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title: 雲南起義前後 description: 閻錫山遺著 帝制運動最熱鬧的時候是民國四年（公曆一九一五年）的後半年，八月古德諾… url: "https://taipei.yunnans.org.tw/docs/%e9%9b%b2%e5%8d%97%e8%b5%b7%e7%be%a9%e5%89%8d%e5%be%8c/" updated: "2023-10-26" category: 雲南文獻全集目錄 / 第12期 tags: - 雲南起義 --- # 雲南起義前後 閻錫山遺著 帝制運動最熱鬧的時候是民國四年（公曆一九一五年）的後半年，八月古德諾的民主不適於中國論在亞細亞報發表後，楊度、孫毓筠、嚴復、劉師培、李燮和、胡瑛等所謂六君子，即組成籌安會，大為鼓吹君主立憲，此為帝制運動的正式開始。楊度是個反對滿清的人，他在日本時曾有兩句名詩：「仗劍西望淚滂沱，胡運炎炎可奈何！」但他是一向主張君主立憲的。遠在籌安會成立之前三月，他就撰有君憲救國論。劉師培是個左傾學者，他參與籌安會，並非主動，他有一次曾到山西，但始終未勸我贊成帝制，因他與我的警務處長南桂馨私交甚篤，經南介紹，我對他談話較為懇切。我曾告訴他說：「今日大勢所趨，世界各國均向民主途徑轉變，中國民主力量雖尚在萌芽時期，但亦是日長一日，諸君子出謀籌安，固有苦衷，然逆勢亦當顧慮。」他對我這話未表贊成，亦未表反對。 籌安會幕後操縱者主要為袁之長子克定。袁克定為實現繼承帝位的迷夢，曾特地為他父親專印了一份偽版順天時報，內容與一般人看的順天時報烱異，其中臆造了多少勸進擁戴帝制的消息，以堅他父親稱帝之意。 據瞭解內幕的人說：與袁克定暗中同謀者，除楊度之外，另一要角為梁士詒。因民國三年徐世昌出任國務卿後，袁世凱曾應徐之請免去梁秘書長之職務，另設內史長以代替之。同一時間，袁又成立了一個平政院，頗似現在的行政法院，平政院中有一個肅政廳，內設若干肅政使，如同清朝的御使，肅政廳於民國四年提出一個五路大貪清的彈劾案，梁為交通系領袖，此案與其關係頗大。梁此時正處於最尷尬地位，為轉移視線，乃出奇制勝，勸進帝制。初勸袁未之答，繼通過袁克定勸之，袁亦無表示，最後以極迷信的話語袁氏謂：袁氏先氏歷代相承都沒有能活到五十九歲的，（是時袁氏已五十七歲），應以絕大喜事相冲，袁方首肯。於是美籍顧問古德諾之民主不適於中國論與日籍顧問有賀長雄之日本立憲而強的論調相繼發表，籌安會宣告成立，梁氏亦於九月十九日組成全國請願聯合會，向參政院舉行所謂「變更國體」總請願。 此外當時慫恿帝制最明朗而積極之文武大員，各省疆吏以奉天上將軍段芝貴為首，中樞大員以內務總長朱啟鈴為首。段芝貴脅持各省通電請袁速正大位於前，又復聯合東北首長孟思遠、王揖唐、朱慶瀾、張作霖等力諫中央討伐唐、蔡於後。朱啟鈴密電各方策商帝制於前，又復主持所謂登極大典籌備於後。這一段時期，我所收到有關帝制的電報中，除統率辦事處者外，即以段芝貴與朱啟鈴領銜者為最多。 統率辦事處是在袁氏親自主持下發縱指揮全國軍隊的機構，他成立這一機構，理論上是為了負起「大總統統率全國陸海軍」（當時中國尚無空軍）的責任，實際上這一機構不只代替參謀部全部職權，而且亦代替了陸軍部的大部職權，兼任參謀總長的黎元洪對此雖無計較之心，而號稱北洋三傑之一的陸軍總長段祺瑞則不能沒有不快之意。加之袁克定編練模範團與慫恿帝制之舉積極配合，段乃由不到部辦公而請假養疴，而正式辭職。 統率辦事處的要角陳宦，是黎參謀總長的次長，袁對之㥓界特殷。民國四年二月袁為安定西南，命陳以會辦四川軍務名義，率李炳之、伍禎祥、馮玉祥三旅入川，六月間准四川將軍胡景伊入覲，陳繼其任。陳宦於離京對川前同三旅長謁袁辭行謝恩，一見面就向袁曲膝叩首，袁驚異著說：「現在國家共和，不可如此。」陳以最諂媚的言詞說：「元首雖以大總統自居，而全國官民則皆奉為皇帝，元首一日不實行帝制，臣此去即一日不復返。」迨至袁氏稱帝失敗，陳始則致袁江（五月三）電請其退位，繼則通電與袁斷絕個人關係。說者謂袁氏之死，受陳宦刺激最大，亦不能謂為無稽。 於袁氏稱帝意猶未堅之持，其親私慫恿之術，可謂無所不用其極。有一次他的左右曾買通他的身邊侍從，在他清晨未醒時，將他最喜愛之玉杯拋至地上，打得粉碎。袁醒詢其放，這位侍從說；剛才擦拭桌椅時，看見床上躺著的不是大總統，是一條龍，我大吃一驚，就把玉杯摔破了。袁當給以巨款，令其回籍，並堅囑不得以此語人。 長江巡閣使張勳是口口聲聲不忘舊朝的一個滿清舊臣，同時亦是贊成袁氏帝制之死硬派，由於他自己和他的軍隊一直保留著頭上的辮子，不肯剪去，所以袁氏始終對他有「帝其所帝，非吾所謂帝也」的顧忌，為此他會明白通電表明他矢志擁袁的心跡。但在帝制運動白熱化的時候，張勳突然電請袁氏效舜禹之對唐虞，勿宣統帝號，維持清室優待，於是袁氏原擬封溥儀為懿德親王，君臣互易之舉，乃不得巳而中止。 袁氏決意稱帝之後，奉命代行立法職槽之參政院遂決議選舉國民代表，解決國體問題。民國四年十月間，各省國會代表先後選出，北京辦理國民會議事務局乃規定十月廿八日起至十一月廿日止，為分省決定國體投票日期，票面悉印「君主立憲」四字，投票時贊成者寫贊成二字，反對者寫反對二字。投票結果，代表人數一九九三名，贊成票亦為一九九三張。接著由國民代表推戴袁氏為中華民國大皇帝，並委託參政院為國民代表大會總代表，恭請大皇帝正位。十二月十二日袁氏下令承認帝制，並於同月三十一日明令改民國五年為洪憲元年。 日本原本慫恿帝制最力，袁氏受其影響亦最深，比及國體投票正式進行之時，乃一反以前態度，英、俄亦復如此，其心叵測，概可想見。日本皇室為慫恿袁世凱積極稱帝，曾向袁示意，日本的施為向以中國為嚆矢，中國的民主實足以動搖日本皇室萬世一系之基礎。今日勸中國恢復帝制，不僅為中國，抑且為日本，中國如廢共和而行帝制，日本以帝國而扶助帝國，自屬名正言順，當可共存共榮。若仍續行共和，自非日本帝國所願，今後一切，難望援手。北京統率辦事處給我們的世（十月卅一日）電中會說：「大隈首相屢次宣言謂：『中國宜改國體，如內無亂事，日本決無可干涉之理。』又對我陸駐使（陸宗輿）密談：請中國安心做去：日必幫忙。英使朱爾典，因主座謙抑曾面謁勸進。俄使於十三日接政府訓令復電稱：俄願即行承認大限於十八、二十等日演說，亦謂：中國改革，不致內亂，外交方面頗稱順適。不意日本新外交大臣石井到任，意欲見好於野心派，主張託詞中國上海長江一帶恐有內亂，以好意勸告中國暫緩改變。」旋該處江（十一月三日）電說：日本代理公使小幡西吉約同英公使俄公使於十月二十八日（國體投票開始之日）赴外交部，勸告將實行帝制之計畫暫為延期。此時袁氏及其左右勢將騎虎，自然不會接受。由此我深深感到當國不去滿足自身慾望的貪心，不只要惹國內的不容，並且要受國際的愚弄。平心而論，不能說袁世凱不是聰明一生，糊塗一時，致成身敗名裂。 袁氏稱帝，其親近諸老如徐世昌、段祺瑞、馮國璋、主士珍均不表同情。徐世昌時為國務卿，在一次會議中，袁氏對帝制問題問到他時，他背向後仰，默而無言。段祺瑞於辭去陸軍總長後，居家養疴，據說袁曾給他派了一個廚師，他不只不敢用這個房師為他做飯，連他如夫人亦不敢用，每餐均由其原配夫人親自烹飪。王士珍雖然繼段為陸軍總長，實則當時陸軍部的職權大部為統率辦事處所代替，陸軍部已成了一個閒散機關，故王亦閉門不出，以避煩擾。馮國璋是與英國公使朱爾典同被袁氏親口宣稱為擁護帝制者，但從其嗣後行為觀之，則大不然。 民國四年六月間馮與梁啟超相偕晉京。馮謁袁時，談及南方對帝制的傳言，叩詢袁的真意，袁曾對他說：「我現在的地位與皇帝有何分別，所貴為皇帝者，無非為子孫計耳！我的大兒子身有殘疾，二見子想做名士，三兒子不達時務，其餘都還年幼，豈能付以天下重任？何況帝王家從無善果，我即為子孫計，亦不能貽害他們。」馮說：「不過到天與人歸的時候，大總統雖兼讓為懷，也恐怕不能推掉。」袁正顏厲色的說：「這是什麼話！我有一個孩子在倫敦求學，我已阱他在英國購置薄產，倘有人相逼太甚，我就把那裏做我的菟裘，不問國事了。」馮出而告段說：「你放心好了，大總統絕不會做皇帝。」馮將此話告梁，梁聽了說：「我亦相信他不會那麼傻。」但馮南下不，久籌安會忽然大肆活動起來，因此馮十分懷恨袁對他不能推誠相見。這只是舉馮之一例，徐、段、王當亦有相類的感受，以袁氏之聰明，也當然深知他們都希望繼承總統，不希望實行帝制，故對實行帝制的話，未公開前，對他們有些保留。但越是這樣，起的反作用越大。所以我認為袁氏帝制之覆滅，除討袁之革命力量為外在因素外，其親近諸老之「怏怏非少主臣」，實為一大內在因素，而此二因素又隱約間不無彼此響應之關係。 當蔡鍔悄然潛離北京，返歸雲南的時候，中華革命黨總部亦正派李烈鈞等到達雲南，策動唐繼堯起義討袁。唐繼堯通電討袁之前，曾電南京馮國璋，以察其意，馮覆電說：「國璋老矣，國事全在諸君。」唐接獲此電，方於十二月廿五日成立護國軍，宣佈起義。蔡鍔率師北進，與對方曹錕、張敬堯軍戰於四川、重慶、瀘縣、宜賓之間，一則後方彈藥不濟，一則曹、張軍頑強抵抗，蔡軍因糧彈不濟，已入困境，因其參謀長與張敬堯有舊，乃派其前往試謀停戰，張彼時亦不願打到底，因打到底，袁即成功了蔡提出停戰，正合張意，乃允其請，但提出袁倒之後，蔡須出面擁段，以此密契為停戰之條件。起初蔡不願承認，後經人勸說段之出處並非一擁可定，何必斤斤計較於此，蔡始權予承認。比至袁氏薨折，蔡鍔果與張敬堯等聯名拍發庚電，主張由段出任總統，以挽危局。 從這兩件事可以說明馮、段當時之心情與對袁氏帝制之影響。若不是馮有暗示，蔡、李等到雲南亦難迅速舉起義旗。若不是段不同情帝制，唐、蔡等舉起義旗，亦難保不遭挫敗。我所以獲知此種內幕，是因為李烈鈞、唐繼堯均與我為日本士官學校同期同學，且一向過從甚密，這些情形，他們與我有多次的電報往返。 蔡鍔原雖為立憲黨，且與梁啟超有師生之誼，但其在日本時即對革命深表同情、我與蔡氏相識甚淺，而相知頗深，他居京期間，曾力示墮落，以圖避禍。當他離京前不久，特託士官同學（我的參謀長）李敏之攜何紹基所書繡屏四幅繡聯一付贈我。聯之上集為「雅量風清兼月白」，下集為「高情澗碧與山紅」。我問李敏之說：「松坡（蔡鍔字）還說什麼沒有？」李答：「沒有。」我說：「你不要將此事告人。」李問我何故。我說：「將來再說。」比至蔡已離京，我纔告李敏之說：「松坡以屏聯贈我而無言，我就知道他已決定離開北京，當時不讓你告別人說，是怕機警的人識透其意，密奏袁知，致他不能成行。」 雲南將軍唐繼堯、巡按使任可澄，與蔡鍔、戴戡（與蔡同時返滇者）通電討袁之後，各方反應頗不一致，有的馳電詰責，有的奏請申討，有的策商調處，其態度最緩和，持論最謹慎者，為南京宜武上將軍馮國璋，他反對多所電賣，更反對輕言討伐，其沁電中會謂：「徜詰責之文電紛馳，則觀聽之惶惑易起。」又謂：「倘討不能行，行不能果，中外耳目所屬，或且覃致猜疑，竊恐擾攘之憂，將不在一方面而在全局，再四容度，關係非輕。」而馮所反對的，正是以朱啟黔為首的大典籌備處指示各省一致主張的。 推馮國璋領銜忠告，策商調處之議，原係陝西將軍健建章最早提出的。緊接著貴州護軍使劉顯世（唐、任、蔡、戴討袁通電原曾列劉之名），一面否認唐通電渠曾列名，一面表示贊同陸議，以維和平。我當即馳電各方，對陸劉之議表示贊同。旋貴州巡按使龍建章等又主張國體重大，應再召集國民會議公決。無如慫恿帝制者不知悔悟，對劉顯世、龍建章之建議公然指斥，而外間疆吏如徐州巡按使張勳，廣東上將軍龍濟光，湖北上將軍王占元，安徽將軍倪嗣沖等尤多昧於時勢，與段芝貴等同持討伐主張，並促馮國璋主稿電京，馮在此情勢下，亦只好在表面上一反其初衷了。 雲南起義以後的三數月間，醉心帝制者流，仍在力促袁氏早日登極，而袁氏則懾於國內外之趨勢，徘徊未敢出此。果然護國軍經過三個月的苦戰，李烈鈞所部在滇、桂交界處擊敗滇軍龍濟光，廣西上將軍陸榮廷應約宣佈獨立，貴州方面亦公開繼滇而起，袁氏方於三月二十二日明令撤銷帝制，然仍戀棧大總統，而不肯引退。說者謂袁氏能以撤銷帝制，尚未執錯到底，然撤銷帝制後，猶不肯放棄總統，可謂不識進退，我認為這是至當的批評。 袁氏撤銷帝制之後，滇、黔復提出總統退位的請求，接著廣東上將軍龍濟光在革命軍勢力的脅迫下宣佈獨立，浙江將軍朱瑞在軍民的事變中突告失蹤，馮國璋乃於四月十八日提出八項條件，以圖息爭。這八項條件是㈠袁大總統仍居其位，實行責任內閣制度。㈡慎選議員，開設國會。㈢明定憲法，憲法未定以前，適用民國元年約法。㈣懲辦禍首。㈤各省及中央軍隊須以全國軍隊按次編號，不分畛域。㈥去冬之各省將軍巡按使悉仍其舊。㈦滇事後派赴川湘方面北軍全行撤回。㈧開赦黨人。據馮的巧電中說：這八項條件未向各省電問以前，他已秘密商得黎元洪、徐世昌、段祺瑞、王士珍以及蔡鍔的同意，於是大多數省份均復電表示贊成。正在策商期間，北京以段祺瑞為國務卿的所謂責任政府於四月廿三日宣佈組成，而蔡、唐諸君又馳電堅持請袁退位，馮乃對原條件略加修正，要在使袁暫負維持責任，迅籌國會銳進辦法，一俟國會開幕，即行退職。馮電甫行發出，四川將軍陳宦與川邊鎮守使劉銳恆亦相繼電請袁氏退位。此時，馮國璋、張勳、倪嗣沖聯名邀請各省包括南軍滇、黔、桂、粵各省選派代表赴南京開會，商決大計，徐世昌、段祺瑞、王士珍亦有電贊同此舉，我乃派崔秘書廷獻代表前往。 南京會議於五月十七日開始，因袁氏會電馮、張、倪表示自願退位，囑與各省妥籌善後辦法，於是首先討論的就是總統退位問題。南軍代表主即退，張、倪派主不退，馮派主緩退。商討未獲定論，而獨立省份日益增多。此時除滇、黔、桂三省外，廣東龍濟光，浙江屈映光（將軍朱瑞失蹤被舉為都督），已於四月間形式上宣佈獨立，陝西陳樹藩（驅走陸建章者），四川陳宦，湖南湯薌銘亦於五月間先後宣佈獨立。張、倪堅主以南京全體會議名義挽留袁氏，因馮不願出此，會議迄無結果，而袁氏於六月六日因病逝世。馮在這一階段的手法，有相當收獲，那就是因此造成袁死黎繼，他取得副總統地位的有利情勢。 袁氏所派的山西巡按使金永有一次會開了一個已過曾參加革命者的名單，內有谷思慎、續桐溪、弓富魁等卅餘人，咨我扣捕，交他審訊，我於扣捕以前都密告他們跑開了，以是金永對我深表不滿。到了袁氏帝制運動末期，金永猶以他的十一營警備隊的既有力量為未足，又請准中央在東三省招募鬍匪，以壯其勢，我對他這種不惜擾民以逞的舉措，一再電京反對，此批鬍匪方未來晉。金永對袁氏曾上了一個很厲害的奏摺，詳敘我在山西不利於袁之種種措施，其結論大意為：北方最不安於袁政者，為山西之民軍勢力，若不消滅山西民軍勢力，則我將配合反袁軍事，由平綏路進攻北京，欲消減山西民軍勢力，非將我撤職，無以為濟。此奏摺到袁氏手中時，袁已病篤，臥床而閱，未及看完，奏摺即掉於地下。當時徐世昌、段祺瑞在袁病側，勸其病愈後再為處理，袁氏從此即一病不起，此段事係段親自告我者，當不為虛。段並曾對我說：如果項城那時看完這個奏摺，一定要撤你職，下令討伐你。 我事後想到一件事的因果關係，種下什麼因，即要結什麼果。袁世凱改行帝制有因，國人起而推翻帝制亦有因。辛亥革命推倒滿清統治，由於同盟會自身力量不夠，借重了漢族疆吏力量，其結果即種下漢人皇帝之因。幸而中國文化是民本文化，孟子所說「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的道理款入人心，民主很合乎民本的心理，故一經變君主為民主，絕大多數的人誰亦不願再倒退回君主的窠臼，以故袁氏稱帝卒遭到全國人民的唾棄。 ──摘自閻錫山回憶錄 【本文收錄於《雲南文獻》第12期；民國71年12月25日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