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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tle: 雲南起義八十週年話護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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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pdated: "2023-11-10"
category: 雲南文獻全集目錄 / 第2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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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護國戰爭
  - 雲南起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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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雲南起義八十週年話護國

目錄

- [1. 一、護國首義誰為主動](#i)
- [2. 二、唐繼堯是否被迫反袁](#i-2)
- [3. 三、在護國戰中唐繼堯對蔡鍔，是積極支持，還是消極掣肘](#i-3)
- [4. 結束語](#i-4)

作者／董坤維

今年是雲南護國首義八十週年，一九一五年十二月二十五日，雲南督軍唐繼堯在孫中山先生民主革命思想的倡導下，在雲南發動和領導了護國起義，摧毀了袁世凱的帝制復辟，維護了共和國體。唐繼堯、蔡鍔、李烈鈞在護國起義中，建立了不朽的功勛，被譽為護國三傑。雲南人民特別是老一輩的雲南人都對此熟知。有關護國的史料和評述多不勝舉。許多護國的參與者，都根據自己的親身經歷，寫出了對護國起義的記述和評論。在浩繁的護國文獻中，大多數都記事真實，立論公允。但由於撰寫者立場觀點寫作態度的差異，因此對護國起義，特別是對護國的主要人物，就見仁見智，作出各種不同評價。在學術討論中，這本屬正常現象。但是在護國起義以後很長的時間裡，基於某些錯綜複雜的政治因素和歷史原因，在有關護國史的撰寫和評論中，出現了一種不符合歷史真實的『揚蔡抑唐』傾向。錯誤地把護國起義全歸功於蔡鍔，對唐繼堯和李烈鈞或誣蔑貶抑，或根本不提。記得筆者在三十年代讀小學時，歷史教材裡就把護國起義寫為『袁世凱妄圖稱帝，蔡鍔組織護國軍把他打倒』。這種乎篡改歷史，具有政治偏見或個人目的，不實事求是的撰寫偏向，長期以來導致護國史的研究和有關護國的文學創作以及學校歷史教材的編寫、造成了很大的誤區。為此，筆者參閱了大量具有研究價值和有代表性的不同觀點的護國史料和評論，經反復映證，提出一些看法撰寫此文。文中所舉事例及評論，力求做到出處明確，佐證有據，以便對護國史有興趣的讀者分析研究，判斷是非，作出自己的評價。長期以來對護國史的爭議，可歸納為以下幾個方面：

### 一、護國首義誰為主動

在此首先引用護國起義三位主要人物對護國的評論。唐繼堯在雲南各界追悼蔡鍔的大會上說：『雲南起義係由孫中山先生所倡導，吾滇自主為之。外間不察，有謂松坡為主動，雲南為被動。其實吾滇尚未起義之前，孫先生選派董福開及呂志伊來滇。起義後，本人即派李宗黃赴滬，請示機宜，真正主動者係孫先生、我與松坡均係奉公承教』。蔡鍔在《大洲驛刻崖記功碑》這樣說『前總統袁世凱叛國稱帝，國人惡之，滇始興師致討。曰護國軍，而鍔實董率之』。李烈鈞在回答護國誰為主動的問題時說：『幹大事者，恥言功利，但是非真假不可不明，唐如不是主動，他就不容許我進去，即進去，他可以把我們獻於袁氏，立刻可以封王。唐如不早有決心，不早作準備，我們進去一週，即行佈露討袁，演一齣戲也演不出，天下哪有這種容易之事？雖愚魯之人亦可以判斷。我與松坡，不過遠道赴義，幫同做一件大事。若論主動或首功，當然唐主動為首功，松坡次之，我個人實無功績可言』。在這裡把李烈鈞的話全部引用，因為除了最後一句外，這段講話是很公正的。李烈鈞恥言功利，但他在一九一二年江西起義，起兵討袁，在護國戰爭中，指揮第二軍屢立戰功，其功績永載史冊是抹煞不了的。李宗黃在《護國起義信史》中說護國『倡導行謀，操之國父，決策籌備，出自唐公』和唐繼堯的說法完全一致。蔡鍔的老師梁啓超卻說『護國之役，吾所指使也，雲南何有焉』。意思是護國起義是他指使蔡鍔來雲南發動的，和雲南毫無關係。這和蔡鍔所說『鍔實董率之』有點異曲同工，梁啓超是名噪全國的文人，他的這種錯誤言論當時的確引起了混淆視聽的作用，矇蔽了許多不明真像的人，對爾後護國史的研究，造成了深遠的不良影響。但梁啓超畢竟是有聲望的學者，在護國真像面前，他還是把對護國起義的評論更正為『帝制議起，國人卻於淫威，含怨蓄怒，側目結舌，莫敢出氣，首難發自會澤』。認定了護國首義的發動者是唐繼堯。

唐繼堯的講話『吾滇自主為之』並非虛言，可以從以下史料中得以證實。周鍾嶽在《雲南護國起義史實之回顧》中記述一九一四年秋蔡鍔電邀他到北京任職，臨行前唐繼堯密囑他告蔡鍔，袁世凱將不安於總統，必有盜國之日』，勸蔡鍔『脫身南來，共圖大事』。以後唐繼堯和蔡鍔常密電往來並派楊純武進京向蔡鍔面告雲南準備情況。孫永安在《雲南護國起義的回顧》中說唐繼堯一九一四年春向他說：『如果袁世凱做皇帝，那是重害吾民，我們只有堅決反對』。一九一五年二月唐繼堯叫他擬定一個新軍組織計劃，以備不時之需。從以上事實說明唐繼堯早在護國首義前一年多就已看破袁世凱的稱帝野心，一九一五年初即進行反袁準備了。

一九一五年二月，孫中山派呂志伊回雲南策劃反袁，唐繼堯聘之為高等顧問，著意庇護，任其在部屬中進行反袁活動。唐繼堯在一九一五年初已和庾恩暘、楊蓁、鄧泰中等親信部屬多次密談，表示了反袁決心。具有強烈反帝思想的楊、鄧即無所顧慮地在所屬部隊中放手開展愛國反袁活動。庾恩暘在《雲南首義共和始末》中記述了唐繼堯和他們的談話『縱觀袁氏，必不安其位，終成亂階，吾輩軍人，絕不能坐視無數先烈以鮮血換來之共和國體，為獨夫所劫奪。』在反對帝制，維護共和思想一致的基礎上，唐繼堯於一九一五年九月十一日秘密召集高級幕僚及將領開反袁第一次會議，作出了三項決議：一積極提倡愛國精神。二整理武裝，準備作戰。三嚴守秘密。十月十七日召開反袁第二次會議，商定起義時機：一中部各省中有一省可望響應時；二黔桂、川三省中有一省可望響應時；三海外華僑及國民黨接濟餉糈時；四如以上三項均不能實現，則為本省爭國民人格計，亦孤注一擲，宣告獨立。十一月三日召集團長以上軍官開反袁第三次會議，擬定出師計劃，作戰方略。在此期間唐繼堯內則積極整軍，籌械籌餉。外則派人到省外聯絡，與各方反袁志士互通聲息。在袁世凱迭電唐繼堯緝拿「亂黨」時，李烈鈞、熊克武、方聲濤、戴戡…等人次第來滇。唐繼堯並派呂志伊往海外南洋各地，向華僑宣揚反袁意旨，籌募軍費。

一九一五年十二月九日，唐繼堯在巫家壩舉行了誓師典禮，以滇軍精銳步一團、步七團在團長鄧泰中、楊蓁的率領下，作為討袁的先遣隊，以剿匪為名向川邊進發。

十二月蔡鍔離開北京到達海防，唐繼堯派唐繼虞率軍隊前往迎接，嚴密保護，粉碎了袁世凱死黨謀殺蔡鍔的陰謀，蔡鍔於十九日安抵昆明。

二十一日唐繼堯召開了各地到滇反袁志士和雲南軍政人員的第四次反袁會議，電袁世凱，勸其取消帝制，袁世凱不予回答。

二十二日唐繼堯召開第五次反袁會議，參加者蔡鍔、李烈鈞等三十九人，舉行宣誓，歃血為盟。進一步討論起義各項措施，把這次起義定名為護國。在唐繼堯尊蔡鍔為老前輩，推舉蔡鍔為護國軍都督，總攝全局，自己率兵出征，蔡鍔力辭，互相謙讓的情況下，與會人員一致推舉唐繼堯為護國軍都督兼第三軍總司令，蔡鍔為第一軍總司令，李烈鈞為第二軍總司令。十二月廿五日宣佈雲南獨立，壯烈之護國戰爭遂以展開。

綜上所述，唐繼堯在帝制復辟陰影籠罩全國，黑雲壓城城欲摧的陰惡環境中，極端困難的情況下，經過一年多的周密籌劃，在軍事、政治、思想、軍需後勤等各個方面都作好了充分的準備，即使蔡鍔不來，雲南仍將在唐繼堯的領導下，舉起護國大旗，起兵討袁的。唐繼堯是雲南護國首義的主動者，是無可懷疑的。當然，蔡鍔的到來，壯大了護國起義的聲勢。

揚蔡抑唐論者不承認這些史實，找出種種藉口來否定，他們說『當唐繼堯盛時，他的僚屬硬說共和是唐繼堯一手再造的，把護國勝利的果實，全推在唐繼堯一人的功勞簿上。他們以偏概全，錯誤地把唐和雲南人民等同起來，認為唐在護國戰爭中是雲南人民的代表』。對於這些說法，在此提出幾點質疑：有關護國的評述，大部份是撰寫於唐繼堯逝世後的歷次護國首義週年紀念，許多評述甚至是寫於五、六十年代，『當唐繼堯盛時』如何說起？撰寫者有的確是當年唐繼堯的僚屬，有的只是護國起義的參與者，在撰寫者當中，有的在護國起義以後，甚至和唐繼堯持不同政見。他們在不同時期，從不同角度，以自己的親身經歷來如實撰寫，是否都不約而同地一把護國勝利的果實，全推在唐一人的功勞簿上』？袁世凱妄圖恢復帝制，為全國人民所痛恨，都迫望把他打倒。唐繼堯領導護國反袁，和人民的願望完全一致，難道不能說是雲南人民的代表？

揚蔡抑唐者說「民國三、四年之交，正是袁世凱打敗國民黨，統治魔力比較強大的時期，唐繼堯何能和蔡鍔密電往來，何敢派人到各省作反袁活動。』因此斷言周鍾嶽所記述唐、蔡密電往來以及唐繼堯派人到省外聯絡反袁的記述都是虛假的，是「為唐繼堯粉飾」。照他們這種邏輯來看，革命者都是膽小鬼，反動統治強大時，就只有銷聲匿跡了。如此說來當晚清統治時期，暗探密佈，搜捕革命黨人，而孫中山先生領導下的革命活動卻從未停止過，直至推翻清皇朝，建立了民國，又如何解釋呢？

### 二、唐繼堯是否被迫反袁

唐繼堯是積極為推翻清皇朝進行革命活動的同盟會員，是雲南辛亥革命的主要領導人之一，在他看破袁世凱的稱帝野心時，早已下定了反袁決心，由於當時他所處地位不同，不能不持極為謹慎之態度，更不能輕易表露真實意向。揚蔡抑唐論者即以此來說唐繼堯的反袁是被迫的，他們的說法之一是唐繼堯是被滇軍中少壯派軍官逼迫反袁的。不可否認，滇軍中以楊華、鄧蓁中等為代表的少壯軍官絕大部份都是胸懷愛國激情的熱血青年，他們繼承辛亥革命精神，具有強烈的反帝思想，他們是護國戰爭很快取得勝利的重要因素。一九一五年八、九月間籌安會起，帝制復辟甚囂塵上之時，他們經常秘密聚會，共商反袁大計。但不能說唐繼堯的反袁決心是他們逼出來的，從以下史料中足可說明真相：呂天民在《天民回憶錄》裡這樣說「中下級軍官曾秘密在余處會議數次，決定四項辦法：一、於適當時期要求唐表示態度，二、如唐反對帝制，則仍權其為領袖，三、如中立，則送往安南，四、如贊成，則殺之。唯唐是時已決心反對帝制，因極端保密，故中下級軍官不知」。祿國藩在《雲南護國前後的回憶》中說「他們經常在羅佩金或劉祖武家裡密商，幾乎每天晚上都有聚會，並把商談的內容和大家發表的意見，由鄧泰中、楊蓁二人密報唐繼堯，唐表示同意，但囑嚴守秘密。唐表面不得不表示擁戴袁，以獲得準備機會，殊不知唐對此事，早有同感了」。何慧青在《雲南擁護共和之經過》中這樣回憶「實則唐氏早已決心反對帝制，惟因事體重大，不得不嚴守秘密，如袁見唐不可靠，一令褫職，則討袁計劃全盤受影響矣」。李曰垓所作《客問》中記述「當四年秋間，籌安會初起，群下三五組集，已無日不在運動秘密籌議之中。吾與趙鳳階、黃斐章同為一組，日夕籌議所得，共推黃斐章進言於唐蓂賡氏」。這一類史料，多不勝舉，雖然撰寫手法各異，但內容卻是相同的。即反對帝制維護共和，督軍和部屬思想完全一致，聲息相通，上下同心。首義前三次秘密會議中的各項決策，正是在這樣的形勢、下作出來的。從中哪裡看得到一點唐繼堯被迫反袁的跡像。

唐繼堯在掌握了部屬的思想動向後，即召集連長以上軍官訓話。你們帶兵的好好練兵，好好掌握部隊。國家大事，時機成熟，自有決定。一旦國家使用軍隊，最低限度如投石入水，要激起一個波浪。這番講話雖較隱晦，但對起兵反袁已經是一點即明了。講話並闡明了反袁戰爭的必然性，那就是以雲南一隅的一個波浪掀起全國反袁的巨瀾。

抑唐論者卻無視這些史實，他們硬說唐繼堯是被部屬所迫，不反袁就將被趕下台，甚至生命不保。他們從史料中斷章取義，只強調部屬秘密開會反袁，而不提起每次會議的內容都向唐繼堯彙報，不提唐繼堯的反袁決心和態度。並且著意把部屬不明真像前所擬的對唐繼堯採取的四項辦法誇張渲染，作為唐繼堯是被迫反袁的一張王牌。

護國起義是有關雲南全省安危的重大事件，唐繼堯是一省之長，在未宣佈護國起義之前，能不持之鎮靜，嚴守秘密嗎？唐繼堯是全軍的統帥，能不考慮以雲南一省微弱之軍隊來抗衡十倍於滇軍的袁世凱北洋軍的嚴重性嗎？但是當唐繼堯把問題考慮成熟，就義無反顧，全力以赴。這正說明他思緒縝密，處事慎重。由雲龍在《唐繼堯傳》評論唐繼堯「舉措計劃，縝密恢廓，不動則已，動則必操勝算」。而抑唐論者卻把這些說成是唐繼堯反袁態度曖昧，猶豫觀望。

唐繼堯是被迫反袁的另一說法是蔡鍔到昆明後說服唐繼堯反袁的，還有人說蔡鍔在滇軍中的舊部屬都迫望蔡鍔來滇領導反袁，蔡鍔是利用舊部屬的關係來脅迫唐繼堯反袁。事實是當時蔡鍔已離滇三年，滇軍上中級軍官人事幾經更調，已形成了唐繼堯的系統，在前三次的反袁秘密會議上，反袁決策早已明確，並且蔡鍔到昆明之前，反袁的先遣隊已早向四川出發，何須蔡鍔來說服甚至脅迫唐繼堯反袁。為了更能說明事實的真像，在此引證蔡鍔到昆明後講的一段話和發的兩則電文。黃毓成在《南強雜誌》中發表之雲南起義經過記述「蔡鍔抵滇，首謂不圖同輩已有驚人之決心與準備。而民氣之澎湃，尤為難得」。蔡鍔在到昆明第三天在《致劉希陶馬電》中說「出京以後，所聞消息，多為始料不及，預揣成功之速，必不下於辛亥之速，滇軍業經蓂公部署，已有頭緒」。在《致劉旅長電》中說「鍔十九日抵滇，與蓂公及各將領備極歡洽」。從上述例子只看到蔡鍔對滇中反袁籌劃完備以及和唐繼堯等反袁志同道合的喜悅心情，哪裡找得到絲毫說服甚至是脅迫唐繼堯反袁的蹤影。如果真的舊部都迫望蔡鍔來領導反袁，為什麼在唐繼堯讓都督位給蔡鍔時，大家都推舉唐繼堯為都督，領導反袁呢？

唐繼堯是排除了以張子貞為代表的某些將領的反對，迎接蔡鍔入滇的，他說：「事情只問應該做和不應該做，蔡老前輩來雲南，我們當然歡迎他，成敗利鈍，在所不計」。唐繼堯若非早日決策，渴求同心，卻歡迎蔡鍔來說服他脅迫他反袁嗎？豈非咄咄怪事。

揚蔡抑唐者把唐繼堯為敷衍袁世凱，贏得更充分的起義裝備時間所用的一些手段，諸如接受袁世凱的封侯贈金，召開省議會投票贊成帝制等，說成是依附投靠袁世凱。而把蔡鍔在北京將軍府率先簽名贊成袁世凱稱帝，說成是欺騙袁世凱。同樣性質的事情，卻作出了截然相反的結論，這種不顧史實，只憑偏見來評論歷史事物的態度，何其如此之不公正。古語說「詩言志」，從唐繼堯一九一五年七月寫給他三妹唐蕙賡的一首七律裡，足可看出當時唐繼堯的情懷「飯罷從容理釣舟，浮生大夢盡風流。頻年悲憫人空老，舉世浮沈杞獨憂。熱血不禁真去國，冷心翻笑假封侯。靜觀一悟曲肱樂，身在天風最上頭」。

### 三、在護國戰中唐繼堯對蔡鍔，是積極支持，還是消極掣肘

揚蔡抑唐者說「唐繼堯在護國戰爭中在兵員裝備和戰爭支援上都多方對蔡鍔進行刁難」。對此，首先還是引用蔡鍔自己的話來回答，蔡鍔在《告滇中父老書》中說「鍔遠道而來，奉從父老之後，以搆茲佳會，而又過辱寵命，掃境內之甲以付之鍔，俾得與逆賊從事」。「掃」字的涵義是盡其所有，可能有些誇張。但護國第一軍確是在三個軍中人數最多，裝備最好，訓練最精，戰鬥力最強的。白之瀚在《雲南護國簡史》中寫道「第一軍是滇中久經節制之師，人械精足為各軍冠。二軍次之，舊有及新訓練者各半。三軍及挺進軍皆由地方團警及新募入伍之兵雜湊而成」。第一軍第一梯團長劉雲峰在《護國軍紀要》中說「出征者將滇中精銳盡行帶出」，並強調「鄧泰中、楊蓁兩支隊屬第一梯團」。這裡著重說明，鄧泰中、楊蔡之步一團、步七團（護國軍組建後編為一、二支隊）已作為護國軍的先遣隊於一九一五年十二月九日即已從昆明向川邊進發了。這兩個團可稱滇軍精銳中之精銳。當年在二支隊任中尉排長的奚濟霖在《護國軍第二支隊回憶》中詳述了支隊長楊蓁經常向士兵灌輸愛國反帝思想，嚴格訓練的情況外，並作了如下之記載「兩團的武器裝備也很精良，步槍是德國克魯伯廠造的六厘八，當時全國陸軍槍械中也算是最好的一種」。「一、七兩團出征，每團配屬砲兵一連，機關槍一連，衛生隊半部」。唐繼堯把這樣精銳的部隊都無私地編入第一軍建制，歸蔡鍔指揮，還能說是對蔡鍔進行「刁難」嗎？有人卻說「蔡鍔僅率三千疲憊之卒入川」。梁啓超說得更具體「滇中所撥予松公之兵止此，以三千一百三十人，當大敵十餘萬」。奚濟霖記述步一團、步七團從昆明出發時人數近三千人，而第一軍所轄就有八個支隊（團），到底有多少兵員，明眼人一看就知。而揚蔡抑唐者卻以此荒誕之謊言作為唐繼堯在兵員和裝備上刁難蔡鍔之鐵證。

護國第一軍總司令部一九一六年中旬到達川南前線之時，鄧泰中、楊蓁一、二支隊已按護國軍擬定之作戰方略，取得了敘、瀘大捷，其時袁世凱增援之北洋軍已大量到達，佔據了有利地形，構築了堅固工事，敵我兵力懸殊甚大。根據當時的戰情，護國軍制定了鞏固戰果，固守佯攻，牽制北洋軍主力，伺機進攻的作戰方針，這無疑是正確的。蔡鍔卻和梁啓超迭電往還，制定了一個與戰爭實情不適應的軍事冒險計劃，企圖一戰而擊潰北洋軍主力。集中了敘洲、納溪護國軍兵力與佔絕對優勢，深溝高壘的北洋軍進行決戰，不斷對敵陣地強攻，雖然護國軍作戰極為英勇，前仆後繼，但終因兵力過於懸殊，傷亡慘重，使已取得之敘府、瀘洲重陷敵手，退守大洲驛。何慧青在《雲南擁護共和之經過》記述此次戰役「戰事極為猛烈，幾經挫折，革命精銳，大半犧牲於此」。蔡鍔在此次戰役中，親臨前線指揮，身先士卒，艱苦奮戰。退守大洲驛後，在滇中兵員、械彈的增援下，重新部署兵力，扭轉戰機，轉敗為勝，重復敘、瀘。戰功卓著，但由於急功求成，違反了保存自己有生力量，伺機消滅敵人的軍事原則，致使護國軍受到不應有的重大損失。

在敘、瀘戰役後，蔡鍔電告梁啓超「自滇出發以來，僅領餉兩月，半年來，後方毫無補充，以致衣不蔽體，食無宿糧，每月伙食皆東拚西湊，拮鋸度日」。梁啓超立即大造輿論：「松公與大敵相持敘、瀘之際，望滇援如望歲，呼籲聲嘶，莫之或應」。照此說來，唐繼堯對蔡鍔真是居心叵測，蓄意刁難了，事實果真如此嗎？

護國軍的大後方昆明到敘、瀘戰場，行程在千里以上，當時無公路可通，道路崎嶇，步行將近一月，支前物資全靠人挑馬馱，護國戰爭軍興，滇中外則羅掘至盡，以濟各軍。內則要禦袁軍龍覲光等入寇之敵於境內，其困難可想而知。雖盡力支援前線，但量微道遠，緩不濟急，自是意料中之事。但從支援川南戰場情況來看，第一軍總部一九一六年二月中旬到達前線，三月中旬支前兵員、械彈劾已到達，不可謂不及時矣。具體情況還是引證幾位親歷者的記述來說明事實真像。第六支隊長朱德在致唐督信中說「現值停戰期間，奉蔡公命到紅花坡把守，取防守主義，然補充者概屬新兵，惟有督率各營長認真訓練，以資進步，用不負都督整軍經武之至意」。張在川《護國首義戰役概要》中記述「敘府失守後，劉部退至橫江，唐繼堯令新編廖廷桂支隊增援。」「幸唐繼堯召集退伍之工兵一連趕到增援」。李曰垓記述「三月中旬，接濟已到，士氣漸復」。庾恩暘《雲南護國首義三傑》中記載「三月中旬，子彈大至，我左縱隊於十八日驅逐在敘馮軍，復取敘府。」蔡鍔的貼身副官鄒若衡回憶「唐督匯來銀洋十萬元及子彈一部」。張人文記述「護國軍退守大洲驛時，接唐繼堯電不第二軍李烈鈞司令已入桂境，黃毓成軍指日由黔入川增援。全軍士氣大振，蔡鍔興奮地說，可以一戰矣。遂於三月十三日下令反攻」。馬伯良在《雲南督義護國史蹟》中說「蔡鍔乃電商唐繼堯，增派部隊來川以壯大聲勢，對川軍加重壓力，促其獨立，唐同意派第三軍第一梯團趙鐘奇部到敘府增援，趙梯團到敘後，對曹錕部加強進攻。」

第一軍出發時的確僅領餉二月，但第二、三兩軍卻只領餉一月，僅及第一軍之半。以此觀之，第一軍所領糧餉，比之二、三兩軍可謂優矣。更何況第一軍在川南還發行了一百萬元的護國軍票。

從以上這些事例來看，蔡鍔和梁啓超的電文是不實事求是的。白之瀚在《雲南護國簡史》對此作了極為公正之評論「當瀘、納酣戰之日，正龍、楊入寇之時，葉、黃、趙、庾諸軍，皆蔡出川後，陸續湊集而成，人械均甚劣弱。而分遣出援之師，亦係陸續籌備就道，以財械交通之種種困難，斷難從成事之先後遲速加以猜測。總之，統籌兼顧者之易致逆尤，乃屬當然之事。而蔡公身當矢石，焦勞過度，偶有不諒，吾人當曲體之也」。揚蔡抑唐者卻置諸多戰役親歷者其實的記述於不顧，抓住不實之電文，作為唐繼堯在護國戰爭中刁難蔡鍔的憑證，他們說唐繼堯這樣做是「別有用心」。試問唐繼堯排除萬難，迎接保護蔡鍔到昆明，並要把都督位讓給蔡鍔。護國軍組建時，無私地把滇軍大部精銳部隊編入第一軍建制，歸蔡鍔指揮，而甘留寡弱以自守。而在戰爭失利時，卻又置護國軍危亡於不顧，以犧牲滇軍精銳來刁難蔡鍔，於情於理，說得通嗎？「別有用心」之說，實令人費解。

當第一軍敘、瀘鏖戰方酣之際，李烈鈞指揮第二軍轉戰桂、粵帥軍宣告獨立。第三軍以人械弱劣，陸續湊集之師，在唐繼堯指揮下，粉碎了袁軍龍覲光，龍體乾等入寇雲南，偷襲昆明之陰謀，鞏固了護國軍後方。在護國軍各路皆捷的形勢下，各省響應護國，紛紛獨立。袁世凱被迫於一九一六年四月宣佈取消帝制，六月即病死，護國起義歷時半年獲得勝利。

### 結束語

唐繼堯在護國首義中不以領導自居，護國戰爭勝利後，不以功高自傲。他始終把護國起義置卜於孫中山先生領導之下。護國軍興時，他上書孫先生「一切機宜，祈隨時指示，得有遵循。總期早日除袁氏之大望，復我民族之自由，馬首是瞻，共成義舉，驥尾竊附，佇聽佳音。」孫先生致李宗黃信中說「唐公命帶之才，首倡起義，處為撝謙，誠可以全國軍人之表率」。當雲南人民對護國起義非雲南主動之說深抱不平時，唐繼堯向全省軍民講話中說：「要知道雲南起義乃雲南人自立自做之事，這一點既然無人能夠推翻，那就大可放心了，何必還介介呢？」

唐繼堯的反袁決心是非常堅定的，一九一六年四月間，當袁世凱眼看各省紛紛響應護國獨立恢復帝制已成泡影，提出取消帝制，退居總統的言和要求時，梁啓超密電唐、蔡主和。唐繼堯立即復電，袁世凱稱帝，已喪失總統資格，非其退位，無可言和。為了防影響軍心，唐繼堯嚴命各軍「前將領不能自由發表意見，以免與政府主張兩歧。」對此，孫中山先生在一九一六年五月一日在護國雲南都督府駐滬代表的歡迎會上對在滬各黨派代表及各界人士的演說中說：「今後，尤當全力聲援唐都督『袁氏不倒，決不罷兵』的主張」。

護國戰爭中，護國軍在各個戰場，為了摧毀帝制，捍衛共和，英勇殺敵，不怕犧牲的英雄史跡，足為後人楷模。馬伯安在一九四五年護國首義三十週年撰文《雲南護國起義感言》作為此評述：「唐繼堯激於大義，意能不能聲色，當機立斷，毅然決然，投袂而起，建此非常偉業……當日躬與其役者，如蔡松坡、李烈鈞暨四方同志賢豪，或參與大計，或躬歷行間，以孤弱之力，當方張之勢，誓死奮鬥，功績所表，要皆各有千秋」。

雲南護國首義是中國近代史上的一次重大革命運動。在護戰爭中，雲南人民出人、出力、出錢，蒙受最大犧牲，在唐繼堯領導下，團結各方反帝志士，英勇奮戰，不到半年時間，摧毀了袁世凱的帝制復辟，捍衛了共和國體，雲南人民都以護國首義為榮。護國首義的光輝史實，參與者的英雄業績，是啓迪後人，教育後人的最好愛國教育題材。歷史是客觀存在的，對歷史人物的功過，是要根據他們在當時的歷史背景下的具體活動而評定。任何違背歷史事實的人為的褒貶，都是站不住腳的。至於那些毫無史德的胡編亂講，則就不屑一提了。雲南護國起義距近不上百年，去古未遠，有豐富的史料可供研究，真理總是越辯越明，通過學術討論，被攪渾的護國史，終將得到澄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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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收錄於《雲南文獻》第25期；民國84年12月25日出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