雲南起義與護國三傑──紀念雲南護國軍起義七十週年

（一）

七十年前的今天，亦即民國四年十二月二十五日，是雲南護國軍為擁護共和反對袁世凱洪憲帝制而奮起舉義的一天，也是民國以來最具關鍵性富有歷史意義的一天，沒有它，中華民國可能早就成為袁氏一姓家天下的中華帝國了！因此，當時北京政府明令這一天為國定紀念日，全國機關學校，放假一天，懸旗慶祝。可是民十七北伐完成以後，進入「黨治」時代，這個紀念日，似已無形停止，祇有信仰天主教或基督教的教友們，因這一天是「聖誕節」，仍然儘情歡祝。到民二十五「雙十二」西安事變後，先總統　蔣公恰於這一天脫險返京，乃把它定為「民族復興節」。民卅五國民大會於是日制訂憲法完成後，又把它定為「行憲紀念日」。可見這一天是具有多種意義的，以致分散大家的注意力，反而把事隔久遠的雲南起義紀念，從腦海中逐漸模糊而淡薄，印如現行的「高中歷史」第三冊，將雲南起義的經過，竟濃縮到三四行至多兩百字左右，而且還在字裏行間抑彼揚此，有乖史實，這就是專事培養「史盲」的歷史教學，「史盲」們也就會編導「大將軍與小鳳仙」那樣的傑作，真是令人感慨無已！所幸大陸易手遷臺以來，旅臺雲南同鄉，年年此日，例行集會紀念護國軍起義諸先賢先烈，這種愛國愛鄉的精神，是亟值吾人敬佩的。

（二）

有關紀述護國軍起義的史料，並不在少，但能保持公正客觀而不自我渲染誇大者，則不多見。即以護國三傑│蔡鍔、李烈鈞、唐繼堯三將軍而言，確乎是雲南起義舉足輕重的領導人物，然而究竟誰是主動？誰是被動？則說法不一，大抵為關係親疏、私人恩怨、黨派成見、地域觀念所囿，致不免各有偏執，莫衷一是，益以當年及身參與者，多已先後下世，無法求證，若僅憑一家之言，即輕率論斷，又何以求真求信？因此，必須將若干有關資料比較研究，則問題是非曲直之所在，也許不難發現，筆者不敏，願就此作一試探：

首先要述及的是蔡鍔將軍。蔡字松坡，湖南邵陽人，早年入長沙時務學堂，與湘陰范源廉同為總教習梁啓超及門弟子，師生關係甚密。戊戌政變後，梁亡命日本，蔡往依其師，保送入士官學校三期騎兵科就學。光緒三十年畢業回國，任贛、湘、桂省新軍教練官，以在廣西六年最久，曾任該省陸軍小學總辦、講武堂監督、常備軍標統、混成協協統等職。宣統二年，奉調至滇，任第三十七協協統，次年，武昌起義，蔡與雲南講武堂監督李根源、第七十四標管唐繼堯密謀響應，宣布滇省獨立，蔡被推為雲南都督，唐亦率部往黔平亂，出任貴州都督。民國二年，袁世凱調蔡入京，由唐繼署滇督，畀蔡以約法會議議員、參政院參政、全國經界局督辦等職，刻意籠絡。蔡則寄情聲色以自晦，祛袁疑猜。時梁啓超於民元冬自日返京津，袁亦禮遇備至，於是梁、蔡師生復常相聚晤。迨民四春夏之交，袁被迫接受日本所提二十一條後，竟僭謀帝制，由楊度、劉師培、胡瑛、孫毓筠、李燮和、嚴復所謂「六君子」者，於是年八月成立「籌安會」，以討論國體是否適宜民主共和抑君主立憲為名，並利用公府顧問美人古德諾、日人有賀長雄撰文，作中國不適宜共和之鼓吹，實隱然為袁氏帝制張目，近人陶菊隱曾有「六君子傳」一書，詳記其事，可供參考。

籌安會成立甫旬日，梁啓超即發表「異哉所謂國體問題者」一文，明白反對帝制，使袁及其左右攀龍附鳳之徒，無不相顧失色。時蔡鍔常來津與梁密商，並召前貴州巡按使戴戡偕王伯羣於十月初來京，寓前國會眾議院副議員陳國祥（貴州修文人）宅，與梁及蹇季常、湯覺頓、徐佛蘇等共商西南反袁部署。約定，王、戴分別先行南返，蔡則於十一月中旬出京，經津赴日，轉港入滇，偕戴戡於十二月十九日抵昆明，梁亦於十八日由津抵滬。蔡、戴既至滇，乃與李烈鈞力促唐繼堯舉義，唐初本持重，至是乃決心討袁，一面聯銜電袁，勸其取消帝制，懲辦元兇；一面重組雲南都督府，佈置軍事行動，以護國軍名義號召全國。袁接電置未答覆，遂於十二月二十五日宣告雲南獨立。時袁已下令改民國五年為洪憲元年，並準備元旦登基，至是不得不宣布帝制暫緩舉行。

當決定雲南都督府推舉都督時，唐、蔡曾彼此互讓，據曾參加起義的戢翼翹口述：「唐、蔡當時的確互讓都督，唐這人是好的，但除了雲南，對外面的事很隔膜，有點拿不定主意，如果不是蔡當機立斷，敢作敢為，雲南就不敢起事；而蔡在起事後，並不動唐的地位，對唐說：『外面情形我比你熟，我的號召力比你大，由我出去，你坐鎮。』所以自率第一軍出川，讓唐留守。」（見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出版「戢翼翹先生訪問紀錄」）又據曾任護國軍挺進軍第二縱隊司令葉成林說：「唐繼堯在蔡鍔到雲南前是不想反袁的。他已經做了袁世凱的官，接受了他的封典。蔡鍔如果不到雲南來，反對袁世凱也不一定要幹的。有一些人說在蔡鍔到雲南前，唐繼堯早已下令準備作戰，我是沒有聽見的。雲南起義，依我所知道的，蔡鍔是主動，唐繼堯是被動。」（見葉著：「護國運動的一段回憶」，載一九五七年「近代史資料」第五期）戢、葉俱日本士官畢業，與唐、蔡先後同學，戢在雲南擔任軍事訓練工作八九年之久，其言應是可信的。

雲南起義甫逾月，貴州即於民國五年一月二十七日響應獨立，推劉顯世為都督。時梁啓超在滬，亟欲南行，乃得日駐滬武官青木之助，始於三月四日搭日輪橫濱丸赴港，同行者有湯覺頓、黃溯初、黃孟曦、藍志先、吳柳隅、唐伯珊等，唐係奉廣西將軍陸榮廷來滬迎梁者。七日，抵港，同行諸人均登岸，獨梁避居煤艙中五日，始偕黃溯初改乘日輪妙義山丸至越南之洪崖，經日商橫山安排偷渡，經諒山、鎮南關於三月二十六日抵南寧，時陸榮廷已先於是月十五日宣布獨立，梁乃派湯覺頓先赴廣州，勸說廣東將軍龍濟光獨立反袁。龍已應允於四月九日宣布廣東獨立，但召開海珠會議時，梁的代表湯覺頓、譚學夔、王廣齡三人，則為龍的部屬槍殺，後來梁趕往廣州坐鎮，龍的態度才算穩定。此在梁所寫的「國體戰爭躬歷談」、「從軍日記」、「護國之役回顧談」三篇文章中（俱收入左舜生輯：「中國近百年史資料續編」），有明白生動的敍述，也許有人認為其宣傳意味過重，但事實經過應是可信的。

（三）

其次，要說到李烈鈞將軍，他字協和，江西武寧人，日本士官學校六期砲科畢業，曾加入同盟會及丈夫團。光緒三十四年學成歸國，任江西新軍五十四標一營管帶。宣統元年，任雲南講武堂教官及兵備處提調。宣統三年，奉派往直隸永平參觀秋操演習，適武昌起義，九江、南昌先後獨立，乃回贛，任九江都督府參謀長。以安慶兵亂，率軍往平定，被推為安徽都督。民元，受江西省議會之推舉，出任江西都督。時同盟會合其他小黨改組為國民黨。民二，李舉兵討袁世凱，滬、寧繼之，是為二次革命，事敗，　孫中山、強黃克及李等革命黨人俱走日本，袁復下令解散國會及國民黨，一時登報脫黨者甚眾。民三，　孫中山在東京重組中華革命黨，被推為總理，規定入黨手續極嚴，誓約且須「附從孫先生」及捺指模，黃克強以其有辱人格，首起反對，爭之不得，乃去之美洲，李書城黃郛、鈕永建先後從之，而柏蔚、陳烱明則往南洋，另組水利速成社，另樹一幟。其同情黃克強之主張者，若李根源、章士釗、楊永泰、張耀曾等，則在東京別組歐事研究會，以示立異。觀於　孫中山四年八月覆楊漢孫論統一黨權與服從命令書云：「其時李協和、柏烈武（文蔚）俱在東京，李即以犧牲一己自由，附從黨魁為屈辱；柏既受盟立誓，卒為人所動搖，不過問黨事；譚石屏（人鳳）之主張，略同於李；陳競存（烱明）在南洋，弟前後數以書召之，亦不肯來，察此數人之言；大抵謂以黨魁統一事權，則近於專制；以黨員服從命令，則為喪失自由，」（見「　國父全集」第三冊「函電」）可見其時黨內意見之紛歧。

護國之役，李烈鈞自新加坡經海防、河內入滇，早察鍔前一日抵昆明，促唐繼堯起兵討袁，在其所著「自傳」中，曾詳述其經過，並謂行前「（孫）總理特以函電相示，余乃決作入滇之計。」此或即李入滇係奉中山之命一說的由來，但遍查國父全集函電，在民三、四年中，竟無一件致李，則此說能否成立，似尚待考。且李在「自傳」中，亦未提及中華革命黨事，或有所隱諱，而未可知。事實上，中華革命黨的對袁，當時在上海、山東、浙江、廣東都有局部或小規模的軍事行動，而是打著中華革命軍的旗幟，與護國軍是殊途同歸的。

李的「自傳」，又述及「蔡鍔抵昆明，梁啓超亦繼至，啟超趨晤繼堯，繼堯以余之檄稿示之，啟超見有語及共和黨者，立握筆修改。繼堯就商於余日：兄送來檄稿，梁先生略有修飾，兄意云何？余日：此稿數日前已寄（李）印泉在港發表，梁先生縱有斟酌，恐亦為時間所不許矣！」按護國之役，梁從未一至昆明。檄稿於起義時發表，梁尚滯留上海，從何握筆修改？所述與事實相違，難以取信。「自傳」成於民國三十三年，時李寄寓重慶，年老多病，記憶容或有誤，亦事所恆有，但雲南舉義，李到昆明早於蔡鍔，與唐且為士官同期同學，然必待蔡來始決定奮舉義師討袁，可見蔡對唐之影響力，略勝於李，亦極明顯。再於「自傳」中，對梁啓超甚有微詞，此自係黨派成見所致，而梁於五年七月致電繼任大總統黎元洪（時袁已死），推崇李之勳勞，謂「滇第二軍總司令李烈鈞，勞苦功高，昔任封疆，既積經驗，年來憂患飽經，益復斂才就範，似宜優加倚畀，竟其賢勞。」（見飲冰室全集：「護國之役電文及論文」）是則梁之休休有容，其雅量也是不可及的。

至於護國之役有無黨派問題，也是世人所注視的重點，據戢翼翹對近史所訪問的口述，極為扼要，他說：「當時無黨派觀念。固然蔡松坡是梁啓超學生，與進步黨關係較深，戴戢也是進步黨，但當時舉義絕對不是由進步黨操縱一切的。像李烈鈞、方聲濤就是激烈的國民黨人，他們也一樣是重要角色。舉義時只想把事做成功，從來役有什麼黨什麼派。」這個說法甚為客觀公正，也很符合史實，因為當時舉義諸公，都具有擁護共和的愛國赤誠，以反對袁氏帝制為共同目標，不論生死，不計成敗，不分畛域，全力以赴。觀於蔡、唐對於都督名位，彼此相互禮讓，並未預存「爭功」之念，有了好的開始，即已成功一半。下文說明軍務院組織，更顯其具有廣大包容性，足徵護國運動之所以成功，是決非偶然的。

（四）

再次說到唐繼堯將軍，字蓂賡，雲南會澤人，同盟會會員，日本士官六期砲科畢業，學成返滇，曾任新軍管帶及講武堂監督。有關紀述雲南起義而以他為主體的專書，筆者看過的有三本：①庾恩暘著：「雲南起義擁護共和始末記」；②東南編譯社編：「唐繼堯」；③由雲龍著：「護國史稿」。（收入周康燮主編：「中國近代史資料分類彙編」），前二種為唐個人宣傳品，不無褕揚過當。後者寫成於大陸陷共之後，出版時且加增刪，其敍雲南起義云：「雲南都督唐繼堯，與蔡鍔、李烈鈞皆故交至好。蔡鍔為雲南前任都督，與繼堯前後代任，烈鈞則日本士官同學也。當二次革命之時，烈鈞屢有密電相商，滇贛默契，無如鞭長莫及，不久事敗遂罷。兩年以來，袁世凱種種專制獨裁，唐蔡已早不滿意；迨四年秋冬間：籌安會、統率辦事處稟承袁世凱意旨，一切措施趨向帝制，野心暴露，急為之備。時蔡鍔調京任經界局都辦，因密為要約，並由滬招致在外之李烈鈞、程潛、戴戡、方聲濤、王伯群、熊克武、但懋辛等，前後來滇，派唐繼禹、李宗黃赴滬，聯絡海內外革命同志，為之援助。一方面仍與統率辦事處主任兼參謀次長唐在禮虛相委蛇，賺其餉械，擴張軍隊，添編警衛二團，復派員赴日本購備各種武器，密令兵工廠修理舊槍械，趕造子彈，籌備餉項，稍有眉目。」這就是說明在李、蔡未到昆明前，唐已早有準備，並且和他的部下已經開過幾次會，表明他的決心，所以李、蔡一到，立即調兵遣將，分路出兵，充分證明一切是他主動，也是對懷疑他事前游移兩可的一種有力的解釋。

也有人研究過，雲南護國運動的真正發動者，應該是雲南新軍軍官，但新軍軍官中以畢業日本士官學校者為最重要，又以六期畢業生為最多，且除蔡鍔、李烈鈞、方聲濤、韓鳳樓外，幾全為雲南籍。但地方觀念極為淡薄，毫無排斥外省籍不願接受領導的表示，尤為難得，茲列表如下：

護國軍軍官出身日本士官學校簡表

除上表外，尚有護國第一軍所屬第一梯團長劉雲峰，及第一支隊長鄧泰中，第二支隊長楊蓁。劉係直隸人，保定軍官學堂畢業，曾任雲南第二師參謀長、第三旅旅長。鄧、楊俱滇籍，雲南講武堂畢業，為填軍中反袁最力者。

初，護國軍編制三軍，蔡統第一軍配合黔軍戴戡部攻川；李統第二軍，入桂；唐任第三軍，坐鎮。蔡部作戰最激烈，但兵員既少、械餉兩缺，補給不易，戰局始終膠著於川南敍、瀘一帶，後來四川劉存厚、鍾體道相繼響應護國軍，聲勢始大。迨浙江繼兩廣之後宣布獨立後，袁世凱乃取消帝制復稱總統，想謀妥協，護國軍則堅決要求袁非退位不可。嗣護國軍於四月十九日成立兩廣都司令部於肇慶，推岑春煊為都司令，梁啓超為都參謀，李根源副之，　孫中山亦於四月二十七日返滬，各方反袁，益趨團結，時李烈鈞率軍已由桂入粵，形勢增強。按岑春煊，字雲階，廣西西林人。清末，曾任兩廣總督，龍濟光、陸榮廷均其部屬。岑與袁世凱為政敵（詳見拙文「清末民初之岑春煊」）。二次革命，岑即與國民黨合作倒袁，事敗，走南洋。聞護國軍起義，乃約同章士釗、張耀曾，東渡日本，以個人名義，向日方洽貸日幣一百萬元及兩師砲械（見岑著：「樂齋漫筆」），於四月十八日返抵香港，遂被推為兩廣都司令，不但以其資望，且能獲取日援，大有利於護國倒袁之發展，以後岑得躋身民國政治舞臺，出任廣州軍政府主席總裁，為歐事研究會後身之政學系國會議員所擁護，實種因於此。

（五）

兩廣都司令部成立不久，復於五月八日擴大改組為軍務院，以為護國運動對內對外的領導機構，會合各方反袁力量，具有廣大包容性，以促進團結合作，泯除黨派猜嫌，此皆出之梁啓超的苦心設計。軍務院設撫軍長一人，推唐繼堯擔任，撫軍副長一人，岑春煊擔任，唐遠在昆明，則由岑代理，其對唐之尊重可知。茲列軍務院職官表如下：

軍務院職官表

軍務院成立不久，陝西陝南鎮守使陳樹藩逐走將軍陸建章於五月十八日宣布獨立。五月二十二日，四川將軍陳宦被迫獨立，五月二十七日，湖南將軍湯薌銘亦宣告獨立。袁世凱做不成皇帝，連總統名位也無法戀棧，便於六月六日氣憤而死，由副總統黎元洪繼任。擁護共和的護國運動遂大功告成，但決非一黨一派之力。而係全國人心之所向，全國團結所致：尤其軍務院為促成全國統一，以免製造南北分裂，特於七月十五日通電撤銷，此種廓然大公，不爭名位不攘權利的精神，為民國史創下成功的先例，值得吾人效法，然後紀念七十年前的雲南起義，才有其珍貴而又偉大的意義。

【本文收錄於《雲南文獻》第十六期；民國75年12月25日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