弘揚愛國精神與追求和平發展： 紀念孫中山先生逝世 100 週年暨抗日 戰爭勝利 80 週年

作者：簡漢生

前言

時光荏苒，孫中山先生逝世已屆 100 週年，自 1945 年中國抗日戰爭勝利、日本無條件投降至今，也已有 80 週年。在這漫長的歲月裡，不僅中國，甚至整個世界，都經歷了驚天動地的變化。我們在紀念這些偉大歷史人物與事蹟之餘，更應撫今追昔，以史為鑑！除了代表在台灣的雲南鄉親向孫中山先生救國救民的偉大情操致以崇高敬意外，也要向在八年抗戰中英勇犧牲、遭受迫害的所有軍民同胞，表達我們由衷的崇敬與悼念。

孫中山先生與民族振興

孫中山先生離世已 100 年，但先生的人格風範與重要主張，至今仍是中華民族團結奮鬥、生存發展的燈塔。中山先生為了挽救危亡的中華民族，毅然倡導革命，建立民國，以革命方式推翻滿清，實現「救亡圖存」的消極目標。然而，他更著眼於積極建國的方向：如何讓中國富強康樂，與歐美列強並駕齊驅，才是其革命理想的核心。因此，他以中華文化結合西方文明精華，提出「民族、民權、民生」的三民主義的理念，作為建國理論基礎；並進一步倡導恢復固有道德與智能、學習歐美長處、權能區分、自由、平等、均富等方針，以實踐三民主義。這些理念在今日仍具前瞻性與可行性，並且能與時俱進。 然而，在台灣，民主進步黨執政時期推行「去蔣化、去中國化」政策，使兩岸關係陷入緊張，實非全民所樂見。

我們一方面感佩於中山先生政治思想的博大精深，在百年之後仍能被兩岸所共同遵從實踐，但另一方面我們必須要嚴肅且憂心地來檢視一下在中山先生所揭櫫的政治理想下，我們究竟是處在怎樣的生存發展環境之中？在民族問題來說，分離主義的思想及活動在台灣、西藏及新疆等地都有不同程度的嚴重性，尤其令人憂心的是在這些分離思想與活動的背後，或多或少都潛存著國際上若干帝國主義思想居心叵測運作的痕跡。這些看不得中華民族復興、容不得中國和平崛起的野心家們存在一天，就不由得我們不提高警覺，步步為營。否則一旦處理不當，一定會對我中華民族的生存發展造成嚴重的傷害。

在民權問題來說，台灣全盤地採納了西方的民主選舉制度。但由於配套措施不夠完善，且在選舉過程中公權力沒有確實伸張，以至於民粹橫行、抹黑造謠、黑道介入、派系鬥爭、賄選買票等選風敗壞之事時有所聞，與真正民主政治「選賢與能」、「天下為公」的理想有極大的落差，也存在著極大的改革空間；而在中國大陸，如何以中國共產黨為基礎，擴大政治參與，使民瘼、民隱能下情上達，反腐、肅貪能切實執行，恐也需要長時間的努力。

在民生問題來說，如何在全球化激烈競爭的環境中，爭取有利於我發展的條件，漸次改善區域發展失衡及城鄉差距與貧富不均的現象，都是兩岸共同面臨的問題，必須努力克服才能確保社會的安全。我們尤須體認今天世界上每天無形中在激烈進行的就是資源爭奪與分配的戰爭，中國的和平崛起必將引起全球資源的重分配，如何從世界既有資源分配者的手中，逐漸站穩腳步，且能進一步不僅分享到資源，甚至慢慢變成資源分配者，都需要極高的智慧、實力、耐心及技巧，這才是我們今天面臨的最大挑戰。由此看來，中華民族在今天仍面臨著民族、民權、民生的基本問題，需要我們共同努力來面對、解決，也是兩岸應共同攜手奮進的重大課題。

愛國精神與抗日戰爭

日本自 1867 年明治維新以來，其政府領導階層的主流論述，即是以侵略中國作為其獲取國家利益的必要方法。帝國政府的「大陸政策」，不論其內容為「北進」或「南進」，目標都是想侵略中國。1924 年孫中山先生即嚴肅質問日本究竟要成為「西方霸道之鷹犬」或「東方王道之干城」。可惜，日本終究選擇了軍國主義之路。因此，日本在 1894 年發動甲午戰爭後，更於 1915 年向袁世凱提出欲併吞中國的「廿一條」、1928 年發動阻擾國民革命軍北伐統一的「濟南五三慘案」、1931 年發動佔領東北的「九一八事件」、1932 年發動「一二八淞滬戰爭」，乃至於 1937 年「七、七」的盧溝烽火，中華民族實已被逼迫到生死存亡的關頭，全面抗戰於焉展開，直到 1945 年中國勝利。

依正史的記載：在八年的抗戰過程中，除了陸上的各次大會戰及各種規模的戰鬥外，在水上、在天空與日寇進行的戰鬥亦幾無一日無之，唯以當年我海空軍之實力與日軍相比，實在差距極大。茲分別簡述於後：

• 陸軍作戰： 陸軍動員 10 萬兵力以上的會戰有「淞滬會戰」、「忻口會戰」、「徐州會戰」、「武漢會戰」、「南昌會戰」、「隨棗會戰」、「第一次長沙會戰」、「桂南會戰」、「棗宜會戰」、「豫南會戰」、「上高會戰」、「晉南會戰」、「第二次長沙會戰」、「第三次長沙會戰」、「浙贛會戰」、「鄂西會戰」、「常德會戰」、「豫中會戰」、「滇西緬北會戰」、「長衡會戰」、「桂柳會戰」、「豫西鄂北會戰」、「湘西會戰」、「桂柳反攻」等 24 次會戰。動員兵力一萬以上的戰鬥有 1,117 次；小型接戰 38,931 次。

• 海軍作戰： 開戰初期，敵海軍噸位為我 30 餘倍，且我幾無大型作戰艦艇，故在海上之制海權全由日寇所主導，我海軍基本退入內河水路作戰，尤以長江江防作戰為主。戰術上則以沿江佈雷、快艇突襲，艦炮拆往陸地組成炮隊禦敵，自沉我艦阻敵航道，陸戰隊配合陸軍作戰等為主。

• 空軍作戰： 抗戰初期至 1939 年我空軍經消耗補充後，共有各國製各式飛機 215 架；1941 年由蘇聯補充 248 架；1941 年底含美國飛虎隊志願軍共有 364 架；1942 由美國補充新機 337 架；1941 年後，我接收美機，性能已優於日機，數量亦較抗戰初期接近，逐漸取得制空權。

在八年抗戰的艱苦歷程中，中國軍隊傷亡共約 360 萬人；民眾傷亡 3,500 萬人。無論國軍、共軍，乃至於各地方上完全不屬於國、共的自衛隊、保安團、甚至是鄉里、宗親純屬保境安民的各種武裝力量，那怕裝備再簡陋、彈藥再匱乏、武器再原始，但大家都執干戈以衛社稷，熱血沸騰地為中華民族的生存而戰，讓日寇付出了慘重的代價。這些為了保國衛民而壯烈犧牲或負傷的烈士或壯士們，不分黨派，都是中華民族的民族英雄和國魂的象徵，千秋萬世，永遠值得我們尊敬與效法。由於發揮了高度的愛國精神，最後是中國在劣勢兵（國）力對優勢兵（國）力下，獲得了最後勝利，也實踐了中山先生收復台灣的遺願。

八年抗戰中，雲南作為大後方最重要的基地省份之一，無論是軍、民、勞務的支出乃至於糧秣物資的供應，可說都發揮到了極致。當時的大後方雖有大西北及大西南，但真正以擁有經濟、人力、物產等豐厚資源的實力來說，最重要的其實就是大西南的川、滇、黔三省，而我雲南尤因地理位置的特殊，變成了國際軍事及戰略合作的中心。舉凡滇緬公路、中印公路的修築、中印油管的鋪設，乃至於駝峰航線的開闢、雲南各軍用機場的修建、中國遠征軍由滇入緬作戰等劃時代的大事，都在雲南這樣一個邊陲省份陸續展開。凡我雲南子弟，都應該為我省的先烈先賢在那個年代裡為爭中華民族生存而做出的努力與奉獻感到光榮與驕傲。

其中，尤以滇西會戰主戰場就在騰衝地區，依國軍第 20 集團軍騰衝會戰概要上記載，我軍自日軍手中奪回騰衝的經過有如下的描述：「頑敵家家設防，街巷堡壘。星列棋佈，尺寸必爭，處處激戰；我敵肉博、山川震眩、聲動江河、勢如雷電、屍填街巷、血滿城沿⋯苦戰數晝夜，卒能將困守騰衝之日寇全數消滅」！而自強渡怒江收復怒江以西的失土至克復騰衝止，歷經大小戰役 40 餘次，生俘敵軍官 4 員，士兵六十餘名，斃敵少將、大佐、聯隊長以次軍官 100 餘名、士兵 6,000 餘名。繳獲各式槍、炮、軍械、車輛等無算，而我軍亦傷亡官佐 1,234 員，士兵 17,075 員，是我雲南鄉親在對日抗戰歷史中最光輝也最慘烈的一頁，可謂驚天地而泣鬼神。

如今這些為國犧牲的陣亡將士安息在騰衝國殤墓園，雖時隔 81 年，仍覺國殤忠魂、英烈千秋、蒼松翠柏、長祐忠靈、令人盪氣迴旋、久久不能自已。

生存發展與和平追求

抗戰勝利至今已 80 年，日本雖曾奉行和平主義，但始終未就二戰侵華暴行做出正式懺悔與道歉。相較於德國的深刻反省與制度保障，日本部分政界卻仍否認歷史、修憲擴軍、參拜靖國神社，甚至美日結盟將台灣視為戰略棋子，令人憂心軍國主義復燃。

中國人民的態度是：「仇恨可以放下，苦難可以不計；對軍閥罪行或可寬恕，但歷史教訓絕不可忘。」若日本不加以自省，再挑起事端，必將付出沉重代價。

筆者有一些感想及體驗願提出來供有關單位參考：

一、歷史史實應尊重史實，還原歷史真相。若能顧及上述原則，對促進兩岸同胞產生愛國情操，團結民族意識，都具有重大的啟發作用。

二、雲南地理位置，民族背景均甚特殊，不僅直接與緬、老、越交界，且又面向整個中南半島，乃至於南洋及南亞，應加強經濟建設、培養國際視野，成為區域交流樞紐，鞏固西南邊陲。

結語

在中山先生逝世後 33 年 (1925 至 1958) 的時間裡，中國人民的苦難未曾稍歇；神州大地發生驚天動地的變化：全面對日抗戰，千萬軍民化為枯骨，億萬生靈塗炭。好不容易熬到抗戰結束，內戰又起，導致華夏子民再度流離失所。自 1958 年金門「八二三」炮戰後，兩岸開始休養生息，發展經濟，讓兩岸苦難的同胞獲得中國歷史上難得一見的繁榮生活。我們共同祝願兩岸早日能異中求同，化解一切的歷史恩怨，攜手弘揚中山先生「和平、奮鬥、救中國」的理想，實現中華民族的和平崛起與偉大復興。這不僅是我們這一代的共同責任，更是對抗戰犧牲的軍民同胞最好的告慰。

國父墨寶：孔子禮運大同篇