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憶（之一）胡瑛的晚年

作者／胡光祖

在一些特定的時刻追憶會如此的強烈，它像一塊巨石壓在你的心頭讓你喘不過氣來，它迫使你去大聲吶喊、它敦促你去奮筆疾書。

今年是辛亥革命100周年也是祖父過世50周年，祖父胡瑛（字蘊山）是辛亥革命雲南重九起義的戰鬥參予者，他還參加了護國戰爭、護法戰爭、抗日戰爭，作為一個中國軍人最應該參加的戰爭祖父都參加了。民國時期祖父曾任雲南省政府委員22年（1927年——1949年）是任期最長的委員、還是國民黨中央後補執行委員、國大代表，于我而言這是一個特定的時刻，100年的紀念、50年的追憶。一位臺灣長者對我說：「光祖，寫一寫你祖父的晚年吧。」是啊！在紀念辛亥革命百年之際，我雖然寫不出祖父百年前的事蹟和亮點，但我能寫出祖父的晚年。祖父的晚年既不光鮮也不輝煌，政治上受打壓、經濟上遭窘迫，但歷史究竟是歷史，真實才是最重要的。

我1947年陰曆4月初3出生在昆明，從我一出生就和祖父母生活在一起，我的姐妹、兄長都和我一樣。早年也好，晚年也罷，除了祖父去坐牢的日子外我們都在一起。（父親在祖父之前入牢，母親為全家之生計在昆明郊外工作，兩星期方能回家一次）祖父、祖母是我們的依靠，我們是他們的希望，在祖母帶領下，我們陪伴祖父走完了他最後的人生之路。

1951年3月祖父、父親都被抓去坐牢了。1951年秋，祖父和父親從被關押處帶到一個叫何家院的村子參加「減租退押」，因為祖父在那裏置有田產，是典型的官僚地主，昆明的四大地主之一（昆明的四大官僚地主是：龍雲、盧漢、周鐘岳、胡瑛）。不久，昆明開了一次規模很大的「鎮壓反革命」的大會，祖父和父親被五花大綁押往會場，沿途氣紛緊張。那年月殺人是極簡單的事，父親所在的那間牢房關押的108人已先後處決了106人，其中一人是父親上小學時的校長。祖父對父親說：「今天，我父子二人估計活不出來了。我已經老了倒無所謂，只是你還年輕，奈何生我家，可惜啊！」大會結束後祖父和父親居然沒被殺掉，只是他們參加大會的照片放大後在「工農業展覽」上展出，嚇壞了不明情況的家人。

祖父是被關押在林家院（即雲南省二監），每月家裏要給他送一次食品和換洗衣服，祖母就帶著秀姐（胡曉秀、我母親的養女）去給坐牢的祖父送東西，秀姐當時只有十一歲，每到走不動時祖母就要停下來等她。東西送進監獄後要等拿到祖父親筆寫的收條、查看祖父換下的衣褲上有無血跡後，祖母方能放心。不知何故，祖父也會被放回家一段時間，那時我們家住在東寺街南口的西嶽廟24號，有祖父在家的日子總是愉快的。一位叫李學文的江湖醫生常到家中看望祖父並帶來一些食品，這位醫生的來歷至今我都搞不清楚，他的一隻腳有些瘸說話卻很風趣，他長說：「我是跳著快三步來，跳著慢三步離開。」祖父問及如何給人看病時，醫生開玩笑地說：「阿斯匹林一包，多喝開水少吃辣椒。」在場的人都笑彎了腰。真情不需要刻意，卻總是在不經意間很自然地流露著。

祖父被釋放回家的日子我忘了，不是1956年底就是1957年初，那時我家住在金碧路司馬巷二號，那天，我聽見祖父在樓下叫我，我跑下樓撲向站在院子裏的祖父，他笑著，我也笑了。祖父回家後我們家訂了一份《人民日報》，整個院子訂《人民日報》的只有我們家。父親則是在祖父回家之前就被釋放成了監獄裏的「留隊人員」並有了工資。

祖父在家裏每天戴著一副用線綁、用膠布粘的破舊老花鏡讀報、看書，那時家中書少，祖父常看的一本書是《東周列國志》。祖父素不飲酒，為此我們家幾代人中無嗜酒之人。祖父抽煙，在買不起香煙的情況下，就買一些煙葉回來自己捲煙。那種自卷「雪茄」要放到煙鍋上抽。煙鍋由細竹製成，竹的兩端安裝上銅制的煙鍋頭和煙嘴。有的煙鍋較長，祖父自己不方便點煙就讓我幫他點。我放學回來，祖父也會教我下象棋、軍棋；還手把手教我寫毛筆字，「一點如桃、一撇如刀、永字八法、字無百日之功等」都是祖父教我的。只是因為我悟性太差加之自己懶惰，祖父教我的東西一樣都沒學好。祖父還教會我唱岳飛作的《滿江紅》和不知是誰作的《蘇武牧羊》。剛回家時祖父也外出走走，外出時祖父穿一件灰布長衫，與街上行人的衣著形成很大的反差。祖父外出愛叫上我，無論走街還是串巷他總是用他的大手拉著我的小手，使我很有安全感。祖父個子高且瘦削，他與我講話時要彎腰低頭，我則要抬頭仰面。有幾次我們在街上碰到有人走到我們跟前向祖父敬禮，有的人叫他「軍長。」、有的人叫他「總司令」，招呼完就走人。每逢遇上這種情形，我也就從心底湧出幾分得意。祖父常去的朋友家我比較記得的有兩家：羊市口的李振邦爺爺家、南屏電影院附近的木逢春爺爺家，木逢春爺爺是一位穆斯林，有時我們到後木爺爺正在「把齋」，祖父就帶我坐在一旁，木爺爺「把齋」畢就會來與祖父聊天。

父親放假回家，多數時間是陪祖父講話，我喜歡呆在一旁聽他們講些什麼。記得比較清楚的有兩個話題：一個是談到中蘇關係祖父說，別看目前稱蘇聯大哥，不久中蘇必反目成仇。另一個話題是反右之前的「大鳴大放」，祖父說，共產黨能容忍這些意見？提意見的人都不會有好下場。後來的事實證明祖父所說是對的。反右之前祖父的幾個老友來家動員祖父，去政協混個差事，祖父從不為之所動。1957年在「反右鬥爭」中這幾位人全成了「右派分子」無一倖免。祖父回家後就一直留鬍鬚，他曾對我說，他留的是三絡鬍鬚，五絡鬍鬚他是留不成的。古人留鬚鬚以明志，不知祖父是否也有此意！那時在家裏聽到的話是不能夠到外面說的，

因為說話都會犯罪，弄不好還會搭上身家性命。祖父愛說：「失身不能為長樂老。」我記住了這句話，但意思卻是幾十年以後才明白。

1957年「反右鬥爭」以後祖父就不再外出串門子，到家裏的來串的人也更少了，那時是人人自危啊！祖父以前有一位副官叫陶學文，我們這一輩的人都叫他陶大爹，陶大爹跟了祖父幾十年一如我們的家人。陶大爹的家在易門，只要到昆明陶大爹就一定會來看望祖父，並帶來一些農產品和煙葉，到家以後陶大爹用磨快的菜刀把煙葉切成煙絲，以方便祖父捲煙。在每個家庭都很困難、每個人都餓肚子的年代也是如此。俗語說：「人情冷暖，世態炎涼」陶大爹對祖父的崇敬和照顧卻始終沒有改變。他祖父和祖母每晚得到「居民委員會」去學習，學習一般到晚上十點結束，祖父在學習的地方給參加學習的人讀報，記錄發言。祖母則說自己沒文化，免去祖父每晚所擔負的那個苦差事。1958年瘋狂的「大躍進」、「大煉鋼鐵」給全國人民帶來了一個饑餓的年代。每個家庭都不能在家自己做飯了，統一到「人民公社大食堂」排隊打飯吃。雖說是打飯，但打回的都是蠶豆、刀豆、包穀面、蕎面，且不能讓人吃飽，我在學校吃飯，祖父母在家附近的食堂吃飯，這些都是規定好的，沒有選擇的餘地。秀姐的兒子正輝出生在中國大陸餓殍千里的年代，祖父和祖母心疼正在給孩子餵奶的秀姐，還得把自己都不夠吃的食物省下一點給秀姐。正輝是祖父母帶過的唯一的第四代。

古語雲：「由儉入奢易，由奢入儉難。」祖父在歷史發生翻天覆地的變化中，是一個「不接紅請帖，要接黑請帖」的另類，由天堂掉到地獄，仍淡定而豁達，我從未聽到他報怨過什麼，也沒有要求他的兒女為他做點什麼，他從來沒有罵過我，他從不對家人惡語相加。祖母是當家的，帶著一幫正在念書的孩子，方方面面的壓力之大是可想而知的，對祖父的埋怨自然不會少，每當祖母罵祖父時，祖父總是一言不發地沉默。100年以前當辛亥革命爆發時，祖父只不過是一個二十二歲的熱血青年，不過是一個剛從雲南陸軍講武堂特別班畢業的最下級的軍官——排長，當國家和民族需要他付出的時候，他沒有膽怯和退縮，他表現出了一個熱血青年的勇氣，中國的國情和專制的文化又必然導致他成為一個悲劇性的人物。他年輕時所追求的共和、民主至今仍未在中國實現。但他畢竟成了一個歷史人物，迄今為止，家族中沒有一個人能望其項背。

1961年4月3日，祖父因腦溢血病逝世于昆明昆華醫院，祖父去世前一周，在下樓上廁所時跌倒中風，被送到昆華醫院治療，人已經不清醒了，我去看他時他卻能叫出我的名字。4月3日淩晨，醫院派人到我家臨街的窗下通知我們祖父去世的消息，那情景仿佛就在昨天。父親設法將祖父的屍體運到金馬寺附近的一個地方火化，骨灰則存放于西山華亭寺海會塔。不肖子孫是國人用來罵人的一句話，我從不以為然，覺得那不過是罵別人的，于我何干？正是在寫下以上的文字時，我幡然醒悟，我自己不就是混在不肖子孫的群體裏嗎？以前我卻渾然不知還自我感覺良好，悲夫！

在紀念辛亥革命100年的今天，我已經很難追尋到祖父當年的足跡，我為不能寫出祖父當年的事蹟和亮點而深感慚愧，偽造歷史又為我所不恥，我不想做一名欺名盜世之人。但我已經知道祖父一生的亮點並不在其表面，而是在其內心，「時窮節乃見」堅守一個讀書人應有的氣節就是祖父身上最大的亮點。

胡光祖

2011年6月6日星期一

【本文收錄於《雲南文獻》第41期；民國100年12月25日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