伯英先生百齡冥誕紀念

伯英先生是三民主義地方自治的專家，舉世聞名。民國十四年底，我到黃埔軍校時，就聞知他參加辛亥護國兩次革命的英勇事績，和衷欽佩。十五年三月中山艦事變彼，先兄果夫從上海來粵代蔣公主管黨的組織，曾告訴我在上海招收軍校學生及教導團士兵，幸得伯英先生的協助，順利有成，因為那時伯英光生在上海領導陸軍四校同學會，利用人事關係，較易進行。到了北伐勝利時，重新建都南京，就開始建國工作，十七年成立建設委員會，統籌全國的經濟及工業建設，其時我曾在短時間內擔任該會的第一任秘書長，而伯英先生則為該會委員，于是我常有機會和伯英先生相見。記得各項建設的規劃，得到伯英先生的幫助不少，他能運用其地方向治的理論，在基層工作上特別重視，依據地方向治開始實行法，以查戶口、量土地、興水利、闢荒地、造森林、開交通、教工藝、雄行合作、管理糧食等為推行地方經濟建設的初步。當二十四年確定國民經濟建設計劃時，各地方多已開始實行地方自治的許多建設，奠定抗戰時期各地經濟穩定的基礎，這可以說是伯英先生對于國家最大的貢獻。在這十數年間，我和伯英先生接觸較多，記得江寧實驗縣的設立，將縣黨部改為直轄中央，就請伯英先生為指導員，兼指導委員會主任委員，推行地方自治新政；同時主持中央地方自治計畫委員會，領爭專家百餘人，分組研究；並組織考察用分赴江浙贛皖各有市實地考察。此後曾擔任過雲南省黨部主任委員及省主席，他對于工作的負責認真，態度嚴正，樂觀進取，不爭權利和地位，一心為國為民，實在事事都可做為我們後輩同志的模範。到了抗戰軍興，我從事教育行政，以迄十數年前由美返國而從事文化復興工作，這數十年間，狠少機會和伯英先生見面，時深繫念。不意其歸道山後，忽已數載，茲又值百齡冥誕，回首前塵，不勝或慨系丸。申慶璧同志寄示中國五權憲法學會各單位發起徵集有關文字，出版專刊，以彰潛德而勵來茲，因就其對地方自治的貢獻，略加記述，以資紀念革命前輩之遺徽。

【本文收錄於《雲南文獻》第十六期；民國75年12月25日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