餉薄，雖如長沙子弟，能仗劍以先來；究嫌澶水師幹，等孤注之一擲。所幸四方豪傑，雲集回應，先聲所至，鼓舞歡欣。我公撐天一柱，領袖群倫，竊盼登高一呼，俾眾山之皆應；片言仗義，重九鼎以何殊。除以密函海內外同志一致進行外，並派李君宗黃駐滬，密與各方面同志相機接洽，或為楚材之借，或為蜀鐘之應，或拔戟以共鋤釆魁，或解囊而樂輸義粟，總期早除袁逆之大憝，復我民族之自由。如蒙訓示，當由李君就近趨候，稟承一切，切盼錫以南針，俾有遵守，翹詹偉畫，無任殷拳。

唐繼堯頓首十二、二十七』

不幾天，孫先生從東京來信，對唐氏派李為代表駐滬聯絡，深表欣慰，語多勉勵，並告另有專函覆唐。同時聲明中華革命黨和他本人絕對全力支援雲南護國首義軍的壯舉。

一九一六年四月二十七日，孫先生由東京抵達上海，五月一日李宗黃設宴歡迎，遍邀包括陳英士在內的各黨各派在滬領袖人物作陪（五月十八日，陳英士即被袁世凱派來的刺客暗殺身亡）。

八天後的五月九日，孫先生在上海發佈了《討袁宣言》（註二），這是繼一九一四年五月發佈《討袁告示》和《討袁檄文》後的第三次討袁令。《宣言》中痛斥袁氏『逆謀終不自掩，殘殺善良，弁髦法律，壞社會之道德，奪人民之生計』、『歐戰既起，袁氏以為有隙可乘，不惜暴其逆謀，托始於籌安會，偽造民意，強迫勸進，一人稱帝，天下騷然。』對雲南發動護國討袁首義表示支持和贊同（『滇黔獨立，文意豁然』），最後嚴正聲明：『袁氏未去，當與國民共任討賊之事；袁氏既去，當與國民共荷監督之責，決不肯使謀危民國者復生於國內。』此一《宣言》，對於振奮人心，鼓舞士氣，加速護國討袁戰爭的勝利，發揮了重要作用。

二、推行共和政體，是兩次起義的共同政治理念和追求

　　辛亥革命是締造共和，護國首義則是捍衛和再造共和

早在一九○六年十一月十五日，孫先生在與俄國社會革命党首領吉爾約尼的談話（註三）中，即強調：『我希望在中國實施的共和政治，是除立法、司法、行政三權外，還有考選權和糾察權的五權分立的共和政治。』同年十二月二日，在東京《民報》創刊周年慶祝大會的演說（註四）中，更提出了「政治革命」的主張，強調『民權主義，就是政治革命的根本』、『中國數千年來都是君主專制政體，這種政體，不是平等自由的國民所堪受的』、『政治革命的結果，是建立民主立憲政體』。這個「政治革命」，比我們現在推行的舉步唯艱的「政治體制改革」激進得多，也更超前得多。一九一二年一月一日在就任臨時大總統的《宣言書》（註五）中，再次強調：『國家之本，在於人民』、『盡掃專制流毒，確定共和，以達革命之宗旨，完國民之志願』。「重九」起義就是在孫先生「共和」思想和雲南獨具特色的反帝（反對英、法帝國主義對滇侵略）思潮下發動並取得勝利的。

護國首義同樣高舉「共和」旗幟。一九一五年十二月二十二日，唐繼堯等三十九人在五華山光復樓將軍行署召開外來同志和本省上校以上軍官及各機關長官會議，歃血為盟，宣誓討袁，其誓詞云：『擁護共和，我輩之責。興師起義，誓滅國賊。成敗利鈍，與同休戚。萬苦千難，捨命不渝。凡我同人，堅持定力。有渝此盟，神明必殛。』從歃血為盟的人員結構可以知道護國運動確實是雲南各界人民的共同事業（註六）。

一九一六年一月一日在《中華民國護國軍都督府討袁檄文》（註七）和《為護國討袁告全國同胞書》（註七）中，均有『翊衛共和，誓除國賊』、『五大民族，同此共和』、『眾志成誠，不墮二相共和之政』的誓言。由於旗幟鮮明，各省紛紛響應，終於使袁世凱復辟帝制的野心化為「新華春夢」。

共和政體是和君主專制政體以及各種形態的專制極權政體針鋒相對、水火不相容的，實行共和就得給專制劃上永久的句號。

紀念辛亥革命，反思百年，聯繫當前，展望未來，為了使國名與「共和」、「人民」四字相符，就必須實行憲政民主。「憲政」就是依憲執政，「民主」就是讓人民當家作主，詞義自明，毋庸多釋。古代明君賢相還懂得「賢路當廣而不當狹，言路當開而不當塞」、「防民之口，勝於防川」的治國之道。

民主、法制、自由、人權、平等、博愛等理念，是整個世界在漫長的歷史過程中共同形成的文明成果，也是人類共同追求的價值觀。孫中山先生早年曾題書：『世界潮流，浩浩蕩蕩。順之則昌，逆之則亡。』應該說：建立共和政體，實行憲政民主就屬於「世界潮流」的範疇，逆潮流而動是沒有出路，不得人心的。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後，由於一浪高過一浪的民主革命運動席捲全球，當今頑固堅持專制政體的獨夫民賊已經形單影隻，屈指可數了。

三、武裝起義，是實現既定目標的共同手段

孫中山先生為了推翻清王朝專制統治，建立共和政府，曾發動同盟會員組織了多次武裝起義，著名的如一九○七年六月二日由鄧子瑜等發動的惠州起義，九月一日由王和順等發動的欽州起義，十二月二日由黃明堂等發動的鎮南關起義（孫中山和黃興曾親臨前線督戰）；一九○八年三月二十七日黃興再次發動的欽州起義，十一月十九日熊成基等發動的安慶起義；一九一一年四月二十七日（農曆三月二十九日）黃興等發動的廣州黃花崗起義。上述起義，在清政府的鎮壓下，因力量懸殊，寡不敵眾，均宣告失敗。但這些起義（特別是黃花崗起義）產生了很大影響，直接推動了武昌首義的爆發，並取得成功。

辛亥昆明重九起義前，同盟會員就在雲南發動了三次起義，即一九○八年四月由黃明堂、王和順、關仁甫發動的河口起義，不幸失敗；同年十二月由楊振鴻、何畏發動的永昌起義，也沒有成功；一九一一年九月七日（西元十月二十七日）由張文光、刀安仁、劉輔國發動的騰越起義則取得完全成功。昆明重九起義則是由雲南同盟會員發動和組織新軍中支援革命的官兵以及講武堂學員，以軍事手段推翻清王朝在雲南的統治，奪取革命勝利的。

護國討袁時，孫中山先生于一九一六年夏末在美國檀香山召集中華革命黨各部部長舉行會議，決定組織中華革命軍，自任總司令。當年十二月，雲南宣佈獨立，組織護國都督府，組織了護國第一、二、三軍出師討袁。

四、海外愛國華僑，是支持兩次起義的重要依託力量

辛亥革命時，華僑對革命的支持和貢獻主要體現在三個方面：一是創辦進步刊物，宣傳民主共和思想。據不完全統計，從一八九四年興中會成立到一九一六年「討袁」勝利這段時間內，海外華僑共創辦進步刊物一百多種，遍及全球。這些刊物向海內外華人世界播撒了革命火種，「救國必須革命」的觀念日益深入人心；二是積極籌集經費，支持武裝起義，有的僑胞甚至毀家紓難。在同盟會組織發動的十次起義中，第三次至第十次的經費均以華僑資助為主，約占百分之八十。尤其是第十次起義—廣州黃花崗起義，其經費全部為華僑資助；三是有的僑胞直接回國投身革命，參加起義，甚至為國犧牲。在黃花崗七十二烈士中，就有二十九人是華僑。所以孫中山先生讚揚：『華僑為革命之母。』（註八）

緬甸華僑積極參加和支持雲南的辛亥革命。一九○八年孫先生派楊振鴻、居正、呂志伊等至緬甸開展同盟會組建工作，一周時間，僅仰光就有五百餘人參加同盟會，出版了宣傳革命的刊物《光華日報》，後改名《覺民日報》。以後又在瓦城（曼德勒）建立了同盟會支部和「振漢社」。一九一一年九月六日，張文光在騰越發動起義，擴充義軍，因軍餉困難，張氏派人至瓦城向同盟會支部求援，支部向仰光總會反映，經開會表決後即以盧比三萬盾、白銀二萬兩趕送騰支援。（註九）

護國首義時，財政緊缺情況更為突出。因為雲南是邊疆貧窮省份，清代即需川、鄂協餉補助。辛亥革命後，不僅協餉來源斷絕，而且接連出兵援川、援黔、援藏，軍費開支浩大。軍政府成立後，即將籌措經費作為一項重要目標，主要對象又是海外華僑。一九一五年十二月，唐繼堯、蔡鍔、李烈鈞、任可澄、戴戡等曾三次致電海外僑胞，宣告『義師既起，餉需浩繁，滇黔瘠區，庫出無幾，民生困敞之秋，複不忍再加負擔，重累吾民。素仰我海外父老昆弟眷懷祖國，高義薄雲，是以率同滇黔全體士民，南面頂禮電援』。（註十）

一九一六年一月十日，護國軍政府成立籌餉局，李烈鈞任總辦，黃德潤、解秉仁任會辦。總局設于都督府，于各縣及重要商埠設立支局。老同盟會員楊賡笙奉孫先生命和唐、蔡、李托，奔赴南洋籌款（註十一）。據不完全統計，海內外各界（以華僑為主體）共捐輸現金約三百萬元、白銀五萬兩，僅南洋華僑就匯來六十萬元。美洲、澳洲華僑致電李烈鈞，認捐二百萬元，從而有力支援了護國軍。

五、雲南領導和參與兩次起義的，大體是同一批人

由於重九起義是由一批具有共和民主新思想的愛國青年軍人為主的英傑領導的，因此起義是一流的，建立的政權也是一流的。這為護國首義的成功奠定了良好的基礎（註十二）。重九起義的主要領導人是蔡鍔、李根源、羅佩金，護國首義的主要領導人是唐繼堯、蔡鍔、李烈鈞。其他高級和中級軍官如殷承獻、李鴻祥、劉祖武、張開儒、顧品珍、謝汝翼、黃毓成、劉雲峰、張子貞、庾恩暘、金漢鼎、楊蓁、鄧泰中等，大體上兩次起義都曾參加。只有少數人由於各種原因，僅參加了其中一次。諸如：

李根源：一九一二年冬，因當選眾議員，赴京任職。首義時雖未在昆明，仍積極參加討袁活動，被袁「褫革官勳，下令通緝」。

黃毓英：一九一二年四月，率援川軍轉赴援黔，在奔赴貴陽途中，『次於思南，憊甚，命大隊先發，單騎斷後，伏匪狙擊于路隅，遂遇害。』（蔡鍔：《黃武毅公墓誌銘》）

「重九」起義後曾任都督府軍政部總長的韓國饒、沈汪度先後離滇，他們只參加重九起義，未參加護國首義。

葉荃在辛亥革命時任黔軍第一師師長，護國時任滇軍第五軍軍長。趙鐘奇辛亥革命時任江蘇陸軍第七師團長，一九一三年回滇任講武堂生徒隊長，護國時任第三軍梯團長。他們二人均未參加重九起義，僅參加護國首義。

註：

[一]  李宗黃《雲南首義身曆記》（單行本，一九七五年五月臺版書）

[二]《孫中山全集》第三卷

[三]《孫中山非常言》

[四]《孫中山全集》第一卷

[五]《孫中山全集》第二卷

[六]  張一方、張一鳴《雲南文獻》第四十一期82-84頁

[七]  杜奎昌編《唐繼堯護國討袁文稿》

[八]  二○一一年五月六日《人民日報》文《黃河青山百年夢—中國僑史學界紀念辛亥革命一百周年》

[九]  李鏡天《緬甸華僑參加辛亥革命活動片段》《雲南文史資料選輯》第四十一輯「辛亥革命在雲南」）

[十]《李烈鈞文集》

[十一]楊仲子《父親楊賡笙在南洋為雲南護國軍籌餉的一段史料》（《昆明文史資料選輯》第二十七輯）

[十二]張一方、張一鳴《雲南文獻》第四十一期41-54頁

【本文收錄於《雲南文獻》第42期；民國101年12月25日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