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玉科先生事略

作者／申慶璧

陳玉科先生字振之，民國前八年十月二十一日，降生於屏邊縣玉屏鎮橋頭。據先生之自述：「我家世代務農，因遭逢同治年間回族杜文秀之亂，祖先多罹難。惟祖父守先得以幸免。蓽路藍縷，辛勤一生。父親經營製紙業。稍有積餘，得以添置家業。祖父以三子先後喪亡，而諸孫又復幼弱，一門孤寡，悽涼異常。地方豪紳，皂隸，以吾家家道小康，孤弱可欺，侵佔凌逼，層出不已。年年興訟，虧損一空。祖父撫顧諸孫，不禁黯然長歎。自是吾於農村社會中權紳，皂隸，衙役，痞棍之萬惡，始有所認識。」「屏邊舊屬文山縣，民元始改為縣治。地當蒙自與河口之間，交通梗阻，地瘠民貧。我因家庭所受刺激過深，自幼即立志出外深造，至今尚能知所自立，亦全係惡劣環境之逼迫所致。」

先生之王父名立功，弟兄三人：居長；次為立紀與立位，均於婚後亡故。先生弟兄五人，最幼。王父故時，年方三十餘歲，先生祇有四齡。祖父因二嬸王氏無出，以先生承嗣，先生一生教養，全出其嬸母之力。

先生幼入私塾，民元鼎革後，改入小學。校長主殿昌，蒙自人，執教甚嚴。先生得習詩文，即自此始。民國八年，考入雲南省立第一師範學校。是時之一師，有公費，取錄最嚴，為一省之最高學府。一時宿儒，多執教於斯。時當五四運動之後，新文化運動，瀰漫全國，青年思想，深受啟示。校長秦光玉，思想保守，而辦學則謹嚴持重，故為激進者所不滿。然秦之為人，終身不仕，而以服務教育，發揚固有文化為職志。志行卓然，為士林所景仰。為先生所敬仰之一人。

先生一師畢業後，即同籍服務教育。民國十五年，革命軍北伐，革命潮流，風起雲湧。先生不甘終老柯鄉，遂不顧親友之勸阻，隻身出省。時唐繼堯主滇，倡導聯省自治，組設民治黨，封鎖滇邊甚嚴，不許青年前往廣東。被截留同省，加以究辦者，為數不少。先生之得以冒險成功，亦不易也。先生到南京不久，即考取中央黨務學校。此為本黨倡導革命以來，第一次成立之學校，培植黨政幹部人材之電。先生身受革命最高領袖，暨黨國先進之領導，飫聞革命主義之薰陶，中心至感振奮。對革命前途，具有無限熱望。

民國十七年中央派裴存藩先生回滇，辦理黨員登記，先生佐之。

民十九，奉派為滇省黨務指導委員兼宜傳部長。在滇首創民國日報，於經費極端困難之中，整頓刷新，不遣餘力。黨報銷路日增，言論亦漸受人重視，舊有十餘家地方性報紙，無形趨於淘汰。

國民政府遵照　國父遺囑召開國民會議，先生於民國二十年當選國民會議代表，參與制定約法。先生在工作期間，有感於革命理論與實際政治的矛盾衝突，及革命工作之苦悶，為增自身學識能力，亟欲再事深造。適逢滇省老送留學，遂以考察名義，派送出國，期限三年。

先生於民國二十三年八月出國，前往英國，在倫敦大學政治經濟學院攻讀。是時該院最有權威教授：如拉斯基，費勒爾等，於政治課門，最享盛名。先生是專跟費勒爾（Finer）研究地方政府。在此時期對倫敦郡，愛登堡，利物浦，曼轍斯特，幾個大城市之一切市政設施，曾多所考察。二十四年夏天，又藉暑假之便，前往德、法、意、丹、俄各國旅行參觀。二十五年冬轉往美國，在哥倫比亞大學研習。以後因請求延期未果，遂於廿六年七月返國。

先生後來述說，研究考察之心得云：「我在五四以後，很受新文化影響。革命軍北伐完成，才真正接受三民主義洗禮。三民主義，係綜合古今中外學說之大成，而融會賞通。博大精深，不易窺其底蘊。尤以民權主義之運用，及民生主義之實際，各國制度不同，歸趨亦有差異。留學期間，對於英國議會制度運用，曾作深刻研究。尤其海德公園內各種政治演說辯論的自由空氣，使我印象最深。後來到歐洲及蘇俄西南基輔一帶，短期旅行，當時第二五年計劃開始不久，集權恐怖神秘氣氛，到處瀰漫。共產與民主兩種制度下作風之不同，已有顯然對照。嗣後在美國半年，那正是羅斯福施行新政如日中天的時候，一切社會福利政策，正在積極實施，資本主義制度，在本質上已有急劇變化。由以上觀察印證，使我越覺得國父學說的精深博大。惜乎吾人雖有此寶貴遺教，而未能將其學說思想，作最進步最科學的闡發，使其成為世界所能接受的國際學說。」「總裁倡導力行哲學，主張實踐力行，亦是醫治國人不能起而行的一種良方，惜乎我們亦不能在實際政治制度上，作最有效的最實際的實施，使政治納入正軌。」

「這兩點觀點，我是深深服膺，信守不渝。必如此，才配稱為本黨新鬪士，亦才足以澈底打擊共匪的惡政。」

先生回國時，正值陳果夫先生主持江蘇省政，於地方民政吏治，頗多改進。導淮工作，亦在積極進行中。其他各省，對於新地方制度，如行政專員，實驗縣等，均在熱烈倡導。先生以離國日久，對國內實情，亟思有所了解，先生得陳果夫張厲生兩氏之助，到江寧、鎮江、青島、鄒平、北平、定縣、漢口、南昌、蘭溪、杭州、上海等處參觀考察；先生對政府埋頭建設，及應付對日外交種種處境，得到更深了解。

二十七年春，由京返滇，首任雲南大學教授兼秘書長之職。半年後，學校改組，調任省政府視察主任。是年八一三滬戰爆發，曾陪同當時龍雲主席到京出席軍事會議。轉滇之後，主辦雲南日報。該報大加整頓之後，銷路激增，為抗戰後期，地方報紙中最有力量者。可惜限於環境，未能強化組織。先生離去之後，人事與作風，逐漸蛻變。延至最後，反為匪諜所利用，此真可為痛惜者。

在從事黨務一段時期，先生先後創辦民國，雲南兩報，在雲南學術文化界及人民思想啟發上，均有極大影響。民國二十七年，出版「雲南邊地問題研究」，引起廣泛注意，英法文均有譯本。

二十八年，出任雲南河口督辦，河口界於滇越交界之區，與越南之老街相對峙，中間以鐵橋。地勢衝要，氣候炎熱。到任一月，日軍即於五月五日侵入越南，在海防登陸。河口為滇省門戶，首當其衝。政府對國防軍事，一無準備，地方措施，一切進入戰時緊急狀態。以後炸鐵橋，撤卸鐵軌，破壞通越一切道路，都是此時所發生之事。肆應之苦，處境之艱，真是力盡心竭。後先生以丁母憂，遂請辭同昆。

在河口一段，先生有大膽措施，頗值稱述。自日軍登陸海防，法越當局態度曖味，圖與日軍合作，以期保全越南。於是對滇越鐵路，法人即採取祕密緊急措施，欲將滇段鐵路機車及所有車皮，集中老街附近之「哥柳」總車站，而留少數在滇境以內。數日之間，鐵路上車輛調動頻煩，有出無入。先生據報以後，不及請示，即採取緊急措施，截留車輛，封鎖鐵橋，隨後又與法方規定調動車輛，及維持交通辦法。如此，為國家保全了六十餘個機車，幾百輛車皮。在抗戰後期，滇越、川滇、滇緬三路，維持不墜，東補西綴，發揮了極大功用。為此，先生亦受了法越方面多方攻擊。

三十二年春，先生參加中央訓練團黨政高級班第一期受訓，為時半年。多年服務地方以人事栗六，能得此進修機會，且可與各方友朋結識，私衷至感愉快。然當時中樞期許對學員雖大，究乏貫徹實施所定幹部政策之決心。環境困難，尤多顧慮。是以結業之後，同學紛紛云歸，各自西東。先生一腔熱望，付諸東流。

三十三年，出任滇西第五區行政專員，駐節蒙化。時當抗戰後期，陸軍總部設於昆明，遠征軍總部設於保山。滇西各縣，大軍雲集，補充兵員，轉運糧粖，供應軍需，日不暇給。專署任重事繁，先生能應負餘裕，各縣治安，亦能維持。

三十四年八月抗戰勝利，十月滇省政府改組，主席龍雲調任參議院院長，以盧漢為滇省主席，以李宗黃先生為民政廳長兼代主席。李先生到滇，遂延攪同志勸辦，先生亦被調為昆明市長。

市長任期，為時八月。盧漢由越返滇就職之後，由於共黨，利用學潮，先後排擠杜聿明，關麟徵，霍揆章以去，同時亦打擊李宗黃先生，並及其所延用黨內同志。因此，先生亦不為所容，先生市長任內，所遇種種牽制刁難，不一而足。然於此時期，先生在夾攻中盡力肆應全市財政，經嚴格稽征，調整稅率，整頓公產，裁減冗員之後，收入逐月增加，最後離職時，已達三倍有餘。為全市下水道測繪設計工作，三月即告完成。先生在昆明市長任內全市下水道測繪設計，能在三月內完成，耗費四千餘萬元。此在當時環境及市府人力、財力、及設備情形下，相當不易。因先生認此為整理市政最基本工作，故排萬難以行。雖未能付諸實行，但已為未來新昆明市政設計奠定初基。

三十五年當選為制憲國民大會代表參與憲法之制定。

市長辭去後，同年中央即發表為立法委員。是時中原大會戰，已在進行中，財政金融。口形紊亂；選舉行憲，粉爭不已；政協談判未決，匪亂日形擴大。局勢危急，亂象已現。先生當時憂急異常，既感干國事無補，即思同籍退休。三十八年回滇，時省政府主席盧漢，意志動搖，最後大勢已去，更促成其早日叛變決心；中央雖欲咸以至誠，已不可能。事至於此，先生只有倉皇離滇。時距叛變僅有數日。

先生競選行憲後之立法委員，未曾當選，隻身離滇，暫在香港九龍飯店棲身，與我時有信函來往。四十年來臺，四十一年，會入革命實踐研究院十七期受訓。任行政院設計委員會委員，後合併於光復大陸設計研究委員會，仍續任委員。四十二年起兼臺灣大學教授。

四十三年起，會入革命實踐研究院聯戰班三期受訓。出任第二屆考試院委員，四十九年繼任第三屆考試委員，在任內會任典試委員及退除役官兵等特種考試典試委員長多次，為國家掄才甚多。大學院校入學考試實施聯合考試，先生主持　國父思想考試及閱卷工作達十餘年，與閱卷人合作無間，璧曾任先生之襄試委員及閱卷委員十餘年，先生評閱細心，評分公正，知之甚稔。

第三屆考試院委員任滿，先生受聘為顧問，專任國立政治大學教授，直至依例退休。

先生字體秀逸，文筆嚴謹，但惜墨如金，來臺以後，尤少寫作發表。我僅見過所著：美國當前的市政問題，內容是詹森總統大社會計劃之參考研究，刊於中山學術文化集刊第二集及李宗黃先生與昆明市政，收於李宗黃評傳一書中。

先生曾作過自我批評云：「我一生孤苦奮鬪，全無奧援。所恃在尚能奮志不屈，力爭上游。對人處事，誠信盧守，責任心重，愛好心切。惟個性剛強，嫉惡如仇。心有不悅，即形之於色。涵蓄不足，易招人忌。我外貌嚴肅，內心則富於熱情及正義感。故有時失於溫情，輕於信人。性沉靜，而寡言，不喜寬交遊，不知者謂為冷落不羣，我性渾樸，於權詐奇險一道，最無天份。近年閱歷稍增，事多顧慮。……我不善理財，尤不習於持籌握算，據奇計贏。但於財務處理，公私分明，絕不苟且。於顛沛流離之中，尚能取信於朋友者，賴有此耳。」

先生曾自述家庭經濟謂：「我家道小康，勉能自給。我妻來自農村，樸素成性。生活日用，異常簡約。平常因家累不重，量入為出，生活尚無顧慮。但平生不善居積，有輒用盡。碌碌半生，所居仍平房敖椽，安之自若。」

我認識先生雖早在民國二十年出任雲南開遠縣黨務指導委員之時，但與先生交往，實始於民國三十四年雲南省政府，我先任省政府主任秘書及民政廳秘書時，時先生家住昆明市大富街芭蕉巷三號，余與內人鄧竹華女士，均會在其府上作客，得識其夫人周映蓮女士，所見情形，確實先生所述。

先生平生交游，多為學衛文化界及青年人。見有優秀青年，則賞識提拔，靡不唯力是視。而其生活習慣，相當規律。早年喜騎術，打網球，近年習游泳及太極拳。晚年身體亦尚健康。六十八年秋，余應張韻璧前輩之薦，任襄試委員前往老試院閱卷，走訪先生知因病住院，因與內人往三軍總醫院探視，尚能談笑自如，惟當離別後，其夫告知，癌細胞已擴散全身，已不思飲食，經治療後，又稍有起色，但自茲以後，即為三軍總醫院常客。延至是年十二月三十日下午二時四十五分逝世，旅世八十歲。六十九年元月七日，下午一時三十分在臺北市木柵路一段二三一巷三十四號錫安堂舉行追思禮拜，隨即發引安葬於三張犁墓園。參與追思禮拜之親友，無不為先生之謝世而惋惜。

先生原配夫人為周映蓮，繼配吳月清有二男四女，僅知大女名進華，次女名進芳，全部陷於大陸。

【本文收錄於《雲南文獻》第10期；民國69年12月25日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